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利弊究竟如何？

近年来，有的青年同志由于对近代历史不甚了解，因而出现了一些糊涂的认识，如说什么法国修筑滇越铁路“帮助”了中国，是件“好事”等等；也有的史学工作者认为滇越铁路的修通，使云南得到了开发，促进了滇省经济的发展。对此，本文想用滇越铁路修筑前后的一些历史事实来澄清这个问题。

法帝国主义发动中法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在云南修建铁路，攫取云南和内地丰富的矿产、物产资源。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通过《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订，法国取得了在云南修筑铁路的权利。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秋，法国驻华公使吕班，以1885年6月所订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和1895年6月所订的《中法商务专条附章》的规定为“理由”，向清政府提出在云南修建铁路的要求，并未经许可，就擅自派遣吉默里等人于同年12月进入云南，勘测河口→蒙自→昆明→叙州（四川宜宾）的线路。虽经数次争辩，但卖国的清政府慑于法国的威势，被迫于1898年4月9日、10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二十日）照会吕班，“准允”法国“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城修造铁路一道”。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9月，法国滇越铁路公司正式成立。同年10月28日，清朝总理外务部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三十四条，作为定章，以此遵照办理。于是法国正式攫取了修建滇越铁路的权益。《滇越铁路章程》的要点如下：

（一）铁路起止、宽窄方面，规定：由“东京（今河内）边界至云南省城”“自河口起，抵蒙自，或于蒙自附近以至云南省城”“铁轨宽窄，在两轨之间，计一迈当”。

（二）在经营管理方面，规定：铁路之监工、副监工、匠目及各色执事由外国人充任；工人可招募云南或他省之人民充当。工人之招募或遇工人罢工、罢市，中国地方官应设法尽力相助，并负责保护洋员和铁路工程之安全。所有公司执事人员、工匠人夫等，归总监工或总监工所派之人管理。如有词讼，外国人应按条约办理（即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凡有关铁路的事宜，须由铁路监工定夺。

（三）在铁路土地的占用方面，规定：铁路修造之车站、机器、厂房、铁厂、存货栈房，均应备有地段听用，以足敷其用为止。“若所用地段系属官地，应即交公司收领；若系民业，应由滇省大吏购买，于六个月内拨交公司。”铁路两旁，可修造工程运路以抵石矿，开挖运送石块物料，并抵铁路及铁路所属厂房。所有修造此项运路地段，亦由该省交给公司。公司可逐段设立厂房，并于沿线敷设电线电话。

（四）在税收方面，规定：“路成开车后，凡经此铁路出入之货物，均照通商税则交纳进出口正税，若运往内地，已经交纳子口半税，凡过关卡，概不重征”“修造铁路及开办铁路应用机器物料等件，概免进口各色税项”“客位、货物运送价值，均系公司自行核定”。

（五）在收回方面，规定：“中国国家于八十年期限将满，可与法国国家商议收回地段、铁路及铁路一切产业，其应须偿还所造花费并专门各色手工之资，及法国所保代为发给公司股本利息，凡所有此项铁路各色经费，俟到期限，均在此款内归清，则铁路一切产业，自可归还滇省大吏收管，毋庸给价，如欲核算各项制造等费，当以彼时开议法国所结历年出入账目为凭，则预知中国应否给费以收回此项铁路及一切产业。”

其他方面，虽然《章程》里也写上了一些诸如中国工匠人夫“必自优待，或有病症，应由公司济以医药，若有伤亡，应给抚恤”；“铁路专为治理商务，不准运送西国兵丁或西国兵力所用军火粮饷”；“遇有战事，悉听中国调度”等冠冕堂皇的规定，但实际上法国并没有照章执行，而是变本加厉地对中国人民和国家主权进行疯狂的掠夺和破坏。根据《滇越铁路章程》的规定，法国攫取了滇越铁路的修建权、管理权和拟订客货运价等权利，严重地侵害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而中国方面则一无所得，只能为他们提供土地、土石木料和廉价的劳动力而已。至于铁路“收回”的规定，也是海市蜃楼的空文，因为八十年后中国收回时是否给钱，要视铁路进款能否抵偿公司之投资及股本利息而定，而其进款又以法国历年之出入账目为凭。法方狡诈，自然不会公布经营款项，即使公布，也是弄虚作假，布置迷阵；中国方面则根本无权过问，只能听凭他们的摆布而已。

