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出版了被誉为其“20年来首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飘窗》，这部小说很容易令读者想起余华去年出版的现实主义力作《第七天》。两部小说的共同之处是将视线投向了底层人的生活与命运，在素材选择方面都紧跟热点，不同之处是刘心武对社会新闻的处理方式仍然保持了文学与现实的必要距离。
作为书名，“飘窗”是一个用意明显的意象，主人公薛去疾常透过自家的飘窗，去观察城市街道两旁的百姓生活景象，“飘窗”在故事中起到了阻隔作用——维持了薛去疾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与矜持，同时，“飘窗”在故事中更像一台液晶电视，这台“电视”播出的内容，世俗、沉重，有真实有虚假，有实意有虚情，它比电视剧精彩，精彩到令人惊惧。
在这部握在手里并不算厚重的小说中，竟然有近100个人物出场，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作为在《红楼梦》研究领域的专家刘心武，在写作《飘窗》时使用了《红楼梦》的笔法，人物虽多，但关系并不复杂，如同书中将“飘窗”外的市井世界描述为“清明上河图”一样，一眼即可看清楚，只是，这幅现代“清明上河图”里，看到的繁华与热闹都是表象，内里尽是悲凉与伤感。
“通过六个人可以结识世界上任何人”，这个说法被形容为六度空间理论，《飘窗》中的诸多人物关系，就可以用六度空间理论形容。在这个六度空间里，薛去疾是中间人，向上，他衔接的是政协委员、文学界大人物、高官子女等；向下，他认识的人又包括歌厅小姐、水果摊贩、小区电工、保安等。在书中，作者使用了“社会填充物”的说法，来形容各个阶层中间那些无足轻重的人，按照书中人物的说法，没了“社会填充物”，达官显贵们也就没了什么优越感。这样的形容，既真实又犀利，有一语道破的畅快感，但琢磨起来也颇令人胸闷。
套用电影常用的一个术语，《飘窗》写的是“群戏”，除了薛去疾是绝对的男一号(他同时也担任了故事导游这个角色)，其他的一二十位配角的情节篇幅大致相同，这些角色将人们于市井之间所能见到的人物一网打尽，剩余的那些“客串角色”随时保持出场的状态，只待作者一声召唤，便站立于文字当中，向读者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每个人都耳熟能详。
讲述社会百态、人生百味是《飘窗》的“主旋律”，但能给读者带来震撼感的，却是作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描写，薛去疾有着知识分子的骄傲与清高，也有着知识分子的妥协与胆小，他以俯视的眼光打量着一切，但却尽力保持着知识分子式的本真与善良。他与黑社会头目的保镖庞奇的“忘年交”故事，曾是整部小说里最温暖的部分，但结局之令人意外，可以视为刘心武对知识分子命运的一种反思。(https://www.xing528.com)
知识分子的窗外究竟飘着什么？《飘窗》给出的答案是，窗外的社会充满着交易与潜规则，窗外的空气游荡着弱肉强食的气息，窗外的人们如同被操纵的木偶，每个人都被按在原地，被一双无形之手驱赶着，疲于奔命……那么，窗内的知识分子就能躲得开窗外的纷扰吗？故事的结局是明显的：不能。
《飘窗》中的知识分子之死，是死于尊严的丧失，死于大环境的压迫，而庞奇由一个良心未泯的保镖，一个有爱情、有未来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杀人犯，则是因为内心那份期望的泯灭。在庞奇看来，薛去疾有着完美形象，不但是他的人生导师，也是他的精神支撑，他庞奇可以自恃贱命一条，但薛去疾却不可以丧失人格。书中悲剧有无数种，但薛去疾与庞奇的悲剧却如同《拍案惊奇》，它突兀又耐人寻味，它令人怀疑其合理程度，又不得不承认，如果失去这个情节，《飘窗》也会失去其最厚重的分量。
久离长篇小说创作的刘心武，小说语言依然娴熟，对新兴事物的了解以及对新鲜词汇的运用，也让《飘窗》散发着蒸腾的时代气息，只是，可能限于篇幅原因，诸多角色没能展开描写，读起来有走马观花之嫌，人物转场速度过快，也需要读者读慢一些，以便能记住人名。
叶兆言在一次访谈中说，作家写不好当下是无能。但通过《飘窗》，还是可以看到，作家是能够写好当下的。《飘窗》是反映当下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它的创作姿态要超过故事本身，它埋藏于故事里的审视，更是体现出一位作家的清醒。
（《京华时报》2014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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