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思想显然深刻影响到李白，尤其是庄子自由观成为李白自由人格的重要精神来源，在盛唐时代精神的激荡下，李白又超越了庄子自然主义的自由观，而培育出以自我中心意识为基础，高度凸显自我能力的自由观。李白不仅以想象性体验突破现实空间的束缚，以诗歌艺术形式释放强烈的生命激情，而且也以漫游的形式跳出狭小的天地，在广袤的天地中进行更积极更现实的对自由生命的追寻。因而，李白的漫游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其以自我为核心的自由观念在现实空间的展开。
这种追寻需要强大的内在动力，李白从庄子《逍遥游》中所借用的大鹏形象正象征了李白无所不能的精神力量。在《逍遥游》中，大鹏与其他外物一样只不过是被庄子用来说明有所待而不自由的一个例证，然而李白却赋予了大鹏以巨大的力量，使之成为自由与自我的象征。也正因为这种强悍的生命力，大鹏不可能安守静处，而必然要凌厉九天，遨游四海。李白自然也不可能僻处蜀中，而必然要乘时代的飓风，冲天而起。李白因而不仅突破了庄子的自由观，而且突破了庄子的空间观。庄子的空间观念是在直观基础上的理性思辨，“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25]李白亦在诗中表达过类似观念：“天地一浮云，此身乃毫末。忽见无端倪，太虚可苞括。”[26]李白曾“静谈《秋水》篇”[27]，这种空间观当是植自《庄子》。重要的并不在于双方对空间无限性的认同，庄子的无限空间观是一种哲学思辨，而李白无限的空间观念则适应其内在生命力强烈扩张的内在冲动，这就决定了李白的空间观不会只停留在认识层面，而是会转化为实际的漫游行动，“向九万而迅征”，“扶摇直上九万里”，“直持云帆济沧海”，“五岳寻仙不辞远”，如此等等正是李白带有实践品格的空间观的诗性表白，漫游成为李白重要的生存方式，也是他自由观和无限空间观的现实展开。如果说李白诗文创作的大言夸饰是其自我扩张的精神方式，那么，漫游天下则是现实方式，二者构筑起李白穿越八方古今的纵横时空观，使他获得了宏大的视野与宽广胸襟，并展示出富于生命活力的人文精神内涵。
李白在《上韩荆州书》中说，“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28]。李白的确像一支激射而出的利箭，脱弦而出，再不回头。自二十五岁出峡之后，再也不曾回过故乡，而且在诗文中也很少提及对父母亲人的思念之情，这与“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儒家信条显然是相悖的。有学者以胡人血统解释李白不合儒学礼俗的行为，但这其实更是李白在盛唐时代条件下，在蜀中多元文化氛围中所培育出的富于扩张性的生命精神的表现。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求远远超过了对儒学礼俗的恪守，吞吐宇宙、睥睨四海的心胸不再斤斤于儿女情长的牵累，李白年轻的心早已冲出三峡，飞向广阔的天地，背后的一切在他自信且自负的心中已然变得卑微渺小了。虽然在顺流而下到达峡口时曾以“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29]表达对故乡的怀恋，然而他对峡外世界的好奇显然远远超过了故园之思，出峡之后即迫不及待地“南穷苍梧，东涉溟海”，开始了他贯穿终生的漫游生涯。
李白的漫游是其强劲生命力驱动下的丰富的生命体验，他的感性多于理性，灵动多于严肃，盛唐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使他汲汲于入仕，而盛唐超越性的精神气质则又使他痴迷于隐逸求仙，两者构成了他漫游的基本动机，由此也造成了他跌宕起伏的感情变化。而无论是入世还是出世，事实上都表现出李白强悍的生命力，入世与出世的对抗与纠缠更展示出李白生命内涵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丰富性。漫游不仅是李白执着的功名之旅，同时也是李白激情的山水之旅，热切的求仙之旅，也是孤独的生命之旅。
就求仕而言，漫游并不具有多少实质性意义，李白完全可以像安陆时期一样通过不断地拜谒地方长官而求仕进，或干脆像杜甫一样进入长安这样的政治中心，通过交通高层官员，开拓更有效的社会关系而名达圣听。即便是以隐求仕，也应像卢藏用一样隐居于政治中心附近，专心窥测朝廷的政治动向，暗中交结权贵，最终飞黄腾达，而完全没有必要进行这样长时间、大空间的漫游。当然，李白的自由人格及其昂藏傲岸的气质使他不可能像杜甫一样“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30]，低声下气地求告权贵。安陆期间上书李长史、裴长史、韩荆州而迄无成效后，李白似乎再也不曾以这种方式表达仕进之意了。即便是以隐求仕，李白也不像卢藏用那样的假隐士一样身在山林而心怀魏阙，也不像司马承祯那样的真隐士一样淡泊仕进，一心体道，李白介于二者之间而更侧重后者。李白曾与元丹丘隐于嵩山，《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诗中回忆道：“畴昔在嵩阳，同衾卧羲皇。绿萝笑簪绂，丹壑贱岩廊。”[31]《题元丹丘颖阳山居》诗小序中说：“丹丘家于颍阳，新卜别业，其地北依马岭，连峰嵩丘，南瞻庶台，极目汝海。云岩映郁，有佳致焉。”诗中则写道：“之子合逸趣，而我钦清芬。举迹依松石，谈笑迷朝曛。终愿狎青鸟，拂衣栖江濆。”[32]李白陶醉于山川云月，奇松异石，衷心赞叹优美幽静的自然风光，实在看不出有多少以隐求仕的意图。而后告别元丹丘到淮南，《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诗云：“本无轩裳契，素以烟霞亲。”“尚餐黄金药，去为紫阳宾”[33]。詹锳据此认为：“白之去淮南，或为谒胡紫阳也。”[34]由此可以看到，李白在漫游过程中虽然结交了不少官员，并与之有密切交往，但他并非将精力完全放在仕进上面，游山览水、寻仙访道同样是漫游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内容
