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石的考证过程
1. 从考证经史到考证金石本身
汉代《石经》（图3.6-1、图3.6-2、图3.6-3），是清代金石考证的重点，甚至阮元举进士外放山东学政前做的官职之一就是乾隆石经校勘官；而且金石藏家对《石经》也极看重，清末的藏家沈树镛因为得两块《石经》宋拓本和残字石刻而命名自己的室名为“汉石经室”，而沈氏的收藏以精品和孤品的丰富著称，可见金石收藏中《石经》的至高地位。这是因为《石经》的内容是经史考证的核心内容，而《石经》的书写者也是汉代隶书书法的代表者之一。所以不论从考证的需要还是书法的需要出发，《石经》都是被金石家关注的重点对象。
图3.6-1 《熹平石经》残石拓片
图3.6-2 《熹平石经》残石拓片
图3.6-3 《熹平石经》残石拓片
清代围绕《石经》的考证书多达几十种，其中最重要的代表著作有顾炎武的《石经考》，万斯同的《万氏石经考》，以及杭世骏的《石经考异》。顾氏“博列众说，互相参校”，而万氏“详于唐宋”，杭氏所著则“合三家之书参互考证，其事乃备。固未可偏废其一也”。
对《石经》的研究，书法考证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乾隆初年杭世骏的《石经考异》，此书总体为经史考异，但其内容开始的论题却是从“书碑姓氏”、“书丹不止蔡邕”、“正始《石经》非邯郸淳书”入手。换句话说，就是从书碑者、碑刻书体风格入手考证，虽不言书法而有书法之内涵。因为对诸家隶法不熟悉者是不可能来考证辨别书者的区别。杭世骏《石经考异》引赵崡《石墨镌华》语曰：
《唐书》谓文宗朝《石经》违弃师法，不足观。然其用笔虽出众人，不离欧、虞、褚、薛法，恐非今人所及。[26]
此说虽论《唐石经》，却以书法考证其时代，足见考证经史方式开始转变，书法鉴定的作用在考证中已经显现。
到嘉庆时梁章钜题《宋拓醴泉铭》诗：[27]
张郎（禄卿）昔所贻，毡蜡迥不近。微嫌补凑迹，百一间可任。三年结梦想，玩物亦妨性。意外歘飞来，狂喜强自镇。古人自有真，评估资此定。
诗中清楚地显现金石考证和书法玩味中的犹豫，从“玩物”回归考证的“理性”。其实金石考证中的书法玩味已经在乾嘉后期成为不可摆脱的文化潮流。
钱大昕论黄易：“海内……嗜之笃而鉴之精，则首推钱唐黄君秋庵。”[28]这个时期对于金石本身的考证，也可说金石鉴定的翘楚是黄易，他主要是对金石的书法作鉴赏。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的内容是黄易金石收藏精品的双钩本，虽然此双钩本质量不如杨守敬《望堂金石文字》，[29]但在嘉庆五年（1800），这种纯粹的对金石的书法考证的意愿已经呼之欲出。在十九世纪初，图形的刊出难度极大，失真也大，还是以收藏的拓本为主，而金石考证的新动向也在这种逐步体系化的书法考证中显露出来，进而带动金石学兴起新的热点。
2. 把玩和题咏(https://www.xing528.com)
从金石的收藏到考证出版，其中主要的环节是反复地把玩和题咏，根据上文所论，金石把玩中，金石的书画功用必定会得到体现，所以到道咸时期，对金石的记录方面出现的关键词就是“玩”。金石把玩的是什么，其核心就是从金石的形质研究中揭示出其书画功用。特别是对金石的纪文，以及相互交流中所作的题跋和诗咏，可以使审美的观念得到新的飞跃。
◆专门考证书法的金石书
