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萨尔：菲律宾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菲律宾，是东南亚海岛地区的一个美丽富饶的热带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据中国文献记载，10世纪以前，在菲律宾群岛上就建立了古代王国。中国和菲律宾是一水之隔的友好邻邦，自古以来有着密切的友好往来。

16世纪中叶，菲律宾遭到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侵略，1571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各族人民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遭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奴役，但是他们不断进行反抗和起义。19世纪末，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柯塞·黎萨尔是菲律宾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驱和领袖。

一、黎萨尔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萌芽和成长

柯塞·黎萨尔（Jase Rizal，另译为黎萨，1861—1896年），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近代著名作家、诗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治思想家。

1861年6月19日，柯塞·黎萨尔出生在菲律宾内湖省的湖边市镇卡兰巴一个修士土地佃农的家庭，他的父亲是菲律宾人，但与西班牙人和中国人有远亲关系^[1]。黎萨尔成长和活动的岁月，正是菲律宾民族主义兴起的年代，菲律宾人民前赴后继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自由解放。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下，菲律宾产生了“和平改良运动”。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中心是圣托马斯大学。菲律宾早期改良主义运动是极其温和的，它的目的只是争取菲律宾西班牙化，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使菲律宾享有与西班牙国内省份同等的权力。它反映了菲律宾民族意识的增长。

1872年1月20日晚，甲米地兵工厂的工人、士兵和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惨遭西班牙殖民者的血腥镇压，甚至同这次起义无关的戈梅斯、布尔戈斯和萨莫拉三位爱国神甫也遭陷害，并被处死。殖民统治者的暴行激起了菲律宾人民的无比愤怒，促进了菲律宾人民的觉醒。正如菲律宾史学家所说：“‘1872年烈士’之血，变成了菲律宾民族主义的种子”^[2]。当时，菲律宾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都对黎萨尔的思想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黎萨尔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于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看到整个菲律宾的人民遭受殖民压迫和奴役的悲惨情景，这在黎萨尔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种子。进入青年时代的黎萨尔，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日益强烈。1879年，他写的《献给菲律宾青年》的感人的诗篇，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这首诗中，黎萨尔第一次表明了他所热爱的祖国就是菲律宾。

1882年5月，黎萨尔赴西班牙留学。在西班牙期间，他的政治思想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1882年6月，黎萨尔在马尼拉《他加禄日报》上发表了《热爱祖国》，抒发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这时的黎萨尔，已成为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1885年，黎萨尔在西班牙完成学业之后，游历了欧洲、美洲和东方，研究各民族的风俗和文化，对菲律宾民族解放事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二、黎萨尔参加和领导“宣传运动”及其政治思想

1872年甲米地起义惨遭镇压及戈梅斯、布尔戈斯和萨莫拉三位神甫的殉难，使菲律宾人民从几个世纪的沉睡中觉醒过来，并点燃了他们心中的爱国主义火焰。一批爱国的菲律宾知识分子，用笔和舌进行一场改革运动，这在菲律宾近代史上被称为“宣传运动”（1872—1892年）。它的宗旨包括以下内容：在法律面前，西班牙人与菲律宾人一律平等；吸收菲律宾为西班牙的一个正式省份；恢复菲律宾在西班牙议会中的代表权；菲化或俗化菲律宾的教区；赋予菲律宾人以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请求申冤的自由^[3]。从这一宗旨可见，所谓“宣传运动”，并不是争取菲律宾独立的革命运动，而是一个和平的改革运动。

“宣传运动”的参加者，都是具有爱国热忱的菲律宾知识青年，而在才干和声誉方面首推黎萨尔。1889年1月12日，旅居西班牙的菲律宾爱国知识分子和西班牙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马德里成立了一个公民组织——“西班牙—菲律宾协会”，这一组织的主要目的是改革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制度，使菲律宾居民与西班牙居民权利平等。1899年2月15日，宣传运动的机关报——《团结报》（双周刊）在巴塞罗那出版，不久改由在马德里出版发行，黎萨尔是主要撰稿人之一。这份爱国主义的报纸，揭露了西班牙黑暗的殖民统治，要求驱逐教团，宣扬菲律宾的民族自豪感，对促进菲律宾民族的觉醒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后，《团结报》在1895年11月被迫停刊，其发行将近7年。

