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末年的战乱，使沿袭千年的驿传制度遭受严重破坏。西汉初年开始重新恢复驿传，并逐渐形成邮、驿分流的驿传制度。据《汉书》记载，汉文帝刘恒以代王身份赴京继位，就是“乘六乘传诣长安”〔973〕。所谓“六乘传”，就是用6匹马牵引的高级驿车。西汉时期的邮驿已经形成“邮”、“置”、“驿”、“传”的区别。所谓“邮”，就是用快马传送文件；所谓“置”，就是邮件传送的中转站；所谓“驿”，就是用驿车、驿马输送有关人员；所谓“传”，就是驿道沿途接待公务人员的“传舍”（招待所）。汉代的“传舍”，仍然承袭秦代的驿传制度，按规定标准供给公务人员的食宿；汉代的“邮置”，也有严格规定的邮件传送制度，要求详细记录邮件的类别、传递方向、件数、装束、发文单位、收文单位，以及传递人员的姓名、收发时间、传送方法，称为“邮书课”。凡是紧急文书就必须以驿骑连续递送，中途不得停留，称为“奔命书”。如果邮差不能按照规定时间送达紧急公文，就要按照律条予以处罚。与此同时，汉代还明确规定，凡是应诏觐见的方士或贤良（地方政府推荐的人才），都可以使用驿传车马；下级官吏或平民百姓如果有紧急告变事项，也可利用驿传之便赴京言事，称为“公车上书”。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下令“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974〕。就是说，汉文帝曾不惜裁减王宫的警卫部队，将精简的部分马匹充实到掌管皇家马政的太仆寺，其余全部补充到驿站。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下令“除关无用传”〔975〕。也就是说，汉文帝曾经一度废除道路沿途设关卡检查通行证件的制度，允许民众自由出入，这无疑是鼓励流通，发展经济的有效措施。汉代中央政府的御史大夫（副丞相），就是兼管邮驿的最高官员。此外“九卿”之一的少府也设有“尚书令”和“符节令”，负责公文收发和通行证件的管理；“九卿”之一的卫尉（皇宫警备司令），也设有“公车司马令”，专门负责接待“公车上书”的民间人士；各级地方政府也分别设有“邮督”、“法曹”等职官，负责监督管理邮驿事务；边境地区的邮驿，一般由管理治安的都尉负责掌管。汉代的驿站，设有“驿尉”、“驿佐”、“驿丞”等官员，驿使和邮差一律佩戴红头巾、红臂章，背负“赤白囊”。驿传的等级也有区别：以4匹高足（好马）牵引车辆为“置传”，4匹中足牵引车辆为“驰传”，四匹下足牵引车辆为“乘传”；1匹马或两匹马牵引车辆为“轺传”；地位特别显要的官员还可以乘坐所谓“六乘传”。汉代的公文传送，按照御史大夫封发的要求执行。据《汉书》记载，汉军名将赵充国屯兵西平亭（西宁市城中区）时，经常向汉宣帝刘病已汇报军情，请示部署，公文往返时间仅需要7天。当时从西平到长安的驿道单程约800公里，可见其传递速度已经达到每昼夜200多公里。东汉时期，传送“天子玺书（圣旨）”的日程规定是每昼夜500公里。“通西域道”（丝绸之路）开辟驿传之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976〕，显然盛况空前。
《史记》记载：“（英）布所幸姬病疾，请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姬数入医家，贲赫自以为侍中，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姬侍王，从容语次，誉（贲）赫长者也。王怒曰：‘汝安从知之？’具说状。王疑其与乱。（贲）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贲）赫。（贲）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英）布使人追，不及。”〔977〕就是说，九江王英布所宠爱的小老婆生病就医，中大夫贲赫是医生的邻居，乘机讨好这个小老婆，陪她喝茶，给她送厚礼。这个小老婆果然为他说好话。英布听了很生气，追问原因。这个小老婆只好如实相告。英布怀疑他们有私情，准备逮捕贲赫。于是贲赫就声称“言变事（告密）”，立即乘驿传车辆赶赴长安。英布派人去追赶，结果没有追上。当时，英布的九江国都城就是现在安徽六安市金安区西古城，与西汉都城长安相距约1 000公里，英布得到消息的时间可能稍迟，居然追赶不及，可见当时的驿传也确实相当快捷。
