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的沉沦与复兴

爱尔兰问题是英帝国面临的另一个难题，两大党在爱尔兰问题上严重对立，严格地说，爱尔兰并不是英国的殖民地，1801年它与英国合并后，就成为联合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爱尔兰事务由内阁大臣直接管理，并非由殖民部管辖。但对大多数爱尔兰人来说，合并就意味着吞并，他们时刻想摆脱英国的统治。1829年，爱尔兰天主教徒在奥康内尔领导下完成天主教解放，取得了完全的公民权，但作为条件，“天主教同盟”也随即解散，奥康内尔与辉格党结成同盟，在很长时间里与其合作，渐渐丧失了爱尔兰人的支持。就在此时，发生了爱尔兰大饥荒。

这幅漫画表现的是爱尔兰遭遇灾荒，但英国政府仍将当地的粮食运出

1845年爱尔兰遭受虫灾，马铃薯被毁，几乎毫无收成。马铃薯是爱尔兰人最主要的食品，穷人几乎完全靠它生活，这场灾难使爱尔兰遭受前所未有的饥荒，从1846年起，100万人被饿死，另有100万人迁徙国外，而当时爱尔兰人口大约总共只有800万人。爱尔兰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后来几十年中都难以恢复。英国政府对灾荒没有采取积极的救济措施，唯一有效的步骤就是废除了谷物法，使粮食进口不受限制，因此可以降低粮价。但对于颗粒无收的爱尔兰农民来说，粮食价格再低都无济于事，他们对英国统治的怨恨情绪因此急剧上升。1848年，“青年爱尔兰”党人利用这种局势在爱尔兰发动起义，但立即被镇压。

这以后爱尔兰民族主义旗帜就传给了“芬尼社”。芬尼社是1858年在纽约成立的，创始人詹姆斯·史蒂文斯参加1848年起义，是青年爱尔兰党人的幸存者之一。芬尼社主张用暴力推翻英国统治，并且从美国向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发起过几次进攻，但都没有成功。1867年它在英国发动起义，也立刻失败了。它还在澳大利亚预谋行刺维多利亚女王的次子，也被破获。芬尼社虽屡战屡败，但它暴烈的行动却震撼了英国社会，统治者中有一些人开始关注爱尔兰问题，这就使爱尔兰问题融入了英国政治主流。

把爱尔兰问题作为重大政治问题提出来的是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格拉斯顿看出爱尔兰问题可被自由党利用，便借机提出对爱尔兰政策进行改革。这一立场得到自由党多数人的支持，1868年大选中自由党获胜，格拉斯顿第一次组阁。第二年，该政府就制定法律取消英国国教在爱尔兰的国教地位，使它与其他宗教（比如天主教）处于同等地位。接着，格拉斯顿又试图解决爱尔兰土地问题，1870年他制定了一项土地法案，禁止地主（多数是信仰新教的英格兰移民）在未做出赔偿之前就把佃户（多数是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农民）赶出土地。但这项法案其实效果不大，因为地主可以提高地租，通过这种手段迫使佃户主动退佃。爱尔兰农民对这种做法十分不满，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就逐渐酝酿成熟，后来它又推动了爱尔兰自治运动的发展。

1870年一个新的爱尔兰政治组织在艾萨克·巴特的领导下成立，取名为“爱尔兰自治会”。巴特是一位律师，长期为芬尼党人出庭辩护，后渐渐滋生出爱尔兰自治的思想。自治会不像芬尼社那样要求完全摆脱英国的统治，它只要求自治，让爱尔兰人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1871年巴特进入英国议会，开始领导自治运动。1874年议会大选，自治党在100个爱尔兰席位中取得58个，1880年大选则取得60个。但爱尔兰议席在英国议会总席位数中比例很小，爱尔兰的呼声因此很难表达出来。巴特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虽然开创了自治运动，却未能把它推向前进。(www.xing528.com)

1879年巴特去世，由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接任领导。帕内尔是英格兰人后裔，有一份很好的地产，又是新教徒。但他仇恨英国的统治，于是投身于爱尔兰解放运动。他对巴特的策略不以为然，认为它太温和，解决不了问题。恰在这时，爱尔兰农民的土地改革运动进入高潮，由迈克尔·达维特领导的“土地联盟”发动斗争，对爱尔兰地主实行抵制。抵制运动最初出现在厄恩勋爵的地产上，1880年，这块地产上一个农民被无端解佃，土地联盟于是号召对该地产的总管博伊科特上尉实行封锁，让他既无法购物，也无法售货，结果他不得不离开爱尔兰，到其他国家去谋生。帕内尔抓住这个时机，向爱尔兰农民发出呼吁，要他们保卫自己的利益，向一切任意解雇佃户或随意提高租金的地主实行制裁。“抵制”（boycott）这个词，就是从博伊科特（Boycott）的姓氏转化而来的。一时间，爱尔兰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解雇、反高租运动，广大农民积极投入斗争，在1880年发生了2 590起反抗地主的斗争，局面极为剧烈，而自治运动也立刻受到爱尔兰农民的普遍支持。

