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参政与工党建党的重要性

工会运动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踯躅才干预政治事务。起先，工会不愿意卷入政治活动，因为政治见解的不同很容易分裂工人阶级，而团结又是工会力量的唯一源泉。但后来许多事实证明单纯的产业行动不足以解决工人的问题，工会于是开始涉足政治领域。

60年代的议会改革加速了工会的政治化，自由党内辉格党守旧派对工人阶级的污蔑，给工人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工人群众的政治热情骤然高涨。就在此前后，几件事相继发生，使工会觉得不卷入政治不行。首先是1866年设菲尔德发生工会会员与非工会会员之间的冲突，会员对“工贼”施暴，还用炸药炸毁了一个非会员的房屋。冲突导致社会舆论对工会不利，议会遂指派皇家委员会对工会活动进行调查。工会害怕调查结果会导致对工会进行全面的压制，于是被迫卷入政治活动，参加到委员会的调查取证工作中去。1867年，蒸汽机制造工协会一个地方分会的司库侵吞公积金24英镑，工会向法院起诉，要求按1855年的《互助会法》给予法律保护，追回赃款，但被法庭驳回。通过这件事，工会意识到它尚不具备完全的法律地位，因此制定保护工会的法律就至关重要了——这件事，史称“霍恩比起诉克罗斯案”。同时，工会还注意到，当时规范劳资关系的一个法律——《主仆法》也对工人十分不利，该法规定劳资双方都必须遵守劳动合同，但资方若违约，只按民事法审理并最多向工人赔偿损失；劳方若违约，则要按刑事法审理并可以被判刑。1867年议会对《主仆法》进行修订，其中虽改正了某些最不合理的内容，却仍然对工人一方不利。此外，有关工伤事故的法律也使工人十分不满，因为雇主可以很容易就规避对事故的责任。这些都促使工会开始重视法律问题，制定保护工会的法律成了工会的当务之急。

第二次议会改革后相当一部分工人群体获得选举权，这就使两大政党都必须正视工人的要求。1871年，自由党制定两项法律，其中一项确认工会有合法地位，且其资金受法律保护；但另一项——《刑法修正案》，则认定胁迫他人、阻止他人工作、设立罢工纠察线等行为是违法，可以按刑法处置。这使工会的罢工行动事实上不可能进行，因此剥夺了工会最有力的斗争手段，招致工人的普遍反对。1874年大选自由党失利，在很大程度上就归因于工人选民的反对。

保守党上台后，迪斯雷利执行“新托利主义”政策争取工人选票，1875年政府制定两项法律，其中《密谋与财产保护法》废除了《刑法修正案》，规定罢工中的纠察行为为合法；暴力行动和胁迫行为虽仍属犯罪，但不再以密谋罪论处。另一项法律《雇主与雇工法》把《主仆法》中剩余的不公正条文予以纠正，这项法律的名称本身也说明了问题：以前把劳资关系界定为“主仆”关系，现在则明确为雇佣关系。1875年的这两项立法使工会获得了比较完整的法律地位，因此被看作是“工会运动的大宪章”。1878年，保守党政府还通过一个《工厂与工作场地法》，把从1847年开始的规范工作时间与劳动条件的法律汇总成一个法律，使之适用于各行各业，而不仅只适用于个别的行业如纺织业。

在工会卷入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产生了工会代表大会。由于有许多问题需要各工会紧密磋商，采取共同立场，原有的“将塔”形式已经不够了，工会代表大会应运而生。1868年，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在曼彻斯特举行，以后每年举行一次，各工会都派代表参加（也可以不参加），在会上讨论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制定共同的政策，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不久后，在大会休会期间又形成一个“议会委员会”，由大会委任成员，行使大会职能。当时有许多人提议把工会代表大会转变成一个有行政权威的工会管理机构，或干脆就变成总工会；但在英国始终没有形成类似于总工会这样的组织，各工会仍旧是独立的，工会代表大会仅是个“讲坛”。“将塔”后来融入工会代表大会并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但工会代表大会则变成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正式发言人，其政治与经济立场都比“将塔”要激烈一些。

