中国与西方的价值观博弈

因此，从西方观点的角度来看，中国“应该”是民主思想革命的一部分。同时，西方特别是美国受到了明显的地方社会问题困扰。犯罪、吸毒、家庭破裂、枪击、无家可归和种族关系紧张在美国非常盛行，以致克林顿总统和他的顾问质疑美国的个人主义民族精神是否做得太过火了。111993年，克林顿站在马丁·路德·金发表最后演讲时站的讲坛上，重复了他的话：

我为自由而战……但不是人们不顾后果任意自相残杀的自由，也不是为了孩子进行生育和孩子的父亲离开他们并抛弃他们的自由，就像他们一事无成。12(www.xing528.com)

不仅是保守者和宗教人士，像华盛顿邮报的大卫·布罗德和迪翁这样的传统进步派机构成员也加入了自我批评的统一论调中。与此同时，亚太地区正享受着社会凝聚力和经济成功。正如我们在第二、三章所述，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社会混乱在西方社会达到顶峰，亚洲领导人正用怀疑的目光看着美洲和欧洲的社会混乱。他们大都自豪大多数亚太国家有能力在实现惊人的经济成长的同时免受“个人主义泛滥”的侵害，而“个人主义泛滥”的侵害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是很普遍的。然而，虽然他们的领导人虚张声势，但他们对自己的成功并没有安全感，他们深知要想持续的发展就需要把自己的产品卖给美洲和欧洲市场。对失去美国市场的担心成为了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驱动力。1985年，当李光耀被邀请向美国的两个议会致辞时，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他曾说道：反对美国市场的回归保护主义，并要求更加开放的美国市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作为一个非正式的团体在1989年成立，但毫无疑问的是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美国和亚洲成员间的自由贸易。13当美国开始筹建北美自由贸易联盟时，这一问题被摆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上，因为美国的行为即将要把和亚洲国家的贸易及投资归入二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