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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通史: 砖雕、铜镜、漆器、石刻与书法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四层方形砖雕,纹饰有假山花卉、瓶花及折枝牡丹等,另有腾龙、狮子戏绣球图案。铜镜中的铭文对于研究金代官制、行政区划及冶铸、政令、制度等有参考价值。(三)漆器、石刻、书法这一时期,元朝的雕漆富有特色,而陇右石刻,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富有雕刻艺术,保留了大量书法精品。

甘肃通史: 砖雕、铜镜、漆器、石刻与书法

四、砖雕铜镜漆器、石刻、书法

(一)砖雕

甘肃出土的金代砖雕,以兰州临夏六盘山周围等地墓葬砖雕最多。其内容有二十四孝图、植物花卉、吉祥动物、社火戏剧等。这些独具特色的砖雕,对研究甘肃古代历史文化艺术颇有参考价值。

1953年,兰州市中山林在施工中挖出一座古墓,有墓道、主室与左右耳室各一,墓室各壁有砖雕人物图“王祥卧冰”、“子骞单衣奉亲”、“郭巨埋儿”、“孟宗哭竹”等,还有花卉、马、鹿以及假门、窗等,装饰富丽。右耳室及主室棺座正面结构为束腰状,在束腰部壶门内有砖刻的奔马和鹿。棺座中央平铺雕有牡丹花的四块方砖。

天水出土宋代弄箫吹笛模印彩绘

1980年5月,临夏发掘了一座金代砖雕墓。这座墓有明确的纪年,即金大定十五年(1175年)。墓主人王吉,身份为进义校尉。此墓属枋木结构穹隆顶单室砖雕墓,以四隅较低的建筑簇拥主体建筑,在整体上形成错落有致的布局,而穹隆形的墓葬顶、饰花卉砖雕的藻井,则是吸取了北方游牧民族毡帐装饰的风格。

临夏出土文物中有金代砖墓碑与砖雕画。砖雕有方形和长方形两种。方形砖雕有模制和雕刻两种,条形砖雕均为模制。砖雕内容丰富,其中人物画9幅,动物画14幅,花卉画97幅,几何图案画8幅。还有阴阳面、斜面线砖若干。墓壁第二层所饰砖雕均有花边装饰的花卉,纹饰有假山荷花和牡丹两种。第三层砖雕,动物纹饰为鹿衔饰如意带的荷花、鹿衔菊花,花纹则为牡丹与菊花。第四层方形砖雕,纹饰有假山花卉、瓶花及折枝牡丹等,另有腾龙、狮子戏绣球图案。北壁中部有妇人半掩门图案砖雕。通道两壁的人物砖雕,内容分别是二十四孝中的“原谷谏父”和“王祥卧冰”。二十四孝故事早在汉魏时期就广泛流行,至宋、金时期成为墓葬装饰的常见题材。

1983年,甘肃静宁发现一座金代墓葬。这座墓葬四壁全用彩绘砖雕砌成,砖雕斗拱、撩檐、板瓦及殿堂式廊柱等仿木建筑风格是宋代墓葬中常见的。据文献记载,宋初静宁县属德顺军,常与西夏纷争,后又常受金人攻扰,绍兴十一年(1141年)后,静宁为金所辖,故为金代初期的墓葬。静宁金代砖雕墓葬具有较明显的宋代风格,同时也较突出地反映了金代建筑、绘画与雕刻的特点。

这座墓室中发现的砖雕,其内容为生活画面,义妇故事,孝子故事。此外,还有象征吉祥的画面和花卉装饰画。这类画亦有彩绘和模制浮雕两种,彩绘主要是花卉装饰画,有折枝牡丹、缠枝牡丹、竹石和宝瓶生花等。浮雕彩绘有“莲生贵子”、“鹿衔仙草”、“荷叶缠枝花卉”等,这些砖雕做工精细,形象生动。

静宁金代墓葬与砖雕提供的较丰富的资料对于研究金代社会生活、思想意识以及建筑、绘画、雕刻等,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铜镜艺术

甘肃金墓中,多有铜镜出土。

“承安三年”四兽镜,镜背重圈,中间铸有四头神兽,做同一方向昂首奔驰状,边缘铸有汉字一圈:“承安三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录事任(画押)提控运使高(画押)”。

“双鲤鱼纹”铜镜,素宽缘,圆纽,纹饰为浅浮雕,宽缘内铸双鲤鱼,并以波浪纹为底,鱼口微张,腹鳍展开,背鳍高耸,富有动感。

鱼龙变化”铜镜,镜面微凸,镜背铸鱼龙变化图,整个镜面遍布多层圆形波浪纹,中间有两条正在变化中的鱼龙,头部已变成龙形,鲤鱼的腹鳍部分被两只张开的大翅膀所代替,脊鳍和后鳍均已消失,但身体仍是鱼身,两条鱼龙首尾相向都做戏珠欢跃状。这种带翼的龙头鱼身纹是金代铜镜上流行的纹样,乃是印度的巨鱼摩羯纹演化的样式,也是金代女真人的创新。铜镜左边铸有一行汉字:“陕西西路监造使(画押)”。

“吴牛喘月”铜镜,镜面微凸,镜背铸山图,上端是一弯新月挂在天空,月下托以一片瑞云,左边一山高耸,山上古木参天;下部是山水相连,在一块水陆交错的小洲上,跪卧着一头回首望月的牛,嘴部有气状物,可能就是“吴牛喘月”故事的艺术体现。铜镜右边铸有一行汉字:“陕西西路监造使(画押)”。

“巢由故事”铜镜,镜区图案是许由蹲在河边松树下作洗耳状,巢父牵牛站在河边,两人作对话状。背景是高山流水,茅屋草舍。说的是尧要让天下于巢父和许由,巢、由都不屑一顾,继续过着隐居生活[38]