1868年起工会参与议会竞选，这一年有几个工人站出来竞选议员，但都没有成功。1874年大选中“议会委员会”指导工人投票，影响了选举结果；同时两位工人候选人在自由党帮助下竞选成功，成为英国最早的工人议员。这以后，工人支持自由党的倾向成为工会政治运动的主要倾向，“自由—劳工同盟”也逐渐形成。保守党通过“新托利主义”也能吸引一部分工人，但自由党更愿意支持工人在政治上的要求，给他们充分的选举权，并支持他们参与地方政治，甚至帮助他们竞选议员，因此也更受到工会的支持。

1875年废除《刑法修正案》之后，“自由—劳工同盟”迅速形成，此时工人阶级相当一部分已获得选举权，而工人候选人直接参选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英国的政治结构中，没有政党的支持是不可能参选的，于是在两大党中，工会选择了自由党，以支持自由党为代价，换取工人候选人参选的机会。自由党此时已从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社会公正，强调平等对自由的意义。新自由主义开始承认国家在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注意到社会立法对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重要性。这样一些因素使自由党愿意考虑工人阶级的许多要求，从而使“自由—劳工同盟”有可能出现。与此同时，保守党自皮尔以来事实上已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最基本原则，在政治、经济等重大国策上和自由党已没有根本分歧。保守党的这种转变吸引了很多选民，使他们愿意向保守党靠拢。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日益感到需要争取更多的工人选民的支持，双方都有求于对方，“自由—劳工同盟”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形成的。

“自由—劳工同盟”在两个层面上具体操作，在议会选举的层面上，自由党让劳工候选人在自由党势力不大的选区出面竞选，用他们来对抗保守党，在这些选区，劳工候选人会得到自由党支持，包括组织上和经费上的支持。作为交换，劳工在多数选区支持自由党，帮助自由党掌权。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工会支持自由党的政策，自由党当然也要尽可能满足工会的某些要求，制定一些对工人有利的法律。工人议员在议会都站在自由党一边投票，实际上属于自由党议会党团。持批评态度的人说工人阶级成了自由党的小尾巴，情况确实也如此。但在19世纪末，这一方面是政治的现实，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如此——自宪章运动失败后，战斗性的工人运动已经停止了，而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政治时机尚未到来。由于“自由—劳工联盟”的存在，一些工人出身的人成为议员。1880年大选增加了一名工人议员（他是工会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的书记），到1890年，议会中已有8名工人议员。

很多人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足，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有自己的政治，应该选出更多的工人议员。其实，工人阶级组建自己的政党只是个时间问题，一旦选举工人议员成为政治目标，组织政党就是不可避免的。

1881年，亨利·海德曼组建“民主联盟”，1884年改称“社会民主联盟”。它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也曾经参与其中。但这个组织对工会采取敌视态度，称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它内部又争执不休，分歧重重，所以无法争取工人群众的支持。在整个80年代，其成员从来没有超过1 000人，而且多数是中等阶级出身。

费边社是另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它人数更少，只有一两百人，而且几乎全都是知识分子，组织极其松散，仿佛只是一个沙龙，既无正式的组织机构，又无正常的组织活动，成员来去自由，完全没有正式的程序。但费边社的思想影响深远，不仅影响到工会运动，而且影响到英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对20世纪英国的政治走向有着决定性作用。费边主义是英国土生土长的政治学说，也充分反映了英国政治发展的特色。(www.xing528.com)

由于英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主义始终未能在英国产生重大影响。早期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欧文主义，它在40年代以后就基本上丧失了影响力。50年代以后，工人激进主义销声匿迹，起而代之的是工联主义（即工会主义）。但工联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实践而不是学说，它的思想很简单：靠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对资本家阶级开展直接的产业斗争（如罢工、集体谈判等），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与劳动条件。这样一个简单的思想不需要产生理论家，但它很容易为普通的工人群众所理解，因此一直到80年代为止，英国工人运动事实上没有理论指导。

