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九座交响曲：不朽的丰碑和英雄性格

人们仰望九座纪念碑,感到的是: “他赠给我们的是勇气,一种奋斗的欢乐”(罗曼·罗兰)。

这九座纪念碑不是用花岗岩构筑的,而是用音乐家醮了心血的音符筑就的,它是不朽的丰碑。

建筑师是一位音乐家。他的成就值得人们也为他建一造座纪念碑。“一座如马乔列湖的圣·保罗美奥巨像那样大的他的雕像,让他如生前那样俯视群山;而当莱茵河上的船路过此地,外国人问巨人的名字时,每个孩童都能回答——那是贝多芬”(舒曼)。

贝多芬(1770—1827)一生为人类留下九部纪念碑一样的交响曲。它们至今仍然奏响在音乐舞台上。

数字是有趣的。海顿的一百二十五部交响曲、莫扎特的五十多部交响曲、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三位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交响大师,在跨两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写作交响曲的数量却在减少。但综观他们的作品,不难发现,贝多芬交响曲一个乐章的篇幅几乎与海顿早期一首交响曲的篇幅相近,而莫扎特最后几部交响曲即使远远超过先师海顿交响曲的长度,却总比贝多芬的作品短,最长的乐章只相当于贝多芬最长的乐章的一半。

这说明,后世作曲家已在交响乐这种大型音乐体裁中赋予更多的容量,其饱和度以及深度亦愈加扩大。这样,音乐家就不可能在几天内写成一首交响曲,也不可能完成一百部或数十部交响曲了。此外,海顿是在二十五岁那年写作第一部交响曲的,莫扎特在八岁时写出《第一交响曲》,而贝多芬却是在年近三十岁时才开始创作交响曲的。可见,交响乐这种大型题材是需要作曲家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有深刻的理解。只有成熟的作曲家才能写出成熟的作品。

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在二十五年中写完。从背景、内容来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显示出了贝多芬与时代、与社会以及与他坎坷人生的联系……

贝多芬生活在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代。“共和”理想是他终生信奉与追求的目标。二十二岁时,贝多芬就写下自己的誓言: “竭尽全力为人类造福,热爱至高无上的自由,即便在皇帝面前,也永远不背叛真理。”

莫扎特生活在十八世纪启蒙思想与“狂飚运动”的思潮影响之下,那时还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夜。而贝多芬不但接受了启蒙学说与“狂飚运动”进步思潮的洗礼,而且他的大半生正值法国大革命爆发及其余震波及的年代。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其时贝多芬已经十九岁。应当说,贝多芬的一生是在大革命的大潮中度过的。时代与社会的大背景铸就了贝多芬九座交响纪念碑的“英雄”性格。

“他的九部交响曲可以比作一篇完整的大型交响叙事诗——描写英雄生活的长篇史诗,其中虽然没有故事情节贯穿,但个别篇页却是英雄生活的描绘,都揭示出英雄的活动和思想的各个侧面。贝多芬总是让英雄处在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之间——英雄和他的斗争,英雄和大自然,英雄和他的内心世界,英雄和人民等等。在各个不同的交响曲中,虽然所涉及的只是其中某一个比较突出的主题,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又有着相互交错的密切关系”(杨民望)。

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带有海顿和莫扎特交响曲的传统风范,那种轻快的舞曲性格,幽默、明朗的情致以及室内型乐队和典型的“组曲”式结构,都只是维也纳乐派早期交响之作的风格。尽管交响曲运用了奏鸣曲式的主题对比与发展的原则,第一乐章第一主题神似于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的主题,但在莫扎特来讲,那已是交响化与英雄性格的顶点,而对贝多芬而言,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主题以及整个作品的风骨却远不具英雄年代的英雄性音乐的神采。

但是,《第一交响曲》已播下英雄性的种子,也已萌发了英雄性的“新绿”。只不过这还是英雄青春年代的幻想与希冀,一切追求与奋进尚在理想化的憧憬之中,还是英雄性行动的一种准备与酝酿。

此外,就交响乐形式的发展来说,这部交响曲仍未突破海顿、莫扎特交响曲的结构及乐队编制,不过是其先辈传统的继承而已。

柏辽兹这样评说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 “这还不是贝多芬,但我们很快就要看到他!”时隔两年,贝多芬的《第二交响曲》诞生。它一改传统风范,大步跨出了先辈的轨迹,将英雄性的音乐形象塑造在第一乐章中。1802年,贝多芬受到失恋的打击,耳聋失聪也日益加剧。这使贝多芬几近绝望。但他战胜了厄运。他说: “在我还没有完成交给我的全部使命以前,就离开这个世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此时,他在人生的低谷,却以明丽的D大调写出蓬勃向上的《第二交响曲》,从充满动力的第一主题的跃出,到带有法国大革命时期《马赛曲》式的进行曲性质的第二主题的呈示,洋溢着古典交响曲所不曾有过的新颖的音响和宏大的英雄气势。因此,人们认为,这个乐章是从早期维也纳古典交响乐走向贝多芬《“英雄”交响曲》新风格的一个“桥梁”。

