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儒学社会政体和伦理关系的新活力

到了7世纪，儒学，而并非佛家思想，开始吸引最聪明的人才并成为了新兴学术研究的主题。这一发展让儒学新时期的改革成为可能：这就是西方所熟知的新儒学。而佛家思想已经被弱化成一种文化力量，甚至还曾经一度被官方禁止，虽然最后进行了调整，并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新的学术儒学中，现存的儒学社会政体和伦理关系也呈现出新的活力。孟子定义的伦理五常被再次强调：君大于臣（或民）、父大于子、夫大于妻、兄大于弟以及朋友平等。友情是儒学秩序中唯一显然没有分级的关系，但实际上朋友倾向于建立兄弟之间的关系。慈父般的政治思想（模仿丈夫和父亲仁慈的家长作风）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最后并最为重要的是，伦理上正直的学者扮演的帝王不可或缺的顾问和大臣的角色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占据中心地位。考核体系被简化为儒学思想手段，变成了通向政府服务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形式。所以诞生了延续到20世纪的中国管理体系，直到1911年的民主思想革命才被推翻。

考核体系（被公认为是儒学跨进其他东亚地区的催化剂）是新儒学复兴的关键，因此在本书有必要稍微深入地探讨一下。新儒学把考核体系转变为儒士复制自己的渠道。儒学希望培养既存的神圣秩序的意识，以便于重现神秘的社会和谐的黄金时代。因为它重视“发现”已知的真理，考核应该在循规蹈矩的传统下进行，用来确保下一代的管理者、学者和政府大臣意识形态的稳定，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可以这么说，考核似乎完全是保守的。但这个描述忽视了人文理想主义，也就是隐藏在新儒学教育政体和儒学对教育的民主化推动力之后。如果回到儒学的源头，我们会发现文化和求知一直是美德和仁慈观念的中心。因此，孟子是这样表述的：“仁义之道是君子与畜生的区别点。普通人失去了这个明显特征，而君子仍然具有。”12成为君子只有一条路，即以孔子和（道）的道德教育。孟子认为美德是人们固有的，但它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成形，否则它会被泯灭，也只不过比“畜生”好那么一点点。荀子的思想与儒学思想相反，由相反的前提总结出几乎一致的结论：人性本恶，只能通过道德教育让人们高于畜生。不管是什么方式的儒学都认为无社会阶级差别的教育势在必行，这也是早在汉代就有的理想。13

新儒学学者郑重其事地要求教育的民主化，虽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悬殊。可以说朱熹（1130—1200）领导了新儒学运动的学术权威，他非常重视能扩展到最偏僻的乡村的普遍系统教育。14朱熹号召所有的男性受教育，但在他有生之年一直被忽视，只有忽必烈汗和他的继承者分别在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半信半疑地响应他的呼吁。后者的努力虽然有严重的遗留问题，但持续了很久。15乡村建起了社区学校，但尽管有最好的计划，还是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农家男孩在不必干农活的时候去资源贫乏、师资不足的学校上学，但书香门第和大财主的儿子们一年到头都在精英学校读书。社区学校给乡下人灌输孝顺（孝）、服从、勤奋工作、仁慈之类的基本美德，教导男孩们遵纪守法。在精英（阶层），大多数情况下私塾也会教授基本的儒学美德，但同时为了准备国家考核，教导他们像君子一样遵守礼节（礼）。在这种情况下，文人或管理者的大多数人员都来自地主和文人（或官僚）家庭，而且从贫穷的乡下人跃至上流社会只能通过大家族或宗族的牺牲，或者是靠有钱赞助者的捐款。这个体系的缺点很明显，但也没有必要对其进行苛刻的批评。毕竟，多亏了儒学才有了首个教育民主化推动。而且，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现在整个西方的普及教育只是为了掩盖教育的分歧（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与中国过去的“新儒学”起初推行阶段的特征相似。(www.xing528.com)

中国是儒学历史发展的中心地带，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越南在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当15世纪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时，越南也成为了儒学政体。韩国和日本随着新儒学的复兴把它吸纳为它们的统治伦理；虽然他们都没有正式从各自的贵族封建传统中解放出来。他们倾向于让考核制度符合已有的阶级结构，而不是效仿中国对全民的“德治”理想。所以发展各种各样的儒学会被认为是“腐化”它或让它适应某个人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