李白在初出峡不久所作《秋下荆门》诗中写道：“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35]这可看作是李白漫游生活的宣言。而在去世前两年所作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写道：“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36]则又可看作是对自己漫游生活的总结。因而李白的漫游更是一种精神的旅行，这种旅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游山览水与隐逸求仙，本质上体现了自觉的审美意识、强烈的生命意识、终极的精神追求及强健的生命力，是个体自我的空间扩张。
唐代尤其是盛唐，漫游成为一时的社会风气，当时的文人大多有壮游天下的举动，一方面可以结交知己，开阔眼界，更有观览山水的审美因素。许多人在壮游过程中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山水诗作，而且往往呼朋唤友，相携登山临水，吟诗作赋。自魏晋以来，游览山水成为文人的重要活动，在经学衰落、玄风大畅的时代背景下，文人自我意识日渐觉醒，自然山水也逐渐摆脱了物我混一的混沌状态，开始进入文人的审美视野。对山水之美的发现激发出六朝文人深潜的激情，目睹山阴道上络绎不绝的美景，看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景象，他们惊喜交加，乐极生悲，《世说新语》载，“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37]这是自我发现之后的生命呐喊。经谢灵运等人的努力，山水自然更深入到文人的审美视野，并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依托。李白的漫游首先是强烈的生命意识作用下的审美追求，在初出峡不久所作的《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写道：“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可见李白完全是以非功利化的审美心态云游四方的，山水审美已成为唐人的自觉行为。
山水自然不仅已成为李白的审美对象，更成为他的精神依托，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六朝虽然发现了自然，但主客仍处于疏离状态，这由谢灵运山水诗机械罗列物象的创作即可得到证明。到唐代，山水逐渐深入到文人的心灵，主体之情与客观物象水乳交融，山水诗创作也逐渐成为文人生命的表达形式，李白自然不会例外，“而我乐名山，对之心益闲”[38]，“名山发佳兴，清赏亦何穷”[39]。相比一般文人，李白对审美对象的感情渗透更加深入，控制力量更加强大。足迹所至，李白无不将其飞扬的激情灌注于名山大川，山川负载着他的激情，成为诗人的化身。他以这种方式扩张着自我，将自我通过这种感情的辐射和形象的外化充塞于天地之间。因而，李白激情四溢的山水诗不仅是与自然的对话，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验证与追寻。
然而，李白那些感情较为平静、描述较为客观的作品似乎更能表现他的内心世界。在这些诗中，李白不是一味把自我的感情强加到外物之上造成其变形，而是在与自然物的交流中，不知不觉中沉入景物之中，情与景不期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从而传达出诗人细微的情感波动，如《月夜江行寄崔宗之》：
飘摇江风起，萧飒海树秋。登舻美秋夜，挂席移轻舟。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沓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归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草歇，复听菱歌愁。岸曲迷后浦，沙明瞰前洲。怀君不可见，望远增离忧。[40]
此诗由感情色彩划分大体可分两部分，开头至“但觉云林幽”为第一部分，其余为第二部分。由景物色调来看，第一部分显然亮丽明快，其中“美”与“轻”透露出诗人面对清秋月色的怡悦之情。“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又暗写出诗人沉浸于美丽月色中浑然忘我的专注神态。但归路遥遥，前途漫漫，朋友远在天边，自己前程未卜，愉快的心情不由黯淡下来。正值秋天，草木开始衰歇，而采菱人的歌声更增添了诗人的愁绪。江岸曲曲折折掩迷了后面的渡口，月光之下的沙滩映亮了前面的小洲。诗人似乎瞻前顾后，去意徊徨，暗写出心绪的纷乱。这类诗意较为幽微、风格较为含蓄的作品在李白集中不太多见，然而唯此能看到李白更为细腻的感情世界。(www.xing528.com)