在《第二交响曲》中,贝多芬已从青春的理想化梦幻中走出来,进行了与个人悲苦命运的抗争,迈出了英雄行动的第一步。尽管还没有从个人际遇走向社会与时代,但这部交响曲所标示的与其先辈交响创作传统的决裂,所显示出英雄性新风格的初步确立,已同他的第一部交响曲有了本质的区别。而从传统迈到新的风格,这革新的一步在不少人看来至少需要十年时间,但贝多芬的两部作品却仅仅相隔两年。

又过了两年,1804年,贝多芬写出了《第三交响曲》。初演之时,有人欢呼: “贝多芬是伟大的天才!”有人声言: “不,音乐只限于莫扎特。”还有人指责: “古怪广“费解!”“愚蠢!”

贝多芬则说,这一切“不能阻挡一匹勇敢的马继续奔驰”!

看一看,在《第三交响曲》中,贝多芬“奔驰”出了传统,也“奔驰”出了他的前两部交响曲。

《第三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其长度比莫扎特篇幅最长的《第四十一交响曲》第一乐章几乎长过一倍。按奏鸣曲式的传统结构形式,展开部最多占呈示部的二分之一篇幅,而贝多芬为了表现自己奔涌的英雄乐思,竟让展开部占据了几乎超过整个呈示部的篇幅。罗曼·罗兰说,此刻,展开部“变成了天才的用武之地”。古典传统的规范已被贝多芬打破。

第一乐章表现了火山爆发般的英雄气魄;第二乐章是悲壮的“葬礼进行曲”,表述了英雄的坚毅与隐忍;第三乐章则把“小步舞曲”变为富于动力的“谐谑曲”,表达了“战士们围绕着他们首领的坟墓举行祝典的情景”;至于终曲乐章,贝多芬则将一个闪烁着普罗米修士英雄光彩的短小主题作了十次变奏,刻画出了英雄凯旋的壮观景象。

于是,从形式到内容,《第三交响曲》已突破传统规范,而在显得“古怪”与“费解”中完成了交响乐创作的一场伟大的革命。那就是贝多芬第一个也是第一次把时代与社会的重大背景与事件,用音符记录在交响构筑之中。

《第三交响曲》又被称做“英雄”交响曲。标题的由来正表明了贝多芬将社会重大事件载入交响曲的事实。

拿破仑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风云人物。贝多芬敬仰拿破仑,不仅视他为革命时代的英雄,而且把他当作一种理想——他梦想中的共和国的伟大的“首席执政”,应当是“胜利之神”拿破仑。1802年,贝多芬接受法国驻维也纳公使伯纳多特将军的提议,要为他心目中的英雄拿破仑写一部交响曲。

1804年,交响曲完成。贝多芬抄出一份漂亮的总谱,写上题献给拿破仑的词句,并称之为《拿破仑·波拿巴大交响曲》。此时,传来拿破仑加冕称帝的消息。共和的梦想破灭了!贝多芬怒不可遏。他撕去交响曲献辞的扉页,愤怒地说: “想不到他只是一个凡夫俗子。现在他将逞其野心,践踏人类的一切权力,并要成为高踞人上的暴君了!”

许久以后,贝多芬才上演《第三交响曲》。节目单上只印着“一部新的大交响曲”字样。总谱出版时,卷首印上一行标题: “《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大人物而作。(www.xing528.com)

《第三交响曲》是贝多芬确定自己英雄性风格的奠基之作。

贝多芬所处的英雄时代呼唤着英雄人物。正如他所说,“我们的时代需要精神健壮的人物”。而英雄人物进入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却各有不同的侧面。

《第四交响曲》写于贝多芬的爱情岁月。“现在贝多芬完全放下了颂诗和悲歌”,回到了“生动、活泼、快乐,要不然便是绝俗的优美”上来,柏辽兹这样评价《第四交响曲》。

这部交响曲的四个乐章各有不同。第一乐章活泼而有生气,第二乐章平静而富于表情,第三乐章急速而具幽默,第四乐章和谐而充满欢乐。但是四个乐章却都以浪漫化的乐风表达了英雄或是普通人的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对爱情、对青春、对生命的挚爱。

