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河西经济发展的局限性
西夏时期，河西地区经济虽有发展，然而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不能与昔日汉唐之河西及内地相比。西夏境内的农业生产总的说来并不十分景气，少五谷，不少时候只能以鼓子蔓、碱蓬、登厢草、灰条等野生植物充饥度日。由于历史及其他多方面的影响，河西地区与中原内地之间的差距逐步增大。而且当时形成的这种格局，直到元明清时期都没有显著改观。河西地区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夏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其社会经济比中原地区相对落后。公元6世纪末，党项族进入氏族制末期，父权制已取代了母权制的统治地位；而同一时期，中原地区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即将到来。大约在7世纪中期，党项族逐渐进入甘、青、川三省毗邻地区，受中原王朝封建制度的影响，旧有的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由氏族制过渡到奴隶社会；此时，中原地区正处于封建社会鼎盛的唐朝时期。公元10世纪末至13世纪，党项族进入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比中原地区落后；而此时的中原地区，正处于宋、辽、金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融合与封建经济发展与繁荣阶段。从同一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比，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第二，经济基础薄弱。
河西地区的经济在汉唐时代有较大的发展。唐朝天宝年间，河西地区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处处“闾阎相望，桑麻翳野”[57]。唐中期“安史之乱”后，河西陷于吐蕃，连绵的战争迫使人口逃亡，土地荒芜，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下降，致使本已发展的河西经济，出现了停滞与倒退。可以说西夏占据河西地区之前，河西的经济就已经衰败了。西夏统一河西地区后，面临的是一幅荒凉残破的景象。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起点较低，这对以后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第三，穷兵黩武的政策。
西夏为了同宋、辽、金作战，为了镇压国内各族人民，实行全民皆兵的军事政策，全国成为一座大兵营，而作战的一切装备、供给皆由士兵自备，人民的负担因之加重。战争给西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不幸，也必然会殃及西夏的大后方河西地区。西夏大安九年（1082年）三月初，西夏“点集河内、西凉府、罗彭界、甘、肃、瓜、沙，十人发九人”[58]，准备大举攻宋。不仅西夏在河西的驻军被抽调一空，集中到宋夏战争前线，而且河西居民也被大量征调，致使整个河西地区劳动力严重不足，无法进行生产。特别是西夏后期，蒙古为攻灭西夏而在河西地区进行的战争，对河西的破坏更为严重。战争给西夏人民，也给河西地区带来极大的灾难，人民逃徙，土地荒芜，牲畜死亡，生产力遭到破坏，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
第四，自然灾害的影响。
西夏统治时期，河西地区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夏崇宗贞观十年（1110年）九月，瓜、沙、肃三州发生饥荒，“水草乏绝，赤地数百里，牛羊无所食，蕃民流亡者甚众”[59]。夏仁宗乾祐七年（1176年）七月，河西地区发生旱灾，蝗虫灾害也接踵而来，食稼殆尽。夏献宗乾定三年（1226年）五月，河西诸州草木旱黄，民无所食。这些自然灾害均给当地生产造成重大损失，对农牧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第五，货币经济的不发达。
从宁夏石嘴山、灵武和武威等地发现的西夏窑藏货币考古资料来看，西夏建国后流通的主要是北宋货币，西夏货币只占很少一部分。货币经济的薄弱，必然会对河西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带来一定的影响。河西地区出现的典当活动，不是以货币作为媒介，而是直接采用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这种状况的出现，反映了河西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是低层次、原始的商品经济，它严重地制约着河西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兴盛。
第六，丝绸之路的阻塞。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外文化的交融荟萃之地。汉唐时代，中原与西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是通过河西走廊进行交流的。这种中外经济文化的相互沟通，必然会对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公元11世纪，由于西夏的崛起，党项统治者控制了以河西走廊为通道的传统的中西商路，西夏对于过境商旅征收高额商税，“十而指一”，并且“必得其最上品”[60]，甚至过境商贾还要遭到羁留、勒索或劫掠，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于是西域各国、各地区的商贾、贡使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和安全，避开河西走廊这一传统的东西商道，绕道河湟，走公元四五世纪曾繁盛一时的“吐谷浑路”（青海道）。由于中西商路的改道，“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61]，所以青唐（今青海西宁市）吐蕃唃厮啰政权统治区逐渐兴盛，并在商路所经之处修建了一公、摩宗、敦巴、巴金、巩令、结罗、斫龙、讲朱、错凿、当标、珂诺等许多城镇。凉州虽然也是地当四冲，“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但这只局限于西夏区域的交会，不能与隋唐时期那种“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的盛况相比。西夏统治者人为地阻断商路，征收过境高额商税，闭守一隅的政策，使地当商路要冲的河西地区受到直接影响。
西夏统治时期，河西地区经济受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其发展具有局限性，与中原地区相比差距较大。
【注释】
