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先秦时期的祭祀与占卜现象

三、祭祀与占卜

生殖崇拜与图腾信仰融合、演化为祖神崇拜，而在先民心目中，祖神和那个主宰一切的至高神灵是相通的。基于万物有灵观念，先民认为人死后都有灵魂存在。而祖神崇拜意识，必然导向于对族体渊源的追溯，即首先要敬奉育衍后裔、传世创业的那位始祖，只有始祖之灵才统属于那个主宰一切的神圣力量。《礼记·郊特牲》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人们用各种方式表示对祖神的敬畏，极力取悦于祖神，祈求祖神降福消灾，保佑本族安宁。各种类型的祭祀，是向祖神表达意愿最普遍的形式。在文明社会形成前后，人们可能已经把那种主宰一切的神圣力量和自然界深广莫测且又能支配风雨雷电等可怕现象的上空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比较模糊的“天帝”观念，而祖神从属于天帝。但史前时代的祭祀活动却很可能是一元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神崇拜，是混合在一起的，先民心目中的祭祀对象只是一种人格化的神圣力量，祭祀的目的是向它表示敬畏、信赖和祈求。

永靖县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存中，发现石圆圈5处，形制大致相同，由大小相若的天然砾石围筑而成，直径约4米。保存比较完整的1号石圆圈东侧，埋有一具被砍掉头的牛骨架，西侧埋有一具羊骨架。这种石圆圈，应当是用于祭祀的建筑物；而其附近的畜骨，则为祭祀时奉献给神灵的贡品。在永靖县秦魏家齐家文化遗址，以及时代更早的天水市师赵村一期文化遗址内，都发现过同类的石圆圈，可见这种祭祀形式在甘肃史前文化中，曾有一定程度的流行。

祭祀坑的发现更为普遍。祭祀须向神灵敬献牺牲以供享用，仪式结束后祭牲即被埋入地下。文化考古学把埋牲处称之为“祭祀坑”。属大地湾四期文化（石岭下类型）的武山县傅家门遗址，发现的祭祀坑呈长方形，长1.9米，宽1米，坑内埋有猪的头骨及彩陶等器物。天水市西山坪齐家文化遗址H17祭祀坑，圆形，坑底有5具猪骨架作“丅”形列置，猪龄经鉴定皆为3～12个月的幼猪。这么小的猪通常是不被杀食的，它们显然是被用作含某种宗教意义的祭品。

进入文明时代，天帝观念与祖神观念日臻完善、成熟，并开始同政治权利相结合，祭祀活动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改进，其社会意义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据《诗·大雅·生民》的描述，姬周族始祖弃，就是通过“克禋克祀”才降生于世的。他成为部族首领后，把祭祀活动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使祭祀成为更神圣、更隆重的政举。但他所祭祀的对象，还只是自然神与图腾神混一的“上帝”，祖神概念还没有单独显示出来。直到周人立国之后，才尊弃为稷神，在他身上明确了始祖与天帝结合的祭祀理念，从而开通了由神权到祖权到族权到政权这一贵族社会政治哲学的主渠道。在日后姬周的祭统里，后稷弃居于祖神地位。《礼记·祭义》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郊祭是最高规格的祭祀，后稷与天相配，其神圣程度自不待言。《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一句被引用率居群经之首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指国家的军事力量，祀则是国家精神和制度的支柱，祀置于戎之前，可见祭祀在贵族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

立国于西汉水上游的嬴秦，不仅继承了周人的祭祀传统，而且发扬光大，在许多方面又有创新。《史记·秦本纪》载秦襄公被封为诸侯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乃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封禅书》讲得更明确，说襄公“自以为主少皞（即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襄公之后，秦国又先后在西垂建立了畦畤，在关中建立了鄜畤、密畤、上畤和下畤；祭祀对象也由白帝而扩增出青帝、赤帝和黄帝，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畤祭体系。秦国畤祭活动的深层意义在于，以“分解”天帝的方式，把本族始祖少皞尊举于天帝行列，从而张扬了嬴秦祖权和族权的神圣性，提升了秦国的位置。(www.xing528.com)