这几面铜镜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与史料价值。以前发现的金代铜镜,就其风格大致可分为仿古、创新两类。仿古的有百乳镜、照明镜、鸟兽镜等,创新的有双鱼镜、双龙镜、人物故事镜等。其构图和造型风格均佳。上述几面铜镜的风格分属于仿古与创新,但又别具一格,是金朝以至历代铜镜艺术珍品中的部分代表作。

铜镜中的铭文对于研究金代官制、行政区划及冶铸、政令、制度等有参考价值。铭文中的“监造使”,为研究金朝官制提供了新资料。鱼作为装饰图案大量出现,与女真人长期渔猎生产而形成的审美观念有关。

(三)漆器、石刻、书法

这一时期,元朝的雕漆富有特色,而陇右石刻,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富有雕刻艺术,保留了大量书法精品。

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群出土的漆器,保存完好。特别是漆案,系长方形,案面上漆雕刻有“双龙串花”图案,在花叶茂盛的牡丹园地上,有两条龙左右对称嬉戏,画面充满生机。线条舒展流畅,是我国早期漆雕工艺的精品,甚至可以说是我国雕漆工艺的滥觞,更是宝中之宝[39]

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大型彩绘木屋,长56厘米,宽31.5厘米,高78厘米,屋顶是歇山顶,屋脊、梁垅、翘角、斗拱、墙、柱保存完整,面阔七间,两面正中各有一个壶门和花窗,正、背面门扇上各绘有二侍女捧物图,花窗上层是由四瓣花组成的图案。下层是壶门。左侧面也开一个壶门,内有一个老妇人的画像。这个彩绘木屋给我们保留了元代民居珍贵的实物模型。

这一时期的石刻作品,除了武威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和张掖甘州《黑水河桥敕碑》外,还有成县《吴挺碑》、礼县《赵世延家庙碑》和永昌《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等。

《吴挺碑》系纪功碑,是宋宁宗为追念吴挺世守西陲、捍卫巴蜀之功,于庆元四年(1198年)春在成州所建陵园,并于嘉泰三年(1203年)立碑。碑高6.18米,宽1.87米,厚0.46米,重约34吨。碑体镶嵌于高出地面1.8米、周长5.6米的四螭托碑趺上,螭龙碑趺用纯白石雕琢而成,螭龙径粗0.7米。正面为宋宁宗赵扩手书“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八字,下有吴挺次子吴曦《感恩表记》。碑阴为长达7680字的碑文,是国子祭酒、实录院同修撰高文虎奉敕所撰,起居舍人、实录院检讨官陈宗如书丹。该碑高大雄伟,国内罕见[40],今存甘肃成县吴挺陵园。

位于礼县县城南郊的《赵世延家庙碑》,是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书法作品,笔法流畅,刚劲有力。出土于永昌镇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阳面为汉文,阴面为回鹘文,汉字端厚雄浑,回鹘文流畅自如,叙述了回鹘族的起源与流派。

【注释】

[1]匡扶主编:《甘肃历代诗文词曲鉴赏辞典·前言》,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2](宋)周密:《齐东野语》卷15《曲壮闵本末》,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3年。

[3](宋)刘祁:《归潜志》卷4,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3年。

[4](元)余阙:《青阳集》卷1《诗》。

[5]钱仲联:《剑南诗稿注》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6]钱仲联:《剑南诗稿注》卷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7]匡扶主编:《甘肃历代诗文词曲鉴赏辞典·前言》,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01页。(www.xing528.com)

[8]匡扶主编:《甘肃历代诗文词曲鉴赏辞典·前言》,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87~307页。

[9]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附录一《重修护国寺感通塔西夏文碑铭译文》,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8页。

[10]张迎胜主编:《西夏文化概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

[11]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12]张迎胜主编:《西夏文化概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13]张维:《陇右金石录》卷3《岷州广仁禅院碑》。

[14]参阅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北宋敦煌石窟艺术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42~43页。

[15]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文物保管所编《陇东石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11月,第7页。

[16]刘治立:《宋金时期的北石窟寺》,《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17]阎文儒主编:《麦积山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58页。

[18]李之勤:《天水麦积山石窟题记、碑刻与宋金利州路、凤翔路间的分界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

[19]王亨通、杜斗城主编:《炳灵寺石窟总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3页。

[20]陈炳应、卢冬:《古代民族》,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32页。

[21]王万青:《炳灵寺石窟摩崖碑刻题记者一释》,《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

[22]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沙州回鹘敦煌石窟艺术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23]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05页。

[24]刘玉权:《西夏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25]陈炳应:《最早的唐僧取经画》,《陇上珍藏》,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

[26]王艳云:《河西石窟西夏壁画中的弥勒经变》,《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7]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马可·波罗游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9~210页。

[28]郑炳林、沙武田编著:《敦煌石窟艺术概论》,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19页。

[29]孙修身:《蒙元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44页。

[30]孙星群:《西辽金音乐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31]孙星群:《曲项琵琶抱持法分段析》,《音乐艺术》1989年第1期。

[32](宋)陈旸:《乐书》卷128《乐图论·胡部》。

[33]《隋书·奚》。

[34](宋)沈括:《元刊梦溪笔谈》卷五《乐律》,文物出版社,1975年。

[35]祁文源著,李锦生增补:《中国音乐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36]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中国美术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55页。

[37]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5~176页。

[38]丁广学、徐光禄、程晓钟、李晓斌等编:《文物胜景》,甘肃文化出版社,2000年。

[39]陈炳应:《古代民族》,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81页。

[40]胡大浚主编:《陇右文化丛谈》,甘肃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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