如果说,《“英雄”交响曲》已显现出贝多芬“猛狮”般的肖像,那么,这部交响曲却描绘了作曲家“幻想与温柔的情调”;因为,此刻“猛狮在恋爱”……

这部交响曲“保存了他一生中这些最晴朗的日子的香味”(罗曼·罗兰)。虽然作品的形式、规模与风格接近于十八世纪交响曲的风貌,但这部被人们称做“青春的颂歌”的《第四交响曲》,却依然建立了一种抒情风俗性的新型交响曲的范例。

在写《第四交响曲》之前,贝多芬已草就了他那英雄悲歌式的《第五交响曲》的第一章。那个震动人心的“命运敲门”的动机已酝酿成熟并写进了交响总谱。但当他写到第二乐章时,作曲家沉浸于爱情芬芳之中,再也无法写出那种充满戏剧性冲突的凝重深沉的音乐了。于是,在《第三(英雄)交响曲》与《第五(命运)交响曲》之间,他用极快的速度写下了抒情明朗的《第四交响曲》。人们比喻,在“英雄”与“命运”两座高大的山峰中间,《第四交响曲》犹若“飘荡在这两座山峰之间的云彩,有着无穷无尽的变幻,在日出以前显得有点暗淡,在日出以后又是那样的灿烂多彩”(谭冰若)。

《第五交响曲》以震撼灵魂的“命运”动机开篇,犹如一座山峰,带着“命运”的巨大阴影拔地而起。此刻,英雄面临着命运的严酷挑战。

这“命运”之声凝聚了贝多芬当时的坎坷遭遇。拿破仑称帝,“共和理想”破灭带来的愤懑与失望;双耳失聪,给一个音乐家带来的绝望与痛苦;婚姻的失败,爱情的挫折带来的忧郁与伤感;国事家事天下事,交融在一起使贝多芬迸发出了巨大的向“命运”挑战的音乐灵感,铸就了“命运敲门”动机的千古绝唱。

《第五(命运)交响曲》的伟大成就在于运用交响性的音乐冲突,表现了战胜命运、取得胜利的艰难历程。一个戏剧化的音乐动机不仅贯穿在一个乐章中,而且成为整部交响曲的主导动机。这是交响乐创作中的一个创举,“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交响思想的基本原则——通过一系列有机的发展,使一个核心发展成为大型作品”。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第五交响曲》是交响乐的原型,它具有一首交响曲所具有的一切”(约瑟夫·马克利斯)。

这部“具有一切”交响表达方式的交响曲所表达的内容是时代与人生、历史与现实的广阔画卷。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概括了这部作品的内容,“在第一乐章里那种完全的绝望的悲哀,那种忧伤的痛苦,在慢板中那种爱情的温柔的忧思,最后,在第三第四乐章里用小号表达出来的强劲有力、年轻的、自由的欢乐……”。而历经痛苦所达到的胜利凯旋,又被罗曼·罗兰高度地赞颂为: “什么胜利可与这场胜利相比?波拿巴的哪一场战争,奥斯特里茨的哪一天的阳光,曾经达到这种超人的努力的光荣?曾经获得这种心灵的凯旋?”

1808年,贝多芬同时完成两部交响曲。一部是《第五(命运)交响曲》,一部是《第六(田园)交响曲》。这是两部从气质到情绪完全不同的作品。在经历了与命运的抗争以后,贝多芬“好像才跟一位对位学家的军队进行一场恶斗”,“脸上的线条都变了样,满头大汗”(兴德勒的回忆)。写完“命运”交响曲之后,田园的风光,休憩的宁静,正如音乐的激越与平静一样,自然而然地来到贝多芬的笔下。

此刻,大自然在心灵中交响。于是,一部情“感的表达多于音乐的描写”的《“田园”交响曲》诞生了《。

第六(田园)交响曲》揭示的是英雄与大自然——英雄对大自然的感性投入以及理性的哲学思考。这部交响曲在艺术表现上突破了传统交响乐四个乐章的规范性结构,而以五个乐章展现了作曲家内心对大自然敏感的情愫。此外,五个乐章有五个诗意的标题: “到达乡村时的快乐感受”、“在溪边”、“乡民欢乐的集会”、“暴风雨”、“暴风雨以后愉悦和感奋的情绪”。这里,贝多芬以浪漫化的交响手法,在器乐的标题性方面作了大胆的探求。