可以说，山水不仅已成为诗人的审美对象，而且已经成为诗人的感情语言，深深地进入了诗人的生命，《独坐敬亭山》更为典型地表现出诗人对自然的深切依恋：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41]
不要说人，就是鸟和云也已远离诗人而去，诗人的孤单与寂寞无可言表，此时唯有敬亭山像一位忠实的朋友守候在诗人身边，给他温暖的慰藉。这首诗象征性地表达了李白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不仅是审美的，更是一种生命的关联。
李白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名山大川，他以宏大的视野放眼天下，“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又以宽广的心胸包罗万象，“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的自由观形成了巨大的心灵空间，他的审美意识则尽力穷索天地之大美。《庐山谣》以雄浑的笔力描写庐山的壮丽风光，“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表现出诗人的豪迈胸襟，这无疑是时代精神的折光。
如果说李白对山水的热爱表现出强健有力的时代精神，那么寻仙访道则折射出高飞远举的超越气质，后者同样是李白漫游的重要内容。对李白而言，求仙并非消极的退避，而是积极的超越，它既是对黑暗政治及仕途挫折毫不妥协的对抗，也是对世俗功利追求及庸俗价值观的终极超越，在根本上代表了盛唐文化精神的超越气质。李白当年寓家东鲁实即有求仙因素，开元二十七年，李白又偕元参军、元丹丘同往随州学道于胡紫阳，《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云：“相随迢迢访仙城，三十六曲水回萦。一溪初入千花明，万壑度尽松风声。……紫阳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餐霞楼上动仙乐，嘈然宛似鸾凤鸣。”[42]《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云：“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农之故乡，得胡公之精术。”[43]当然，李白从未死心塌地进行道教求仙活动，如前文所述，随着政治之梦的日渐破灭，人生激情的日渐消退，李白的求仙逐渐抽象化为一种永恒的价值坐标，成为终极性的精神依托，而不再具有实际意义。而无论如何，隐逸求仙与观山览水相依相随，构成了李白漫游活动的基本内容。
由于入仕的失败，游览山水在一定意义上替代了入世立功的功利追求，成为李白强健生命力的转化形式，李白在各地的辗转游历正是他强烈生命力的一种释放，且因其超功利的文化形态，又与李白的求仙理想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因而，李白的漫游并非消极的人生形态，而是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的特殊表现，正因为这样，李白在漫游过程中始终没有丢弃入世立功的政治理想，并常常从空幻的超世心态中返归现实，产生出志欲用世的渴望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如李白求仙于淮南的诗作《寄淮南友人》中写道：“红颜悲旧国，青岁歇芳洲。不待金门诏，空持宝剑游。”[44]同期诗作《夜泊牛渚怀古》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明朝洞庭去，枫叶落纷纷。”[45]流露出沉重的失意之情。漫游毕竟只是立功理想的转化形式，超世毕竟建立在入世的基础上，立功理想无法实现，则其超世追求便缺乏坚实的基础。因而李白的超世心态便常常受到这种理想落空的冲击，于是，建功立业的憧憬，理想落空的失意，游览的乐趣，求仙的超脱，构成了李白漫游生涯中矛盾复杂的感情内容。无论是赠别、登览、怀古还是闲适，各类题材的作品都呈露出这种感情的复杂性。
李白的漫游是政治理想的转化形式，也是李白企图突破文人的历史宿命的执拗尝试，然而立功及求仙之梦的破灭使他整个人生变成了一片空白，他无法再证明自己，只能以捉月的浪漫姿态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李白25岁出峡东游，如利箭激射而出，一去不返。他几乎不在诗中怀念父母亲人，仅有的“兄九江兮弟三峡”[46]一句诗也给后人留下了种种猜测。他漫游四方，很少携妻带子，即便是应诏入京也是孤身一人独自前往。他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一生都在孤独地追寻什么，即使他自己似乎也不知道最终的归宿，“乡关渺安西，流浪将何之？”[47]“将何之”呢？这也许是古往今来整个人类的困惑。
我们无法获知李白的全部秘密，但我们却知道他具有大唐盛世最强健的生命，因而才进行了那个时代最漫长的旅行，他的人生开张得很大，他的心灵也延伸得很远，空间有多么辽阔，李白的心胸就有多么宽广。李白不仅以激扬的诗句展现出生命的深度，而且以漫长的旅行丈量出生命的广度。他不仅是一个卓绝的诗人，更是一个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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