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中华民国时期甘肃临时军政府的建立

三、甘肃临时军政府在秦州建立

甘肃临时军政府的建立，与黄钺有密切关系。黄钺，字佑禅，湖南宁乡人，曾留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鉴于东南各省革命形势日益高涨，而西北风气闭塞，他于1910年十月（阴历）来到兰州。黄父万鹏曾任新疆提督，与长庚（曾任伊犁将军）相识。长庚委任黄钺为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1911年10月30日夜，黄面见长庚，劝长庚“保境安民”，勿对陕用兵。长庚不听，并派黄钺率骁勇军到秦州堵防陕军。12月21日，黄部1营约500人到达秦州，驻城北泰山庙。

黄钺去秦州，名为防陕，实为助陕。黄钺7次派人与陕西军政府联系，第7次才与张云山联系上，得到不少有用的信息。这时，四川援陕军（北伐军）李树勋部到达徽县附近，黄也派人与川军联系。黄在秦州，加强了与原驻军和当地有倾向共和思想的人士的联系。此时，黄得知南京临时政府同北京袁世凯内阁达成和平协定、清帝退位、袁世凯当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等消息，而长庚、升允掩盖真相，仍令甘军攻陕不止。黄与周围同志多次讨论上述情况，出于“存甘肃联邦之资格，出陕黎于水火”的考虑，决定成立甘肃军政府，使甘肃跟上全国走向共和的步伐，在未来的联邦共和国中有一席之地，并切断甘肃攻陕军的后路，缓解甘军对陕的攻势。

1912年3月11日（阴历正月二十三日）晨，黄钺率军入秦州道署，署巩秦阶道向燊、知州张庭武、守备梁国栋、千总韩忠孝、城防军队长杜杰以及当地绅商一百余人齐集道署，建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公推黄钺为正都督，向燊为副都督，张世英为总务长，以及军政司司长李宗纲、财政司司长黄嗣、民政司司长董皓民、教育司司长陈贞瑞、厅长周希武、司法司司长周昆、交通司司长寇献琛；总司令部总司令长官由正都督黄钺兼任，总参谋长为鲁秉周，镇司令部正诏讨使刘文厚，副招讨使程傅霖，一等参谋官（参谋长）魏鸿发（绍武）。黄钺当场公布甘肃临时军政府的《檄文》和《约法》。《檄文》指出：“共和之局，满政府已有宣言。”第一次在甘肃公布清朝帝制在全国已经结束。《约法》第一条为“本军政府以维持共和、救济人民为宗旨”。第一次在甘肃举起共和的旗帜。《约法》还规定“各州县文武长官所受满清印信，均应缴销，暂以自治局关防行之”。军政府成立后，通电南京、沪、汉、川、陕，布告甘肃各县，致书省城兰州各官吏及前敌各将领，劝其反正。秦州军政府在建立过程中，军纪严明，社会秩序井然，农工商各业照常进行，学校照常上课。除了击毙反对起义的秦州游击玉润，再未出现过人员伤亡。这也是个奇迹。

秦州军政府成立的消息传到陕西前线后，正在进攻凤翔的甘军，立即停止进攻，南路战事告停。东路甘军虽已处于事实上的休战，然长庚、升允仍未下停战令。但马安良听到此消息，更坚定了不听升允作战命令的决心。即使长庚、升允再下攻陕令，也无人听从。

秦州独立对兰州政局也发生直接影响。先是秦州知府张庭武向长庚密报黄钺有异动。长庚派马福祥部马忠孝率一营军队，于3月12日进驻秦州王家磨（距城一公里）。黄钺商请张世英（原秦州自治局长）、哈铸（回族，绅士）与马忠孝取得协议，马部由秦州供给粮草，退至天水郡（距城二三公里），秦州独立问题由中央处理。3月15日，袁世凯任命赵惟熙为署理甘肃都督，陕甘总督一职被废除。但3月中旬，长庚仍掌握兵权。而且长、赵二人勾结，先后还调崔正午5个营驻天水，刘文绣1个营驻剡门镇，罗平安2个营、李宗纲1个旗驻高桥、甘泉寺。(www.xing528.com)

秦州军政府成立后，对原有部队进行整编，并招募新军，共有步、骑、炮8个营，约3000人。凡编练军队、修筑工事等具体事务，由刘文厚、程傅霖、魏绍武等负责。刘原为甘肃清军第三标管带，因倾向共和，被长庚排斥而离职。魏为陆洪涛部下级军官，因不满攻陕，从前线回家乡伏羌（甘谷）。

