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音乐传播的技术与艺术价值

三、技术与艺术价值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说,职业艺人至少在艺术表演或创作的“技术”这个层面,能力要强于普通人——因为他们的特殊职业属性,使得他们不得不花费比常人更多的时间在技艺的磨炼上面。这个说法在逻辑上不无道理,但经验告诉我们:逻辑往往与事实不符,更不能代替事实。

首先,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一观点:与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情况不同,技术并不是衡量艺术之价值的首要标准。相对于艺术的文化功能、风格、内容等因素来说,技术的重要性显然应居其后。作曲家叶小纲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我认为自己的创作不是靠技术取胜的,我靠的是在音乐中的情感”,^[11]这个看法是相对正确的,尽管比技术更重要的因素还不止是“感情”。事实上,一部人类艺术史的无数史实表明,一个艺术家越走向创作的成熟期,其作品中技术的应用往往越简约化,诸如著名画家毕加索与齐白石在其晚年的艺术创作中,都不约而同地走过这条技术简约化之路。在艺术作品的价值判断方面,虽然历来有技术至上的观念存在,但在实践中人们却往往不遵循这个观念行事。譬如迄今为止,世人对舒伯特创作的那些短小简单的歌曲的艺术价值判断,就往往高于同样是由他创作的某些技术难度更大的器乐作品;而以技术难度高而著称的“十二音体系”音乐作品,也迄今没有赢得比技术难度相对简单的“巴罗克音乐”或“维也纳古典乐派”音乐作品更高的声誉。

音乐院校里学习作曲的学生,大致都有过相似的学习和创作经历:在初学和声之时,试着为歌曲配钢琴伴奏,往往把和弦写得复杂无比,认为唯复杂方见水平。至后来分析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才发现其中不过是老旧的功能和声,一个曲子里所用和弦也就是常见的那几个,然后开悟到能简单方为真名士。今天的一些专业音乐人士崇尚勋伯格一类人物,因为他们竟然能够把音乐弄得如此复杂,使作曲犹如做高等数学题,认为这才“科学”进而“高级”了。这样的音乐好不好听和有没有人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常人的听不懂而证明了作品的“深刻”和“高级”价值。

出于“技术理性”信仰的技术至上价值观,长期以来在中国职业音乐界具有巨大的影响。技术至上论者往往倾向于用音乐技术(包括结构)的复杂程度去衡量音乐的价值等级,然后由此得出“交响乐”、“大歌剧”、“芭蕾音乐”是“高级”或“先进”的,民歌、单声音乐、流行音乐是“低级”或“落后”的结论。然而艺术的历史却常常告诉我们,复杂的艺术作品由于受众面窄而容易夭折,简单的东西反倒容易传之广泛和久远。譬如唐代燕乐大曲,曾是何等的复杂精致!《霓裳》一曲,音乐长达三十六段(周密《齐东野语》),演唱(奏)者都是专业的宫廷乐人。这个作品完整唱奏一遍,白居易的船已划出去十五里水路(白居易《早发赴洞庭舟中》),可见其长大复杂的程度。但是,这个“高级”而“先进”的燕乐大曲,不仅在当时就未必有多少欣赏者,而且不过一两百年的光景,便落得无人问津、奄奄一息,而被后起的、简单得多的市民音乐所取代。(www.xing528.com)

无论古今中外,凡真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皆倾向于取简约而弃冗杂。世人称海明威的小说文体为“电报体”,即谓其精练简明;郑板桥画竹,齐白石画虾,寥寥几笔神韵尽出,这在中国艺术创作理论中称为“以少少许胜多多许”(郑板桥语)。音乐的创作也是如此。一部中国音乐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大多是一些简约精悍的作品,如“清水出芙蓉”的民歌,历数百年而弥新,传千万人而不泯,可见既不“低级”也不“落后”;倒是职业音乐家众多的复杂冗长之作,不要说流芳千古,究竟有几部能够博得世人真心喜爱,从而流传上哪怕是几年呢?

其次,即使从技术角度来说,普通人在艺术活动中的技术能力未必就不如职业艺人。譬如蒙古族业余的“长调”与“呼麦”歌手,其歌唱发声技术和风格把握能力就绝非任何音乐院校可以培养得出来;内蒙西部民间的“漫瀚调”歌手的极高声区演唱技术,即便是号称“High C之王”的帕瓦罗蒂也难以望其项背;康区^[12]藏族农牧民在他们的“山歌”(藏语称“噜”)演唱中,那连绵成串、细密轻灵的“花腔”(藏语称“缜固”)技巧,职业的“美声唱法”歌手也难以模仿企及;维吾尔族民间“木卡姆”艺人对于他们的音乐中,对多变而特殊的音高和音色、微妙而丰富的节奏的把握能力,对群体性即兴演唱和乐器演奏的丝丝入扣的密切配合能力,以及对这类套曲中包含的大量曲调与歌词的记忆能力,都只能形成于维吾尔族民俗文化所提供的繁多仪式性歌舞场合中,对本民族每一个成员自幼开始的耳闻目睹和口传心授。这种持续终身的艺术学习强化了每一个民族成员艺术技巧的训练,这也是学院化了的职业艺术技巧学习所难以企及的。

总之,艺术不是自然科学,艺术的价值首先取决于其特定文化目的和对这个目的的实现程度,而不是技术与结构的复杂程度。因此,艺术价值衡量的技术决定论,不过是职业艺术用来自吹自擂的一个借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