法国在《滇越铁路章程》订立后，即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开工修建“滇段”。此段原拟从河口、新街起，经大窝子、新现、鸡街、临安、馆驿、通海、玉溪、昆阳、晋宁、呈贡至昆明，由于沿线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法国才被迫改由河口经碧色寨至阿迷州（今开远），再沿南盘江北上，经盘溪、宜良到达昆明。1910年（宣统二年）4月1日滇越铁路全线修筑完毕，全长855公里，其中云南境内为466公里，共花了6年多的时间。

在修路过程中，法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竭尽欺压盘剥之能事。法国滇越铁路公司不仅无偿地占用了铁路沿线的广大土地（仅昆明县近城南郊即被占用农田1700亩，至于铁路全线被占用之土地就难以统计了。据文献记载：“计自开工迄今二十余载以来，除官地之价值不计外，其有产业，经由本省政府备价购买，拨交该公司应用者，总计垫款约达一百余万两之多。”直至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后，“该公司请求拨地之事，仍继续不已”，使“云南省政府所负担的地价，颇为不赀”^[1]），破坏了许多田园、村舍、街衢、庐墓，砍伐了大片的森林，毁掉了人民的家园，使不少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且还强迫云南和外省人民作其苦力，对他们实行惨无人道的剥削与压迫。起初，法帝国主义急于修路，便从沿线一带招募工人，但“滇之民近路工者，审知其惨状，并知越路有害于滇，不愿为法人筑路”^[2]，或是“皆因洋人虐待，散亡殆尽”^[3]，于是转而与清朝官吏勾结，利用政权手段，驱使云南人民筑路。一贯媚外卖国、为虎作伥的滇督丁振铎和洋务总办兴禄等人，竟甘当法帝的鹰犬，利用手中职权，“仰承风旨”，“严札饬催”云南、东川、楚雄三府共十六个州县的官吏“勒民赴工”，说：“倘敢任意玩延，定即撤任详参，决不宽贷。”^[4]并令“民间出钱财资送，一夫之费二十余金。一县数百夫，遂至数千金”^[5]。滇省民工不足，法帝又收买奸民充当工头为之招骗工人，他们许诺工头：“汝辈有能为我法招路工一千，工作一年者，我辈许汝以大利益外，先以一大法宝星为质，将来路工告成时，我辈即以汝辈为云南官，随其择任。”^[6]被收买的工头，先后从两广、福建、山东、天津、浙江、四川、贵州等地陆续胁迫、诱骗了二三十万人来滇修路。这些被胁骗来的民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当时清政府驻蒙自滇越铁路总局任会办的贺宗章在《幻影谈》里写道：“其工棚伙食，概由苦力自备，工人以数十人或十数人为一起，即于路侧搭一窝棚，斜立三叉木条，上覆以草，席地而卧，潮湿尤重……秽臭熏蒸，加以不耐烟瘴，到无几日，病亡相继，甚至每棚能行动者，十无一二。外人见而恶之，不问已死未死，火焚其棚，随覆以土；或病重路旁，奄奄一息，外人过者，以足踢之深涧，其得藁葬者，尚为幸事……先后共埋二千具之谱。于是，其未病者，皆舍命逃亡，不数日而尽，工价未得，路费全无，沿途乞食，转由蒙自入内地……计此次由海道所招来六千名，及由内地逃归者，至多不过六七百人而已。其后续由成都、重庆招来，或中途逃散，或到未久而逃亡，见于交涉者十数起。在工瘴故，多未据报，已无确数可稽。”^[7]在法帝国主义的百般虐待折磨下，“工人能散亡逃回……得保其身命者，实不过十之二三也”^[8]。

