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危机对于亚洲价值观争论的影响

第二个引发“亚洲价值观”争论巨变的事件已经在第一章提到：1997年8月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次危机让“亚洲价值观”论述产生的最具戏剧性的结果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体的瓦解，以及看到自由思想被推翻的新奇感：落后的经济管理本不“应该”预示民主的来临，但它却是这样预示了。新秩序的瓦解大体上改变了东盟和亚太地区的平衡，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成为仅存的有力支持者和温和权威主义统治的开拓者。世界第四大国家民主化道路（在其他亚太国家民主化10年之后）的缺陷是最后一步取消掩盖霸权主义的“亚洲价值观”的合法地位。

货币危机会同样影响必胜主张，这个主张认为常见的工作和商务“亚洲方式” 有固有的优越性。但正如第一章所看到的，这已经被儒学必胜信念取代了（至少李光耀是这么认为的），因为韩国、日本、新加坡都成功地经受住了货币危机的考验。虽然这样的议题有成见和过于简单化之嫌，但经验证据也不易忽视。《远东经济评论》的汤姆·霍兰德甚至都没有暗示“儒学价值观”论题，就已经提到：在亚洲地区“沿着北纬20°”一条“新的裂缝”正在产生，这条界限几乎精确地符合儒学思想中心地带的边际线。17

霍兰德把他的评价直接基于他对货币危机和经济趋势的解读，而不是基于文化的解读，但很明显这样的观点可以轻易地满足儒学必胜的信念。儒学成功范围里的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的，这是“亚洲价值观”争论早期的误解。(www.xing528.com)

然而，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更引人注意的特征是金融危机对东盟必胜主义毁灭性的影响。几乎一夜之间，东盟从一个社会经济地位上升的、坚定而自信的国家联盟，转变成了防御性的、迟疑不决的、内部四分五裂的失败者集合。与亚洲对话的欧盟大使克里斯·帕顿，就在2001年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之前毫不隐晦地说道：“如果东盟的分组有更清晰的议题的话，欧盟会更容易集中在他们身上。”18新加坡是在危机中唯一没有遭受重大创伤幸存的经济发达国家成员，在寻求重大投资的目的地时，避开了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地方，除了东南亚。同时，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正希望通过假借东盟加三（“三”指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东亚经济核心会议的发展来克服它的弱点。甚至连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干涉原则也被重塑为“加强互动”，以便成员国不必伪称东盟内部并不存在严重的问题，如缅甸对泰国的军事行动和印度尼西亚对它北边的所有邻国进行的环境（烟雾）行动。19东盟的未来很成问题，但它弱点的反动力是否会导致“亚洲价值观”观点（reaction）本身的扩散，以及它20世纪80年代的必胜主义是否只是转变成了更具防御性的自我主张和团结的形式，这些仍将拭目以待。

其他的亚洲和全球经济政治危机的教训的展现，有一些可以相对确定地说明，他们都没有一个符合“亚洲价值观”或自由经济的权威观念。第一点是目睹了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菲律宾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这证明了像一个政体衰落的触发器。二是在财政和货币问题上保持强硬的政治手腕看上去是保护经济和政体的合理有效方法。马来西亚在这一点上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亚洲大多数热忱的自由全球化贸易支持者已经间接地提过这个启示：李光耀在2000年6月对《亚洲周刊》说马来西亚正生龙活虎。停止使用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是不正确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已经像任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一样正常运行。所以马哈蒂尔是正确的。在同一个面谈中，李光耀提出缅甸和越南已经颠倒了他们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这毫无疑问地使李光耀在那个月之后意识到越南官员高层访问中国是为了学习在不失去政党控制力的情况下实现改革的方法。考虑到所有的政体（不管民主还是不民主）有既得的幸存利益，这些启示的巨大影响远远超越了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