占卜是神灵崇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缘起于人们想预知事物变化结果的愿望。占卜常同祭祀活动结合进行，但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获得神灵保佑，或为了在神灵眷顾下取得某种利益；而是祈求神灵告诉人们一些重要事件的发展方向及最后结局，指点人们该如何行动，帮助人们决定取舍。占卜是人与神灵用一种奇特方式建立起来的更密切的沟通渠道，人们希望通过占卜了解神灵的旨意。

考古发现显示，甘肃地区的史前占卜主要是骨卜，即用较大的哺乳类动物的肩胛骨作卜材，火灼其骨面，依据骨上裂出的纹路（兆）以判断吉凶臧否。武山县傅家门大地湾四期文化（石岭下类型）遗存的房址和窖穴内，发现卜骨5件，为羊、猪和牛的肩胛骨，未加修饰，无钻无凿，只有圆形灼痕，有些呈“—”、“＝”、“S”等形状的阴刻符号。这是迄今所知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卜骨，距今约5000年左右。遗址内还发现有祭祀坑，说明当时宗教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已颇具地位。齐家文化时期占卜习俗更为盛行，武威市皇娘娘台和永靖县秦魏家等遗址，普遍出土卜骨，共计有70多件，以羊肩胛骨为主，次为牛和鹿的肩胛骨，只有灼痕，不见钻、凿现象。民乐县东灰山四坝文化遗址也有卜骨发现，骨脊已略加修整，但仍是只有圆形灼痕而无钻、凿。时代更晚的民勤县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所出几件卜骨，保存较好，系用羊肩胛骨经修治而成，骨身已有钻窝，有的钻、凿兼施。最具代表性的一块，加工较精致，一面光滑，上有4个钻窝，灼烧后骨背显示出清晰的兆纹。此时的骨占技术已有明显的进步。

商代占卜用材分两大类：龟甲和动物肩胛骨。黄河中下游及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即有以龟甲随葬现象，存在“灵龟崇拜”，这可能是殷商龟甲占卜的渊源，古文献中也多有南方地区向中央王朝“贡龟”的记载。而骨卜的传习，则兴起于北方及西北地区。这些地区很早便有发达的畜牧业，为骨卜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甘肃境内史前文化发现的卜骨不仅时代早，而且数量多，就是有力的证据。

史前社会的占卜术，掌握在氏族部落首领以及附属于他们的巫师手中，而进入文明时代后，最初的权力阶层正是由这些人构成的，所以占卜很自然地被过渡为贵族社会统治集团的政治工具。正如陈梦家先生所说：“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¹⁰⁾祭祀显示着神灵的存在，占卜制造着神灵的旨意，统治集团就是通过对二者的控制，把神权同君权结合起来，让神权为贵族政治服务。

因此，在文明时代，不仅祭祀活动发展到空前的高度，占卜活动也被推进到全新的阶段。尤其是商代和西周，崇占尚卜之风久盛不衰，不论占卜种类、程序、技法及操作规范，还是占卜的内容、范围、性质及社会重视程度，均已达到顶峰。在社会精神生活中向来有宗教神秘主义传统的嬴秦，当然更不会放弃占卜这个政治手段。周人除了沿袭殷商以龟甲、兽骨占卜的形式外，还创立了以周易卦爻为思想体系的筮法占卜，而秦人把这两种占卜形式都继承了下来。《史记·秦本纪》载秦文公迁汧和德公迁雍，都曾举行过“卜居”。卜问内容单纯，可能用的是龟、骨之占。《左传》僖公十五年载秦穆公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由此可知，当时秦国不仅设掌握占卜的专职官员，重要事情都要贞问，而且对筮占运用纯熟，卜官非常精通周易筮法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