费边社组织的一次集会，主持者是著名作家威尔斯

费边社的成立改变了这种状况。这个团体中有一些大知识分子存在，比如西德尼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萧伯纳、赫伯特·威尔斯等。这些人出身中等阶级，却对工人问题十分关心。他们提倡“社会主义”，并不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而是认为历史发展的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因此知识分子——作为最富有预见性的社会良知的体现，应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让它早日成为现实。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必然出现的资本集中，已经为财富的社会化开通了道路。既然如此，社会主义就是一定要到来的，而工人阶级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工具。工会是一种现成的组织形式，它承担着把财产从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转化的使命。一旦财产的私人占有被消灭，在工会中的全体劳动者就会接管所有的财产，实行社会化生产。但费边社认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和平的过程，社会主义因素只能一点一滴地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最终和平地改造整个社会。这就如古罗马将军费边在打仗时采用的迂回战术一样，由此，这个团体起名为“费边社”。费边社的理论由韦伯夫妇最充分也最完整地表达出来，他们是费边社最卓越的理论家。此外，费边社还不定期地出版《费边论丛》，都是会员们撰写的有关各种社会问题的小论文。这些论文涉及面很广，有理论探讨，也有时事评论，观点和立场都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基本出发点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改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费边社的思想为英国工人运动提供了一种英国式的社会主义理论，英国工人运动本来就具有和平、改良的特点，费边思想恰好符合这种需要。英国工人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之后，费边主义成了其指导思想。20世纪30年代，新一代费边主义理论家成长起来，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G．H．D．柯尔。柯尔提出一种“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主张把社会按“基尔特”（行业）重新组织，由基尔特控制社会生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政府受费边主义影响很深，事实上，像艾德礼这些工党政治家，就都是费边社的成员。

费边社的出现对工人阶级组织政党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另一个推动因素是：在19世纪最后10年，工会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大批无技术、无特长的下层工人组织起来，使工人运动重现已失去多年的战斗性。80年代英国经济发生衰退，失业人数急剧增加，非技术工人人数特别多，于是不安定的因素迅速增长。海德曼以及激进的工会领袖约翰·伯恩斯、汤姆·曼等发动失业工人进行抗争，1886年2月的一次抗议活动发展成一场群众暴乱，伦敦闹市区的许多商店被打砸、车辆被推翻。1887年11月，特拉法加广场上发生军队与示威群众的暴力冲突，许多人受伤，被称为“流血星期日”。这两年，群众性的骚动在许多工业城市出现，其中包括曼彻斯特、设菲尔德、加的夫等。

但更重要的是非技术工人动员起来，1888年罢工事件急速增加，到年底有500多次罢工发生，许多非技术工人投入斗争，其中意义最深远的一次，是由费边社会员贝桑特女士领导的伦敦一家火柴厂女工的罢工。这些女工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工资低，工作没有保障，深受剥削又没有申诉的地方，是社会所忘却的一个角落。由于广受各界同情，她们的罢工很快取得胜利，这项胜利触发了非技术工人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经过一个月的斗争也取得胜利。随后首都煤气工人又发动罢工，这次罢工坚持了好几个月才取得胜利。其他非技术行业也相继出现了罢工潮，到90年代初，工人罢工步入顶峰。