《后汉书》记载：“二年（26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蓟。王郎移檄购光武十万户，而故广阳王子刘接起兵蓟中以应郎，城内扰乱，转相惊恐，言邯郸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于是光武趣驾南辕，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饶阳，官属皆乏食。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传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之。传吏疑其伪，乃椎（chuí）鼓数十通，绐（dài）言邯郸将军至，官属皆失色。光武升车欲驰；既而惧不免，徐还坐，曰：‘请邯郸将军入。’久乃驾去。传中人遥语门者闭之。门长曰：‘天下讵（jù）可知，而闭长者乎？’遂得南出。”〔978〕就是说，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的第二年（26年）正月，亲自到蓟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巡视检查工作。此时，实力比较强盛的王郎也在邯郸（河北邯郸市邯山区）称帝建国，并公然悬赏10万户搜捕刘秀。广阳王刘嘉的儿子刘接也在蓟城响应王郎，引起蓟城军民的恐慌。王郎的使臣一到达蓟城，刘接就率领高级官员出城迎接。刘秀一看形势不对，立即仓皇南逃，一路上不敢进入城镇。逃到饶阳（河北衡水市饶阳县）时，刘秀一行实在饿得不行，便冒充王郎派出的使者，进入驿站混饭吃。驿站工作人员刚刚把饭送上来，刘秀的部下就急忙抢食，引起驿站官员怀疑。于是驿站官员擂鼓诈称迎接邯郸将军，刘秀的部下顿时大惊失色，刘秀也起身准备逃走，但是又担心逃不脱，便转而镇定地说：“那就请邯郸将军进来罢。”等了很久，刘秀才从容登车。驿站工作人员又呼喊门卫关门，门卫却说：“现在天下成败还未始可知，岂能随便关闭有身份的人。”刘秀一行因此才得以顺利走出驿站继续南逃。这则史料表明，当时虽然社会急剧动荡，局势十分混乱，但是道路驿传系统的工作并未中断；同时也可以看出饶阳驿站的工作人员众多，规模不小。
1958年，贵州毕节市赫章县可乐镇出土一只铁炉，炉体上刻有“武阳传舍比二”6字。据专家考证，这是一件汉代传舍的炊事用具。“比二”应当是编号，表明当时传舍的资产管理已经设有一定的制度。武阳是汉代犍为郡的首府，即目前的四川眉山市彭山县江口镇，与贵州毕节市赫章县相距约500公里，这表明当时两地之间有驿道相通。
《后汉书》记载：“旧南海（广州市番禺区）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979〕相邻的临武（湖南郴州市临武县）县长唐羌上书提出“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980〕，要求停止输送龙眼、荔枝，得到汉和帝刘肇的支持，“由是遂省焉”〔981〕。由此可见，东汉时期广州与洛阳之间的驿道虽然有2 100公里之遥，但是驿传快捷得已经可以输送新鲜水果。
【注释】
〔973〕见班固《汉书》第4卷第106页《文帝纪》。
〔974〕见班固《汉书》第4卷第116页《文帝纪》。(www.xing528.com)
〔975〕见班固《汉书》第4卷第123页《文帝纪》。
〔976〕见范晔《后汉书》第88卷第2931页《西域传》。
〔977〕见李炳海校评《史记》第558页《黥布列传》。
〔978〕见范晔《后汉书》第1卷第12页《光武帝纪》。
〔979〕见范晔《后汉书》第4卷第194页《和帝纪》。
〔980〕见范晔《后汉书》第4卷第195页《和帝纪》注释。
〔981〕见范晔《后汉书》第4卷第194页《和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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