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羌族人民三次大起义与《朔方集（上）》

东汉宁夏羌族人民三次大起义

东汉中后期，官僚、宦官、贵戚和地主恶霸互相勾结，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和剥削，加之自然灾害频仍，造成全国亿万贫民“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全后汉文》卷46），“万人饥寒，不聊生活”，甚至出现“夫妻相食”、“易子而食”的人间悲剧。而统治阶级则是家养“食客常三四百人”，“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值乐，列乎深堂”，积累的资财往往以“千万”和“亿万”计，虽已“富及十世”，仍难填餍壑。尤其是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欺压、盘剥更是猛于虎狼。统治阶级根本不把兄弟民族当人看待，污称“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与鸟兽无别”，对他们只有“长矛挟胁，白刃加颈”，任意进行屠杀。这时西北的羌族人民大多沦为奴隶，被“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怒”，而得不到最基本的人身保障和最低的生活需求。凡在民族地区为官的朝廷大小官员，都视为大发横财的好机会，极尽搜刮之能事，对少数民族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和欺凌。正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自暴的那样，就是一个小小的县官，亦“不盈数月，聊致丰积”。可以看出，到东汉后期，全国范围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形势犹如干柴烈火和蓄势待发的火山，随时都有大爆发的可能性。正如皇甫规给朝廷的上疏中所说：“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苛意小利则致大害。”（《后汉书·皇甫规传》）羌人反抗是迟早的事。

生活在宁夏地区的羌族人民当然也不能例外，他们同样“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后汉书·西羌传》，终于爆发了在滇零、零昌父子领导下的羌人大起义。羌人为了生存，几乎是全民族的男女老幼一起上阵，以自己的血肉之身与官兵进行殊死的、艰苦卓绝的搏斗，在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羌族人民前仆后继、旋扑旋起，坚持斗争长达五六十年之久，给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

宁夏羌人的起义是以一件“征调”民夫小事为导火索而引发的。

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朝廷决定撤回驻西域都护和屯田官兵，要地方官征发金城（今甘肃兰州）、陇西（今甘肃临洮）、汉阳（今甘肃天水），三郡羌人担任随军护卫和杂役。因为羌人早已不信任官府，害怕此次行动是个骗局，是被带到西域去替换屯田兵丁或充当苦力，从此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于是当走到酒泉一带时就纷纷逃散了。官府马上派兵四处堵截抓捕，并焚烧沿途羌人房舍，从而激怒羌人，奋起自卫，各部落同时揭竿而起，开展声势浩大的起义斗争。

滇零和零昌父子，是这场波澜壮阔的羌人大起义的杰出领袖。广大羌族人民在滇零、零昌的指挥下，不论男女老幼都自动参加战斗，与官军进行求生搏杀。因羌人归附汉王朝时间已久，按照官府的规定，少数民族在平时都不能私自拥有武器，所以他们只能用竹竿、木棍、树枝当矛，以木板、几案作盾，甚至于妇女和儿童们手拿铜镜，利用折射太阳光刺照对方的眼睛，帮助自己的父兄击杀官军。就这样，他们竟以血肉之躯，打败了前来镇压的车骑将军邓骘和征西校尉任尚等各路大军。当时宁夏境内的匈奴、鲜卑、小月氏等各族人民受到羌人斗争的极大鼓舞，也纷纷响应和参加羌人的战斗行列，起义军队伍迅速壮大。为了确立权威，有效指挥各民族的起义队伍，滇零乘胜在北地郡城（今宁夏吴忠境内）自称“天子”，用以号召武都（今甘肃南部地区）、（今宁夏同心与甘肃西峰交界地区）、上郡（今陕西榆林）、西河（今陕西东部地区）各地羌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抵抗官兵的进攻，很快以羌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起义的烈火燃遍西北大地。起义军杀死汉中太守董炳，攻占临洮（今甘肃岷县）、破羌（今青海东部地区）、陇西（今陕西宝鸡境内）等郡县，一直打到京都长安外围和黄河以东的太原以及中原地区。汉廷虽然屡换大将，都被义军打败。统治阶级这时更加害怕汉族人民也会响应羌人的斗争，不得已而决定把西北各郡县的官府和人民一起迁徙到内地，以回避民族军的锋芒。宁夏南部的安定郡内迁侨治于美阳（今陕西武功境内），北部的北地郡内迁侨治于池阳（今陕西泾阳）。但是，老百姓自古以来就有“安土重迁”的思想，谁也不愿意离开故土。于是官府便实行强制办法，派官兵毁庄稼、拆房屋、砸家具，强行把广大群众驱赶出家园，武装押解上路。因沿途没有很好的安排，致使妇孺老弱者大批死亡，造成千万户家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从而迫使汉族人民也纷纷加入羌族起义的队伍之中。(www.xing528.com)