当时，赵惟熙还歪曲事实，诬蔑“秦州一带风鹤频惊，商市闭关，农田荒废”。此外，他攻击黄钺建立秦州军政府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军政府建立于3月11日，而早在3月6日，他同张林焱已向北京发出了承认共和的电报，由此推论出黄钺建立军政府是“盘踞秦州”，破坏全国统一。袁世凯也据此多次责令黄取消军政府。黄则据理抗辩。辛亥革命著名领袖黄兴、湖南都督谭延闿也联名致电袁世凯，说明曾派专人到秦州，“促黄反正”；认为秦州独立，对全国“共和告成，实与有力”。黄钺抗辩称：“三月初六日，赵惟熙等有无承认共和之电，钺远隔千里，无由与知，而甘军之攻取岐山，杀戮千余人，即在是日，岐距秦较兰为近，故后四五日钺即知之。尔时微闻各省久认共和，而甘陕同胞犹相残不已，实不能不就秦州反正，以遏甘军之锋。幸甘军各有所激，故三月十四日正攻凤翔间，秦州宣告独立，即为罢兵。是钺之反正，已救全多数生灵。”“赵惟熙果真认共和，何以发电后十日犹有战事，使早用总理营务处之名义，传羽檄以追回各军，亦不致多杀同胞。”^[3]双方围绕这些问题争论了两三个月。袁世凯大概出于“甘肃刻下请命中央政府，并无反抗之迹”^[4]等原因，偏袒赵惟熙。一方面说“甘肃承认共和之电，三月初六日业经到京”，另一方面又说黄钺“所陈甘省宣布共和不实各情，自应静候查察”。其实当时袁世凯政府只要公布赵、张3月6日承认共和的电文，那么秦州军政府的成立是促进甘肃共和，还是割据作乱，即可解决大半。令人遗憾的是袁世凯并没有公布这个电文，使人无由识得庐山真面目。事隔70年后，1981年出版的《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公布有赵惟熙、张林焱代表甘肃承认共和致北京大总统、资政院的电文。这通电文虽短，但可疑之处甚多。最大的疑点是“北京大总统、资政院钧鉴”的受电人（单位）。发电人似认为袁世凯之为大总统，出自清王朝资政院的提名或保举。实际上成立于1910年9月的咨询机关——资政院，确曾于1911年11月选举袁为清王朝的内阁总理，但资政院本身没有任命权，这种选举仅是提名或保举性质。如前所述，袁的（临时）大总统身份是南京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选举而来。这时，资政院已随着宣统帝退位、袁世凯宣布“帝政之终局”而消失了，连袁世凯本人也自称为“新举临时大总统袁”^[5]。这封电文居然把二者并列，说明拟电文者并不了解当时政坛上发生的重大变化。拟电文者极有可能是一位后来者，并不是当时的从政者。相信如赵惟熙这类处于甘肃政坛中心的权贵人物，又热衷于争夺权势，是不会糊涂到把二者混为一谈的。如果此电文真为赵、张所拟，也可能是袁世凯始终不愿公布电文的原因了，以免把这样荒唐的电文面世而贻为笑柄。这封电文的疑点之二是，“长帅已开缺，未经列衔”。3月6日，仍是长庚牢牢控制军政大权的时候。如果保皇派长庚不当陕甘总督了，赵、张就可以公开发出电文拥护袁世凯当民国大总统，用不着偷偷摸摸地发电文，也不会有秦州军政府的建立以及随后的一些争论了。此电文尚有其他可疑之处，就不再详列了。

以赵惟熙为首的甘肃军政府和以黄钺为首的秦州临时军政府对峙和争论两三个月后，经临时甘肃省议会特别是议长李镜清、绅士马福祥、秦州马士英等调解、协商，双方于1912年6月7日签订《和平解决条约》十四款，其中有：“兰州政府须将所颁发有碍名誉之文告，即须电致中央政府为之更正”；“兰州政府须将政纲服制，仿照东南各省一律改革，以期实行共和”，“秦州军政府在秦州已行之各种便民政策，兰州政府应催促秦州切实实行并通饬各府州县仿照办理”。条约签订后，秦州临时军政府解散。黄钺于6月21日离甘返湘。

秦州临时军政府的建立，标志着辛亥革命在甘肃达到高潮；秦州临时军政府的解散，标志着辛亥革命在甘肃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