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充分显示出交响音乐的魅力。柏辽兹用了诗一般的语言来讴歌音乐艺术无与伦比的美: “今日的旋律;和声;不同性质的声音的组合;乐器的音色;转调;不协和音程的湛深奥妙的互相冲突,起初是一场恶战,而终于互相拥抱;我们音乐上的惊人之句;以及那些震撼着人类灵魂最隐蔽的深层的奇异的音节”,已使诗人们“永远不能和声音的艺术争雄”。

《第七交响曲》于1812年5月完稿。其时贝多芬已四十二岁,他冷静地思考着斗争胜利后的喜悦。于是,《第七交响曲》让英雄们在凯旋的行列中欢跳起来。

这部交响曲明朗欢快,充满活力。音乐中贯穿着舞蹈的特征。浪漫乐派音乐大师瓦格纳称《第七交响曲》是“舞蹈的赞颂”。这部并没有标题的交响曲也曾被他称做“舞蹈性的交响曲”。权贵与保守派说这部交响曲“野蛮”,瓦格纳又十分尖锐地指出,“野蛮”的实质是让人民步入了交响曲: “贝多芬的音乐是人民的音乐,贝多芬不是把人民的舞蹈旋律用作贵族餐桌面前的娱乐,而是把它放在一种崇高的意义中,直接地在人民面前演奏。”

有人说,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是作曲家的“倒退”。表面看来,这部篇幅不大、被人们称为“小交响曲”的《第八交响曲》,轻松明快,确实与贝多芬大气磅礴的英雄性的交响截然不同。但究其实质,《第八交响曲》和《第七交响曲》一样,表现了人民在胜利时刻的欢愉。只不过写于1812年春天的《第七交响曲》是胜利的“舞蹈”,写于同年秋天的《第八交响曲》却是胜利的“幽默”。这里,反映了作曲家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也揭示出人性中的善良与幽默。“在幽默的深刻意义上,差不多可以说贝多芬的其他交响曲是很难与之相提并论的。那些逐渐高扬的层次,例如最后乐章的结尾,就在贝多芬的作品中,也是稀有的。还有降B大调的小快板,你就只能说‘别闹了,快乐去’吧”(舒曼)。

《第三(英雄)交响曲》、《第五(命运)交响曲》高扬了英雄的巨大形象,而“田园”交响曲以及舞蹈性的《第七交响曲》、幽默的《第八交响曲》则为英雄作了短暂的“休憩”。

贝多芬最后一部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回顾了他的交响创作历程和对“共和理想”的追求与向往,谱写出了交响乐发展历史上的一部顶峰之作。这部交响曲宣告了贝多芬理想王国的壮观景象——全人类的团结与友爱。

早在1793年,贝多芬就反复咏读了浸透“共和理想”的一篇伟大的诗歌: 席勒的《欢乐颂》。作曲家尝试把全诗一节节地谱成音乐。1798年和1812年,贝多芬为这篇诗作写过音乐草稿,并在《C大调命名节庆序曲》、《c小调钢琴合唱幻想曲》以及歌曲《互爱》等作品中,孕育了《第九交响曲》中“欢乐颂”主题的基本轮廓。

经过近三十年的酝酿,1823年,贝多芬终于谱出了《第九交响曲》。这部作品表现出亿万人民用痛苦铸成欢乐的悲壮历程。四个乐章贯穿了踏过黑暗,走向光明的发展主线: 第一乐章,作曲家倾诉了斗争的艰辛;第二乐章是振奋向上的抗争;经过充满抒情性沉思的第三乐章,迈向最终结论性的第四乐章——用《欢乐颂》的诗篇,谱写了“亿万人民团结成兄弟”的时代强音。

从本质上讲,《第九交响曲》是大革命时代的悲壮历程的回顾,是一个信奉“共和理想”的激进音乐家思想观点的艺术化再现。而在艺术上,如此博大深刻的思想内容与激昂炽热的情感已非常规交响乐结构所能负载;于是,贝多芬打破了器乐合奏的一统天下,引入了乐声中最有表情魅力的人声,唱出了《欢乐颂》的诗篇。“把这歌唱作为某一大作品的结局……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这些问题,他踌躇了一生”(罗曼·罗兰)。于是,在《第九交响曲》中,贝多芬用生命之笔,唱出了自己终生崇尚的“共和理想”——“一切人类成兄弟”……

贝多芬终其一生所筑造的九座交响纪念碑,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是交响音乐发展中的划时代的伟大创造。在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中,不仅可以看到时代的身影,也可以看到他作为英雄年代中的英雄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