在“宣传运动”期间，黎萨尔著名的政论小说——《不许犯我》（1887年在德国柏林出版）和《起义者》（1891年在比利时根特出版）相继问世，这两部著作揭露了西班牙在菲律宾苛政的残忍和暴戾，成为声讨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檄文，它激发了菲律宾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反对殖民统治的强烈愿望，推动了菲律宾民族的觉醒。作为一个爱国作家和诗人的黎萨尔，他用西班牙文写成的许多优美的诗篇，颂扬了他的祖国的美丽——灿烂的星夜和玫瑰色的晨曦，绵延起伏的溪谷和阳光照耀的海洋。它使菲律宾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更加憎恨敌人。

黎萨尔、庞塞、帕特尔等爱国知识分子，还以编纂历史作为斗争的武器，他们向全世界证明：菲律宾人并不是像西班牙殖民者所称的“野蛮人”，甚至在麦哲伦到来之前，菲律宾人已经接受亚洲的文化，他们也是亚洲文化的继承者。在宣传者中，黎萨尔无疑是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他在英国伦敦博物馆里，熟读莫尔加的著作《菲律宾群岛的事件》（墨西哥，1609年版），并做了详细的注释。最后，他于1890年在巴黎出版了这部著作（加以注释）的新版本。黎萨尔鼓励他的同胞去了解菲律宾光辉的过去，并用以衡量现在和展望未来。

1889年，黎萨尔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完成历史课题的研究之后，迁居巴黎，创立了“国际菲律宾学家协会”，协会的成立，唤起了欧洲学者研究菲律宾的兴趣。

西班牙殖民者及其仆从们，为了破坏“宣传运动”，掀起了一场诋毁菲律宾宣传者的浪潮。他们查禁黎萨尔及其他同事们的所有著作，菲律宾人凡阅读“宣传运动”的作品而被破获，或者因谈论改革而被发觉，都会受到迫害、囚禁，或被放逐，西班牙殖民者还创办了反宣传运动的机关报——《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政策》，在这上面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恶狠狠地攻击黎萨尔及其他宣传者。然而，黎萨尔面对西班牙殖民者的猖狂反扑，毫不动摇。当时，他鉴于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认为很需要把宣传重点从国外转向国内，创立一个能够更好地联合全体人民，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团体。

1892年6月26日，黎萨尔经过长期的国外游历、活动之后，从香港回到菲律宾，他知道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他说：“如果一个人为所爱的而死，为祖国和所看重的而死，死又有什么关系呢？”^[4]黎萨尔抱着不怕牺牲的信念，一到马尼拉就和爱国的菲律宾人进行接触，向他们说明必须组织一个“公民同盟”，用来团结人民、为国家利益而共同奋斗的重要性。1892年7月3日夜，在黎萨尔的领导下，在马尼拉汤多伊拉河街的一个住所，成立了菲律宾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菲律宾同盟”，参加同盟的有地主、资产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也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同盟的章程是黎萨尔在香港时写成的，其宗旨如下：（1）把群岛结为一个紧密、有力、单一的共同体；（2）在一切必要的情形下，互相保卫；（3）防止一切暴力和不平；（4）奖励教育、农业和商业；（5）研究改革的实施。^[5]同盟的箴言是：“人与人平等”。这是一个极其温和的民族主义纲领，它表达了菲律宾人民要求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愿望。

