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整个亚太地区的民主思想不断扩张，从根本上改变了“亚洲价值观”的论述，因为它提出了一个观念——从本质上讲民主并非亚洲人所原有。尽管李光耀坚持声明民主没有“一个好的政府”重要。印度尼西亚跟随着韩国、菲律宾以及泰国进行了各自的民主改革，让民主在儒学思想、佛家思想、基督教统治的亚洲国家中成为政府的基础。2竞选活动的盛行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这个意义上的大多数民主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开放”或“自由”的民主。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全国大选的竞选方式没有任何限制。3
新加坡思想学派的“亚洲价值观”跟近几年亚太地区的做法相悖，他们认为亚洲国家民主政府的行为应该受限于执政者的方针。但是，在狂热的竞选大战背后，韩国、印度尼西亚这两个新民主思想国家表明仍然存在“亚洲价值观”批判“亚洲民主思想”的正确元素。4首先，竞选的最终结果和政府民主选举之后，政客们不得不尊重和顺从民意。其次，当总统行使自身权力时，联盟（开始时通常是临时和松散的）瓦解了，反对者和所谓的盟友开始反对他。凭借着“流行”的“党派之争”，每个人都设法把民众的声讨转移到其他政党。倒退到党派之争（一个鲜为人知的“亚洲价值观”）和联盟的瓦解从总体上揭示了中央集权主义和专制的推动力陷入了激烈的民主思想当中。(www.xing528.com)
这种模式的出现给我们没有做到引进深厚文化的教训：例如，关于在不成熟的社会中民主治理的难度；以及关于执行权和立法权之间不和谐或不明确产生的危害。5还有很多有重要的文化内涵的教训。第一点：东方和东南亚的政客总是迎合不同选民对“西方”民主的期望。如果民主下的选民期望一致性，政客们就会在他们面前发表演讲，程式化地建立共识和精心的策划让选民的声讨瓦解，转向最能阐释韩国、爪哇等文化体制驱动下的对选民期望的政治回应。考虑到这两个国家是统一价值观和顺从统治者的文化期望的发源地。这两个新民主思想国家都表现出这方面的文化特色，但在之后的调查中显示，尽管这两个国家很相似但有很多细节的文化特色都不同，甚至连对传统的强调也有细微的不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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