[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2《陇右道三》。
[2]《史记·匈奴列传》。
[3]（清）张敦吾著：《重修皋兰县志》卷9《舆地上》，陇右乐善书局交甘肃政报局石印本。
[4]（苏）克恰诺夫著，李范文、罗矛昆译：《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5]《全唐诗》卷199《赠酒泉韩太守》，中华书局，1960年，第2059页。
[6]《旧唐书·张守珪传》。
[7]李并成：《唐代瓜沙二州间驿站考》，《历史地理》第13辑，第95页。
[8]（清）顾祖禹，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中华书局，2005年，第2972页。
[9]《宋史·夏国传下》。
[10]（宋）洪皓：《松漠纪闻》卷1。
[11]（苏）克恰诺夫著，刘建丽译：《西夏国的吐蕃人与吐蕃文化》，《宁夏社会科学通讯》1985年第8期。
[12]《宋史·夏国传上》。
[13]（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112《奏议》，四部备要第14册。
[14]《西夏书事》卷7。
[15]《西夏书事》卷32。
[16]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9《畜利限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汉译本。
[17]《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9《畜利限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汉译本。
[18]《长编》卷168，皇祐二年三月庚子条。
[19]黄振华：《西夏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考释》，《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20]《宋史·郑文宝传》。
[21]《长编》卷135，庆历二年二月辛巳条。
[22]慕少堂：《甘州水利溯源》，《新西北》1940年卷3第4期。
[23]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译：《文海研究》，第4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https://www.xing528.com)
[24]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译：《文海研究》第521页。
[25]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译：《文海研究》第504页。
[26]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译：《文海研究》第472页。
[27]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译：《文海研究》第521页。
[28]（宋）刘攽：《彭城集》卷8《熙州行》。
[29]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经济研究》，《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30]《宋史·夏国传下》。
[31]（民国）戴锡章撰，李蔚整理：《西夏纪》卷18，山东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256页。
[32]（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中华书局，2005年，第2991页。
[33]《西夏书事》卷21。
[34]《宋会要辑稿》第179册，兵一四之一八。
[35]《长编》卷444，元祐五年六月辛酉条。
[36]《长编》卷460，元祐六年六月丙午条。
[37]《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壬戌条。
[38]陈炳应著：《西夏探古》，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28页。
[39]《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条。
[40]（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6《神臂弓》，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第392页。
[4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戊戌条。
[42]（宋）晁补之：《鸡肋集》卷10。
[43]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页。
[44]《宋史·食货三下》。
[45]（梁）肖绎：《金楼子》卷5《志怪》。
[46]（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
[47]（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2《陇右道》。
[48]（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
[49]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页。
[50]（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40《陇右道下》。
[51]（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146《盐三十三》。
[52]《宋史·食货三下》。
[53]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9页。
[54]唐慎微：《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5，四部丛刊初编·子部，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金泰和刊本，第121页。
[55]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考古》1974年第3期。
[56]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7，法律出版社，2000年。
[57]《资治通鉴》卷216，唐纪三十二，天宝十二年八月戊戌条。
[58]《长编》卷326，元丰五年五月辛卯条。
[59]《西夏书事》卷32。
[60]（宋）洪皓：《松漠纪闻》卷1。
[61]《宋史·吐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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