然而，西班牙殖民当局是不能容忍这样一个爱国主义的政治团体存在的，认为它威胁了西班牙的独裁统治。因此，在同盟建立后的第4天，即1892年7月7日，西班牙总督德斯普霍尔就急忙下令逮捕黎萨尔，把他监禁在“圣地亚哥要塞”，指控他的著作反对天主教教会和西班牙在菲律宾的宗主权。7月15日，又把黎萨尔流放到棉兰老岛的达比坦。后来，“菲律宾同盟”因失去主要领导人和大部分成员，认为进行改革运动没有效果而解体。与此同时，历时20年主张和平改革的“宣传运动”，由于没有达到主要目的和主要领导的相继逝世，而以失败告终。

1896年8月，黎萨尔在前往古巴途中再次被捕。西班牙殖民者十分惧怕黎萨尔在菲律宾人民中的巨大影响，因而西班牙军事法庭以“煽动叛乱”和“组织非法团体”的罪名，判处黎萨尔死刑。1896年12月30日，黎萨尔在马尼拉巴贡巴杨广场英勇就义，时年35岁，为菲律宾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是，黎萨尔作为民族英雄，永远活在菲律宾人民的心中。

三、黎萨尔政治思想评价

菲律宾自1571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以后，西班牙殖民者把亚洲式的专制和欧洲式的专制结合起来，以总督制的政治体制实行独裁统治，对菲律宾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掠夺和奴役。西班牙人还利用古罗马“分而治之”的政策，助长部落间的不和，破坏菲律宾人的团结。当依罗戈爆发起义时，便使用他加禄族的军队去弹压；而当他加禄族起义时，他们就利用伊洛干诺族的军队去制服。他们还以神权——天主教做武器，用来麻痹菲律宾人民，巩固殖民统治。但是，西班牙殖民者“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6]。西班牙殖民者为了掠夺的需要，瓦解了菲律宾旧的社会结构，移植了新的生产方式，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一个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造就了一批受到欧洲文化教育培养的知识分子，这就为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和精神的基础。

黎萨尔就是菲律宾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他的政治思想也正反映了菲律宾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要求。黎萨尔的政治思想，既表现在他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方面，又集中反映在他的政论小说——《不许犯我》（1887）及其续篇《起义者》（1891）这两部著作中。

黎萨尔是菲律宾和平改良运动——“宣传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领导者。黎萨尔的改良主义思想，正是反映了19世纪末菲律宾民族资产阶级（即菲律宾史学家所称的“中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和在政治上的无权与不成熟，而要求借助改革来改善政治、经济地位的愿望。黎萨尔的两部政论小说——《不许犯我》和《起义者》既表现了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又反映了他比较系统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及其革命的观点。但革命的观点在黎萨尔的政治思想中，从未占有主导地位。

黎萨尔在这两部小说中，对西班牙在菲律宾300多年残酷的殖民统治，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地揭露、批判和血泪的控诉，在《不许犯我》一书中，埃利亚斯的血泪家史和《起义者》中塔勒一家的不幸遭遇，就是苦难深重的菲律宾人民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从受奴役到觉醒的真实写照。

我国伟大文豪鲁迅先生在《杂忆》一文中说，他在黎萨尔的作品里听到了“爱国者的声音”，“复仇和反抗”的叫喊。鲁迅准确地点出了《不许犯我》和《起义者》这两部作品的重要主题，这也正是伟大爱国者黎萨尔的心声。

黎萨尔这两部著作的政治意义，主要在于它严肃地提出了菲律宾人民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如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民族独立、祖国前途等重大问题；尤其是它对菲律宾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问题，进行了重要探索，是黎萨尔政治思想比较全面的体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先进人物，为争取民族独立都曾走过艰难曲折的救国救民的斗争道路。这也是黎萨尔所走过的历程。