如李光暎的《金石文考略》，[30]此书前有金介复序，说此书是李光暎用收藏的嘉兴曹溶《古林金石表》和朱彝尊《吉金贞石志》两书稿汇集而成，所以它也代表了曹、朱金石书法考证的大体成果。这也是清代稍早一代文人延续明人以书法为金石考证的中心，汇集金石书法题咏的一本金石书，这里选录其中部分：
《淳于长夏承碑》……其字隶中带篆及八分，洪丞相谓其“奇怪，真奇怪也”。有疑其伪者，然笔致有一段英气，决非后人所能及。（孙承泽《消夏记》）
宋郑侨《书衡》云：“汉石经诸刻乃隶体八分，《夏承碑》乃篆体八分。”然三家皆不云何人书也。元王文定公恽跋此碑云：“蔡邕书《夏承碑》，如夏金铸鼎，形模怪谲，虽蛇神牛鬼厖杂百出，而衣冠礼乐已胚胎乎其中，所谓气凌百代，笔阵堂堂者乎。”余由是知为中郎之迹。（都穆《金薤琳琅》）[31]
这里看到金石书法考证的各家所言，放在一起很容易对品评对象有一个综合的了解。其实对于金石的书法考证，宋后各代都以宋人为蓝本，清人也不例外。
◆从金石考证而来的书法新见解
道咸时代，相传为阮元门人所著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校记》记载了金石物件的出入流传，并考证文字形质。此书与以前的金石书不同之处在于品评铭文的审美特点：
《申鼎》……商周真器文字，散整曲直，反正疏密，皆实有真意古意。每见器文，凡《博古》《薛书》所见者，其文多不佳，且或以篇删其句，句删其字，字删其画，讹谬百出。盖皆市狯劣匠应图仿造，希售射利者所为。如此“申”字缺二画，实“鼎”字，全是以意造画，毫无古意，世间如此器者，十居五六也。……上海赵太常谦士鉴古正精，[32]嘉庆辛酉（1801）壬戌，余馆其京寓，观其所藏彝器，知所藏拓本亦甚富。以儤直鲜暇，未得尽出其赏。仪征公欲成书时，属扬州濮君行四在京从太常借摹种种。余见濮君作字，专尚工整，间损真意。故此书所录赵摹本字多病此，且太常所珍最难得诸款，濮曾未摹得耳。[33]
阮元重于金石之文史考证，而此书修订《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错谬处，则重在拓本的精确、传摹的艺术意味及多方同证，同时也借鉴已有的成就。阮元此书因助手的偏向而使书中内容有所偏失，而称金文“散整曲直，反正疏密，皆实有真意古意”，切中金石的画意画理。这也是对金石新的考证热点的心得。而道咸时代书法家的代表之一何绍基的金石诗，更是具有了从金石考证获得的新的书法历史观和书法技巧的内容，如《罗研生出示陶文毅题麓山寺碑诗用义山韩碑韵属余继作》：
学书重骨不重姿，早窥古意薄献羲。初唐《褉叙》妄贪取，千载笔势归陵夷。明皇手捥乃天纵，《岱铭》气压千熊罴。《石台孝经》亦沉厚，不沿祖法为指麾。山阴科臼得扫荡，艺海颓波凭主持。颜公李公应时出，书坛并树大将旗。鲁国书名盖天壤，后来趋步难肩随。北海法门又一变，香象渡河吞虎貔。无如风尚喜妍媚，动以豪快相謷訾。又云两公踵王法，臆造传诀编支辞。神骨自有本色在，生气岂傍他人为。[34]
而从金石考证中学习和体会书画意味的题跋在道咸时期比比皆是，蔚然成风（图3.7）。文人学者们不但在金石拓本上、书卷上、画上，也在印章的边款上题跋，常常写下从金石中悟出的书画观点和心得。而正是这种书画与金石的互动，使道咸时代的画学得到全面的发展，进入如同宋代画学一样的兴盛时代。
图3.7 张燕昌“赤城山人七世孙”印及印跋
嘉庆壬申（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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