永初六年（112年）滇零病亡，儿子零昌继承“天子”称号。因零昌年幼，由羌族酋豪狼莫辅佐。狼莫任用汉族起义军头领杜季贡为将军，要他镇守临时都城丁奚城（今宁夏吴忠境内）。次年（113年），汉廷重整旗鼓，调兵遣将，对起义军展开新的军事行动。首先由骑都尉马贤、侯霸率部向安定进攻。因占据今宁夏南部地区的羌军首领牢羌部几乎全军覆没，造成退居北地的零昌羌与陕甘各地诸羌的联系被切断。此后，零昌虽曾派兵攻打过雍城（今陕西凤翔西南），但终因武都地区的号多、当煎、勒姐等大豪羌都被官兵打败，实力最强的号多降汉，零昌孤立无援，处境窘困。元初三年（116年），度辽将军邓遵率领汉军和南匈奴军万余骑，集中兵力攻打灵州（今宁夏吴忠境内）的零昌部。次年，任尚派刺客杀害杜季贡，又收买了效功羌酋豪号封，并让他刺杀了零昌。此时仍坚持战斗的狼莫部，不得不从安定退到北地。狼莫誓死不投降，与官军血战两个月之久，终因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最后被打败在富平县（今吴忠境内）黄河岸边。元初五年（118年），狼莫被暗杀。这次起义历时11年，汉廷消耗经费高达240亿钱，大大加速了东汉王朝的崩溃。

汉顺帝永和四年（139年），羌人再次举行起义斗争，参加起义的羌人主要是以且冻、傅难为主的几个部落，宁夏羌人积极投入到这一起义行列。他们攻打金城（今甘肃兰州），进军三辅（今陕西关中地区）。朝廷任命马贤为弘农太守、来机为并州刺史（时南匈奴勾龙乌斯、车纽等部亦乘机内犯）、刘秉为凉州刺史，以马贤兼任征西将军，率10万大军西进，在宁夏南部和甘肃东部与起义军展开大战。官军出发前，执掌朝政的大将军梁商告诫他们，要多加安抚，“防其大故，忍其小过”。但马贤非常骄横，根本不把梁大将军的话放在心上，一到战场就大开杀戒，而且对将士们也非常残暴，造成上下离心离德。所以虽有10万人马，但却战斗力不强，时时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羌胡百里望尘，千里听声”，越战越奋，越杀越多。甚至武都太守马融也上告马贤，斥其“处处留滞”，“逃匿避回”，“为民大害”。结果于永和六年（141年），马贤父子三人，在北地郡射姑山（今甘宁交界地区）一战而死于阵地。同时，北地太守贾福、武威太守赵冲和安定太守郭璜三军均遭大败，造成西北众羌的大联合，威逼两京，火烧皇陵，军声大震，朝野一片惊恐，关中地区全面戒严。汉廷抓了一个替死鬼，将安定太守郭璜处死。由于凉州刺史部所属各郡处处告急，朝廷不得不在当年冬十月，再次把安定郡治迁往扶风（今陕西兴平境内），北地郡治迁往冯翊（今陕西大荔境内）以避羌人起义军的锋芒。今宁夏南北各郡县地方，基本上都在羌人起义军势力是控制之下。前后经过近七年的反复较量，到汉安三年（144年），汉廷才在剿抚兼施的手段下，平息了这次羌人的起义，而国库又消耗了80多亿钱的开支，给东汉朝的财政造成更大的困难。

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羌族人民又举行第三次大起义。羌人起义斗争的烽火时烈时弱，但从来没有间断过。正如桓帝初年的一首儿歌所唱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意思是说，当时羌人不断造反，男人都到西边打仗去了，田里只有妇孺在收割小麦。官府不时征购车马，人民气得“鼓咙胡”，却敢怒不敢言。这首童谚说的是羌人第三次大起义尚未发生时的民间实情。第三次羌人起义的规模比前两次更大，它是烧当、烧何、勒姐等部羌人的一次联合行动，战火从西北一直烧到晋陕北部。北方乌桓、鲜卑和匈奴贵族们也乘机发难，侵犯北方九郡边地。汉廷急忙起用安定属国都尉张奂、护羌校尉段颎和泰山太守皇甫规为统军将领，率军大规模西征。“三公举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因为皇甫规族是西北的名门望族，在诸羌中享有威信，所以在他的软硬兼施和招抚之下，羌人20多万口纷纷放下武器归顺。而段颎一军则以屠杀为主，他认为羌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劫。唯当长矛挟胁，自刃加颈耳”。他曾在三辅、安定、北地等郡血洗起义军，一直把起义军追到奢延泽（今陕西定边境内）和贺兰山下的灵武谷，所到之处，凡遇羌人，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杀光，“绝其本根，不使能殖”。又从贺兰山下，把羌人赶回到六盘山地区，在逢义山、瓦亭山（均在今固原南部）集体杀俘八千余人。羌人余部残兵败将和老弱妇幼侥幸从射虎谷（今甘肃天水西）逃命到大山中去。至此，羌人的第三次大起义也以失败告终。

宁夏和西北羌族人民的三次大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羌族人民遭到了野蛮的大屠杀，但是羌人却用鲜血警告了统治阶级，使一些有头脑的官员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同时也激化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给东汉王朝的黑暗统治敲响了丧钟，成为后来全国性黄巾大起义的先导，对加速东汉的衰亡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新消息报》2005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