在罢工的高潮中出现一种新工会，它们以非技术工人为主，面向普通的劳苦大众。这种工会人数多，力量大，愿意以激烈的对抗为斗争方式，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它们收很低的会费，但给会员的福利待遇也相对少，日常性的（类似互助会式的）福利几乎没有，只在罢工时才会提供生活援助。这种工会按产业的原则（即同一个工作部门和同一个工作场地的工人）组织起来，而不像老工会那样按行业原则（不同工作部门和不同场地的相似工种）进行组织。这种工会叫“新工会”，它为英国的工会运动添加了新的生命力。从1888年到1892年，4年中工会总人数从75万增加到157．6万，增长一倍多。到1900年，有组织的工人总数已超过200万，工会显然成了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在这些工会中，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包括码头工人罢工后成立的“船坞、码头和河边工人工会”，海员大罢工后成立的“海员和锅炉工人工会”，煤气工人罢工后成立的“煤气和通用工人工会”，以及“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等。农业工人的工会也取得很大发展，其成员从几千人扩张到5万人。女工也大规模组织起来，1891年，成立了一个“妇女工会联盟”。

在非技术工人工会运动蓬勃发展之时，“白领”及中等阶级下层也开始组织，90年代初出现相当一批这种性质的工会，比如“全国店员混合工会”、“第二部门职工协会”、“邮递员联合会”、“税务员协会”等，甚至还出现一个“音乐师工会”。“小教工会”在1870年就成立了，到1888年有14 000名会员。

在“新工会”运动的高潮中，工人阶级的组党工作也在进行。迄至此时，选举工人议员的努力进展不大，工会代表大会显然不足以推动此项工作。许多人意识到建立一个工人阶级单独的政党势在必行，但工会代表大会对此却一直不置可否。1893年，苏格兰矿工联合会的领袖基尔·哈迪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称“独立工党”，其党纲明显受费边社影响，提出要“保障一切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工会代表大会对独立工党不予支持，结果，在1895年的议会大选中，独立工党提出的28名候选人全部落选，连哈迪都丢掉了他在1892年赢得的议会席位。这样一个结果说明建立一个全体工人阶级的政党已迫在眉睫了，而恰在此时，“新工会运动”遭受挫折，其成员已从运动之初的高峰急剧跌落。工厂主向工会运动进行反扑，而自由党显然不愿替工会说话。因此，没有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提供支持，工会运动看来就难以继续发展了。于是，在1899年，工会代表大会终于批准了独立工党的一项动议，同意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工人阶级组党问题。特别会议于1900年2月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工会、工人合作社及费边社、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的代表。会议决定在议会中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党团，在议会活动中采取独立的政治立场，在工人党团尚未掌握议会多数之前，它应和同情工人立场的任何政党（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共同工作，以争取工人阶级独特的利益。为此目的，应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称“劳工代表权委员会”。1906年，在该委员会指导下工人阶级选出29名工人议员，同时还有25名工人在自由党旗帜下当选。这是工人阶级在议会政治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也证明了政党的重要性。这一年，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工党”，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一个政党便由此产生了。

工党成立之初没有党纲，参加工党的全是集体党员，工会代表大会下属的各工会都是工党成员，一部分合作社、行业协商会和费边社等社会主义团体也是集体党员。社会民主联盟后来退出工党，但此后也就不再有发展前途。各集体党员信奉不同的意识形态，无法提出统一的党纲，于是只好避开这个问题，把选举工人议员作为党的共同基础。这对一个政党来说是十分奇特的，但从英国文化传统的角度看，这又是个巧妙的安排。1918年，工党已经相当成熟了，它在英国政治舞台上牢牢地站住了脚。这一年工党进行改组，并在西德尼·韦伯的帮助下制定党纲。党的纲领明确了党的目标是建立“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这一条列为党纲的第四条款，是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明确表露。但在1918年工党年会上，代表们对党纲问题并不十分在意，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就将其通过了。大会注意的是党的组织重建，从此后，工党不仅包含集体党员，也吸收个人党员，为此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开展基层活动。党与工会代表大会的关系也明确了：党虽然接受工会的财政资助，用于党的政治活动，但党不附属于工会，党有自己的年会和议会党团，党产生自己的领袖。至此，一个完整的议会党便形成了，它出自工会运动，但又从工会运动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政党。工党在20世纪发挥重大作用，它很快就要在英国政坛上崭露头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