19世纪末，菲律宾人民所面对的是一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西班牙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都是菲律宾无法相比的，菲律宾有40多个民族，分布在菲律宾群岛7000多个岛屿中可以居住的1000多个岛屿上，操80多种不同的语言^[7]。菲律宾各族人民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分散、落后，但却善良、勤劳、勇敢。因此，黎萨尔虽然对菲律宾人民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同情，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认识不到菲律宾人民潜在的巨大力量。因而他认为，菲律宾人民还没有准备好，还不具备独立的条件。他在《起义者》一书中强调指出：“当我们的同胞还没有准备好，当他们被骗或被迫来参加战斗，而并不清楚干些什么的时候，无论多么聪明的设想也要失败的”^[8]。

基于上述思想，黎萨尔就把改变菲律宾现状的希望寄托在西班牙殖民当局身上，企图由西班牙殖民政府在菲律宾进行改革，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幸福”。他甚至认为：“菲律宾人民是信仰宗教、热爱西班牙的。菲律宾人民会明白国家在为他们做了多少事情。弊病是有，不错，缺点是有，我们不能否认。但是，西班牙正在努力推行一些改革，来纠正这些弊病和缺点，她正在制订计划，她不是自私自利的。”^[9]

正是由于黎萨尔对西班牙殖民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认识到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本质，因而他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殖民政府身上，希望有一个“热忱的政府”，来监督执行“改革”，就可以革除弊政，使“改革”在菲律宾获得成功。

应特别指出，黎萨尔坚决反对使用暴力手段来实现“人民要求的东西”。他写道：“我决不会带领群众用武力索取政府认为不便答应的东西。要是群众果真进行武装暴动，那我就要站在政府一边。因为我的同胞不应该是暴民。我希望我的国家繁荣富强……我要通过教育，通过逐步改革来达到这个目的”^[10]。

由此可见，《不许犯我》这部政论小说，可以说是黎萨尔改良主义的纲领，是他改良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宣传运动”时期揭露西班牙在菲律宾的黑暗统治的一部政论文学作品。(www.xing528.com)

西班牙殖民者为了平息宣传者的谴责和人民的愤怒，维护殖民统治，实行了某些改革措施。然而，这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菲律宾人民的悲惨状况。当时黎萨尔宣称：“我们过去说过，现在再一次重申，此后还会断言，凡是属于治标性的改革不但没有效果，而且还会造成损害”^[11]。

黎萨尔致力于争取殖民政府进行的所谓“改革”，使他大失所望。与此同时，菲律宾国内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殖民当局加强了对菲律宾人民的迫害，黎萨尔的家乡卡兰巴的佃户（包括黎萨尔的家庭）被无理驱逐，他的哥哥被流放到民都洛岛。在悲观彷徨之中，他又进行探索，想走革命道路，这在他的第二部小说《起义者》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起义者》可以说是黎萨尔的“政治宣言”，他在书中写道：“唉，青年人总是缺乏经验，喜欢幻想，老是追逐那些海市蜃楼的美妙幻景！……你们乞求西班牙化，当你们遭到人家拒绝的时候，你们还不以为耻？你们又得到什么呢？”^[12]这段话似乎是黎萨尔对他前一段参加“宣传运动”的总结和否定。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不要去要求做人家的一个省，应该努力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不要做别人思想上的奴隶，应该独立思考：无论是从主权上、风俗习惯上，还是从语言上来看，西班牙人都不能认为自己是这里的主人，我们甚至不能把他们看作菲律宾人，他们只能是侵略者，只能是外国人。这样早晚你们会获得自由！”他坚信：“菲律宾迟早要独立的，因为热爱自由是人类的天性！”^[13]

由上述可见，不能说“黎萨尔未有直接提反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也没有主张独立”^[14]，这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不仅如此，为了菲律宾能获得自由和独立，黎萨尔也有过走暴力革命道路的设想。他在《起义者》中写道：“当一个民族被夺去了光明、家园、自由和正义（这些都是生命的要素，因而也是天赋的权利）的时候，它就有权反抗这些掠夺者，正如我们有权反抗拦路抢劫的强盗一样”^[15]。他还说：“我知道，当正义长期遭受践踏，再也无法挽救的时候，被压迫者拿起武器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妻子儿女、为自己那不容夺取的权利而战斗的时候，天主总会助一臂之力的”^[16]。