被胁骗来的中国民工，不仅受尽了洋监工、洋包工和工头的层层盘剥和奴役，而且还随时遭到他们的任意打杀。革命党人杨振鸿在经过实地调查后写道：“招路工时，本议石工每人每日工价八角或七角，土工每人每日工价四角，米价在内，惟米由法人每人每日给一斤，由工价内扣除，而价值之高昂，任被折扣。又工价每月发一次，至月中而工人之病死者，工价即被法人行骗。其或经满一月，而法人多方推辞，不给工价，工人苟强为催索，或被殴打或枪击，自后路工之被骗者苦无所告，亦不禀报，唯有流离饿死而已……路工死至数万人，工价被骗至数百万元……沿途之监工，有法人、意人、越人，每监工随身带有手枪一支，手棍一根，工人稍有倦惰，即以手棍击之，亦或以老拳、飞脚饷之，其甚者或以手枪击毙。”^[9]另一位目击者湖南存记道沈祖燕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写道：“法人接造滇路，以意大利人包修为多，而希腊等国人次之，其中以意国包工为最苛刻；中国则又有工头，或管数百人，或管数十人不等，皆受命于洋包工，其发给工资，往往不按定章，多所扣欠，如工头黄福记被洋人瓦理格扣欠八千九百余元，黄胜记被洋人马约扣欠七千余元，李宝兴被欠三千余元，林六被欠四万二千余元，此等克扣工资之案，积券盈椟，虽经控追，亦不过一照会而已。”又说：“当其在工之时，洋包工督责甚严，每日须点名两次，偶值歇息，即扣工资一日，并有运米给食，作价倍昂者，稍不如意，鞭捶立至。甚有铁索贯十数人之发辫，驱之力作，偶有倦意，即以马棒击之。种种苛虐，实不以人类相待，多有凶殴致命及无故殴毙者，如洋人基施地之殴毙王开宗，纳弥那之踢毙刘保如，基日窝之枪毙唐贵廷，此等毙命之案，不能悉数……据沿路所访查，此次滇越路工所毙人数，其死于瘴、于病、于饿毙、于虐待者，实不止以六七万人计。”^[10]类似的事例还有，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初六日，意监工咖尔赵尼在和尚咀击毙工人张大兴；同年八月初九日，意监工咖纽在江头村无故打伤彭三，至十五日因伤死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洋工雷维在七孔坡用石头打死工人马正海；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十一日，监工弗里阿在水井坡殴毙工人李四，等等^[11]，真是层见叠出，不胜枚举。这些触目惊心、血迹斑斑的事实，都是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笔血债，也说明滇越铁路完全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筑成的。

滇越铁路的筑成，是法帝国主义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根锁链，也是插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支吸血管。它成了法国侵略和掠夺我国的一个重要工具，给我国人民，尤其是给云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滇越铁路通车的1910年，越南总督都墨在给法国政府的报告里就直言不讳地供认：“云南为中国天府之地，气候物产之优，甲于各行省。滇越铁路不仅可以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12]法国通过滇越铁路的修建，控制了云南的交通命脉和沿线的大片领土，掠夺了云南丰富的矿产、物产资源，垄断了云南的金融，并进而干预和操纵了云南的政治和军事，把云南社会进一步推向半殖民地化的深渊。

