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潜在经济增速的趋势性下行

（一）告别高速增长

回顾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不难发现几个重要的分水岭。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三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性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进入持续10年的高速增长通道，其间年均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10.3％，名义GDP增速达到13.8％，2007年实际GDP增速和名义GDP增速更是达到14.2％和23％的峰值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实际GDP增速虽然在“4万亿”计划的刺激下曾一度恢复至10％以上，但很快又回落并转入下行通道。整体来看，2008年第四季度至2018年底，我国实际GDP增速和名义GDP增速尚能维持在年均8％和11％左右，而2019年这两个增速已分别下降至6.1％和7.8％，表现出更快的向下滑落态势（见图1-1）。

图1-1　趋势性、周期性、结构性及意外冲击下的中国实际GDP增速

数据来源：Wind（经济数据库）。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不仅造成历史罕见的全球性经济衰退，更对全球产业链、贸易环境和金融业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脉冲式下降，但2020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为2.3％，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海外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滑幅度更大。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负增长大势已定，预期增速为-4.4％。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我国《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未设年度经济增长目标，这是自2003年以来首次未设目标。

从经济增速路径演变的长期视角看，中国GDP增速已经处于潜在下行通道之中。2010年以后，中国实际GDP增速从10.6％快速滑落，此后10年再没有年度级别的明显反弹，2010年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元年。从横向比较看，同属于东亚经济体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也经历过类似的经济增速换挡期（见图1-2），拐点之后经济增速明显下行（三个地区的增速拐点分别在1968年、1991年和1987年）。换挡之后，中国经济增速的演变路径大概率不会摆脱东亚经济体的一般规律，预计2020—2030年的平均增速不超过5％。这一水平不仅在学界研究和中长期规划中多次体现，也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所面对的最基础的宏观环境变化。

图1-2　从东亚转型经济体增长历史看中国GDP增速中枢下行

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转型元年分别设置为1968年、1991年和1987年，中国大陆的经济转型元年设置为2010年，以此分析前后各20年的经济增速变化。纵轴表示GDP同比增速，横轴表示以转型元年为原点的年份分布。(www.xing528.com)

（二）银行业净息差拐点临近

理论上，银行业属于典型的顺周期行业，其净息差拐点往往是经济周期拐点的滞后项。具体地，名义GDP增速的波动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波动，其增速下行往往与利率下行周期一致。在利率下行周期，资产端收益快速下行，而活期存款等利率下行空间有限，银行经营承压，净息差随后进入缩窄通道。同时，由于存量业务规模庞大及降息之后贷款重定价滞后，银行净息差拐点较名义GDP增速拐点滞后出现，一般滞后约一年[1]（见图1-3）。

图1-3　商业银行净息差拐点滞后名义GDP增速拐点

数据来源：Wind。

经济增速换挡下行、利率市场化和“降成本”导向下的货币政策，共同推动现阶段我国银行净息差进入下行通道。2018—2020年，我国宏观经济增速呈现持续走弱态势，周期性下行压力也有所加大，投融资需求表现疲弱，商业银行面临越发严峻的“资产荒”局面。2019年8月，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推动贷款利率向市场化并轨落地，在经济增速下行环境下，贷款利率下行明显，而负债端成本刚性较强，银行净息差收窄。此外，在可预期的一段时期内，宏观调控的关注重点向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转向，监管逐步引导金融让利实体经济，进一步加速商业银行净息差周期性拐点的到来。

综上所述，在经济增速换挡下行的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顺势引导融资利率下行，推动金融让利实体经济。虽然银行资产端收益率下行明显，但负债端成本刚性犹在，净息差的中长期拐点或已到来，这将是未来一段时期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