尽管黎萨尔有走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争取菲律宾独立的设想，但是暴力革命在他的政治思想中从未占有过支配地位，只是在走投无路时的一种探索，并没有支配他的行动，他仍然极力避免走暴力革命的道路。

1892年7月，黎萨尔被西班牙殖民当局逮捕，流放到棉兰老岛的达比坦。在1896年8月“卡蒂普南”发动起义之前，曾派代表去会见黎萨尔，动员他参加和领导这次革命。但黎萨尔以缺乏武器和资金、革命条件尚不成熟为理由，拒绝参加。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反对革命，而是认为在革命条件尚未具备，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不应“轻举妄动”。他非常担心西班习殖民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会使菲律宾人民遭到浩劫。对此，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是坚持走改良主义道路的思想体系始终支配着黎萨尔的必然结果。他总是低估人民群众的力量，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对革命怀有恐惧心理，这是其致命弱点。但这绝不能说黎萨尔“出卖革命”。

总的说来，对黎萨尔这样一位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诞生的历史人物，应给予全面的、历史的评价。黎萨尔是19世纪菲律宾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儿，是菲律宾民族资产阶级早期的政治代表，也是菲律宾民族开始形成和觉醒的产物。黎萨尔的政治思想，突出地反映了菲律宾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动摇、妥协与不彻底性。而且，这种阶级属性影响着黎萨尔一生的思想和活动。

黎萨尔是一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伟大战士。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积极参加“宣传运动”，面对死亡的威胁毫不畏惧。以他的两本著作（《不许犯我》和《起义者》）为代表，对西班牙反动的殖民统治和天主教神甫的累累罪行，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提出了改良主义的改革方案，对菲律宾民族解放的道路进行了探索，增强了菲律宾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促进了菲律宾民族的觉醒。黎萨尔的两部政论小说，是爱国者的宣言，是“复仇和反抗”的呐喊，它对后来以旁尼法秀为首的革命运动也起了积极的影响；甚至黎萨尔的最后牺牲，也变成了对菲律宾人民响起的革命号角。

如果说，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必须经过探索和实践；那么，黎萨尔的探索和实践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于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无疑是极其宝贵的财富。黎萨尔的改良主义固不可取，而且必须给予应有的批判，但是，黎萨尔最后毕竟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染红了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曲折而艰险的道路。中国有一句名言说得好：“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17]。也许正因为如此，黎萨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忠诚的爱国战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治思想家；而且被菲律宾人民誉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备受爱戴和敬仰。菲律宾独立后，把黎萨尔的诞生地区命名为“黎萨尔省”，把他英勇就义的广场命名为“黎萨尔广场”，他的著作被指定为青年学生的必读书籍。黎萨尔的政治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很值得我国史学者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和认识。因为，它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种典型代表。

（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注释】

[1]［美］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84页。

[2]［菲］F.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7页、350页。

[3]［菲］F.赛义德：《菲律宾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59页。

[4]［菲］F.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7页、350页。

[5]［菲］F.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7页、350页。

[6]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4页。

[7]［日］渡边光：《世界地理》3，《东南亚》1980年日文版，第197页。

[8]［菲］黎萨尔著、柏群译：《起义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419页、69页、72页、70页、353页、416页。

[9]［菲］黎萨尔著，陈尧光、柏群译：《不许犯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28页、463页。

[10]［菲］黎萨尔著，陈尧光、柏群译：《不许犯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28页、463页。

[11]［菲］F.赛义德：《菲律宾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59页。

[12]［菲］黎萨尔著，柏群译：《起义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419页、69页、72页、70页，353页、416页。

[13]同上。

[14]刘迪辉：《黎萨尔政治思想初探》，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学刊》1983年第1期，第104页。

[15]［菲］黎萨尔著，柏群译：《起义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419页、69页、72页、70页，353页、416页。

[16]同上。

[17]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