1880年，格拉斯顿第二次组阁，他把解决爱尔兰问题作为该政府的首要任务。1881年政府通过新的爱尔兰土地法，确定三“F”原则，即固定租佃期（fixity of tenure）、公平租金（fair rents）、允许佃农自由出售其租地权（freedom of sale of the tenant's rights）。这些原则基本上满足了土地联盟的要求，于是该组织就解散了。但爱尔兰农民仍继续开展土地斗争，动荡的局势仍旧延续。格拉斯顿迁怒于帕内尔，遂将其逮捕，但局势仍不平静。格拉斯顿无法，就在1882年与关押在狱中的帕内尔谈判，最终达成非正式协议，以监狱名为名，史称“基尔梅内姆条约”。在条约中，政府答应进一步修订土地法，帕内尔则答应以他的声望来平息局势。正在这时，都柏林发生“凤凰公园暗杀事件”，一个叫“决胜者”的组织刺杀了新上任的爱尔兰事务大臣及其副手，造成群情震动。但格拉斯顿仍履行了诺言，将帕内尔释放出狱，而帕内尔出狱后也履行他所承诺的保证，劝说爱尔兰农民保持克制。1885年保守党上台执政，制定了第三个爱尔兰土地法，规定由政府出资，一次性从地主手中赎回土地，由佃户取得所有权，佃户则分期归还政府款项，归还期可长达几十年。后来，历届政府都认同这项法律，到1909年，大约有一半土地转归佃户所有，爱尔兰农民的一大抱怨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缓解。但爱尔兰人的不满情绪仍然存在，他们强烈要求实行自治。

1885年大选中出现了微妙的局势，自由党获胜，比保守党多出86席。但帕内尔的爱尔兰自治党恰好得到86个议席，如果他们站在保守党一边，自由党的多数地位就丧失了。因此，自治党得到了讨价还价的筹码，谁赞成他们的主张，他们就可以让谁掌权。实际上，这正是帕内尔梦寐以求的良机，他一心想造成两党间的平衡状态，以便把爱尔兰问题推到英国政治的前沿。格拉斯顿明白这一点，他于是决定支持爱尔兰自治，认为这是维护帝国统一的唯一出路，同时也是自由党掌权的唯一办法。次年，他组成第三次内阁，立即就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根据这个法案，爱尔兰将组织自己的议会，处理爱尔兰自己的事务。爱尔兰自治政府对爱尔兰议会负责，它是爱尔兰真正的行政机构。伦敦政府只控制爱尔兰的外交、军事、铸币等，但如果爱尔兰议会的法律与英国法律相抵触，那么英王可以否决爱尔兰法律。这个安排实际上把爱尔兰放到了与英国海外自治领同等的地位上，说明爱尔兰的民族权利已经得到了某种承认。但当时英国人多数不愿接受这个法案，保守党反对爱尔兰自治，自由党内部也发生分裂，以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一批人与保守党一起投票反对自治法，结果迫使格拉斯顿下台。1886年夏举行了新的大选，格拉斯顿的自由党惨败。这以后自由党就与自治党组成统一战线，继续争取爱尔兰自治。张伯伦则领导一个“自由党联合派”，坚决维护对爱尔兰的吞并。这一派参加以保守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坚定地推行帝国扩张政策。

1892年格拉斯顿第四次组阁，再次提出爱尔兰自治问题。这一次，法案获下院通过，但被上院否决。1910年大选中爱尔兰自治党又取得平衡地位，当时自由党获274席，保守党和联合派共获273席，工党获41席，爱尔兰自治党则掌握了82个席位。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再度把自治问题提上日程，1912年“自治法”获下院通过，1914年自动成为法律。但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法律暂缓执行。等战争结束后，自治的机会却已丧失了，爱尔兰人提出了更高的斗争目标，即要求独立。

帕内尔在1890年卷入一桩绯闻，他和一个部下的妻子长期有染，这时被披露。自治党因此分裂，格拉斯顿也不再和他来往。第二年，帕内尔在忧郁中死去，爱尔兰自治事业一直拖到大战之前才解决，与这件事有很大关系。一个政治领袖的不检点行为影响到一个民族的命运，帕内尔为爱尔兰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却也造成重大损害，这是帕内尔自己的悲剧，也是爱尔兰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