滇越铁路建成后，法国的商品直接从越南大量地进入云南市场，使云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脆弱的民族工业受到严重的打击。以开远为例：滇越铁路通车前，当地盛产甘蔗、棉花、稻米和油菜，土制白糖年年增加，榨糖机械有120多架，大米、棉花自给有余；滇越铁路通车后，由于洋糖、洋纱、洋布、洋油的大量输入，开远的土糖销路不畅，榨糖机被迫减少二分之一，榨油作坊几乎全部关闭，粮食也不能自给，每年要从越南进口两三个月的东京米，棉田也被改种烤烟，土纱、土布等手工业品一落千丈，几乎濒临绝迹的境地。又如曾被开为商埠的蛮耗，滇越铁路通车前，有棉田4000余亩，收草棉、木棉三四百担，城内城外及新安所有土机织布者500余户，年产土布60万匹；滇越铁路通车后，洋纱、洋布等大量输入倾销，每年平均输入蛮耗之洋纱达37800件。由于洋货的大量倾销，地方产品受到严重打击，造成境内棉田荒芜，手工纺织业纷纷破产。

法帝国主义除了利用铁路向云南大量倾销商品外，还用它来掠夺滇省丰富的矿产资源。其时云南的对外贸易，出口以大锡为主，约占出口总值的80%～90%，其次是生丝、皮革、猪鬃、药材等农副产品。据蒙自海关统计，1890年（光绪十六年），滇省共出口大锡1338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增加到2497吨，1910年（宣统二年）滇越铁路通车后，一跃而为6195.4吨，为1890年的4.7倍。个旧大锡的产量，也由1890年的1315吨，猛增到1911年的6347吨，22年内增加了3.8倍^[13]。这些大锡到哪里去了呢？主要还是到了法国的手里。据《建国前滇越铁路修建史料》的估计，在该路筑成后的30年中，法帝国主义通过滇越铁路，共掠夺我国大锡234242吨，价值达293845923关平两。

法国还通过任意提高车费，自行核定客货运价，在越南海关无限制地增收“过境税”等手段，巧取豪夺，对云南人民进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根据滇越铁路公司的报告，全路的投资为一亿五千八百四十六万法郎，而每年的收入却是六千七百二十余万法郎，其中纯利润竟达一千万法郎以上^[14]。这只是法方的片面之词，其实际数目当然比这要多得多。

由上可知，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目的，并不是他们发了“善心”，要“帮助”中国搞经济建设；滇越铁路的建成并没有给云南人民带来什么“好处”，而只是给他们增添了一条新的锁链。这诚如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所供认的那样：“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生死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俎上之肉，是‘亡人国’而‘亡之使不知其亡’，‘分人土’而‘分之使不知其分’的绝妙方法。”^[15]另一个法帝国主义分子古德尔孟更是赤裸裸地宣称：“吾望他日游行云南时，吾法之权力随之而达于云南全省。吾尤望云南铁路告成之日，能在日本休养未足之先，则席卷云南，如探囊取物矣。”^[16]帝国主义分子的自白，一语道出了他们在华修建铁路的奥秘，同时这对认为法国修筑滇越铁路是件“好事”的人，无疑是副很好的清醒剂。

（原载广州《东南亚研究》1990年第3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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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至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云南省特派员公署档案》卷138，卷144，云南省档案馆。

[2]陈荣昌：《特参司道大员奸邪柔媚贻误疆臣折》。

[3]沈祖燕：《案事篇》。

[4]沈祖燕：《案事篇》。

[5]同上。

[6]志复（杨振鸿）：《滇越边务及铁路之实况》。

[7]贺宗章：《幻影谈》。

[8]沈祖燕：《案事篇》。

[9]志复（杨振鸿）：《滇越边务及铁路之实况》。

[10]沈祖燕：《案事篇》。

[11]南昆仑生：《滇越路意监工殴毙华工案》，《云南杂志选辑》，第418－419页。

[12]盛襄予：《法国对华侵略之滇越铁路》，《新亚细亚月刊》，第3卷，第6期。

[13]陈吕范等编：《云南冶金史》，第77、92页。

[14]《云南交通长编·铁路》。

[15]宓汝成：《中国近代史资料》第二册，第884页。

[16]古德尔孟：《云南游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