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是怎样被时代改变的？这是读完余华新作《第七天》后产生的第一个疑问。在微博上非常活跃的余华曾认为，微博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影响。由此，不难理解《第七天》会出现那么多诸如野蛮强拆、洗脚妹杀人、卖肾买苹果手机、打工妹跳楼等社会新闻。
在回忆中写作是中国作家的集体特点，并催生了一大批优秀小说，莫言回忆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回忆商州，苏童回忆江南……余华则通过回忆少年生活写出了《在细雨中呼喊》，回忆历史写出了《活着》。但是当这些作家把视线转向正在进行着的当下时，笔触却不由得发软，失去了力量。
作家是否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创作出好小说？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准确答案，但舆论一直这样呼吁作家：走出回忆吧，走出乡土吧，多体会和感受正在发生的历史吧。作为对这种声音的一种回应，余华以《第七天》交了一份答卷，由此我们看到微博作者余华和小说作者余华在这本书中合二为一了。
《第七天》有一个马尔克斯式的开头，一个逝者出门后又回转家中穿衣打扮，然后去殡仪馆火葬自己。在去的路上，以及到达目的地之后的过程中，他想起了生前发生于自己身上的事情和他耳闻目睹的事情。没错，即便是一部与现实只有几天之隔的小说，《第七天》的结构仍由回忆支撑而起。如果这本书放弃回忆，放弃魔幻现实主义，而像刘震云写《温故一九四二》那样写出来，会是什么情形？
余华还做不到完全的写实主义，他还受困于中国文学一直都存在的一个窘态：喊着现实主义口号的现实主义作品其实是不敢面对现实的。在《第七天》里，一面是隔几页就会出现的对社会新闻的生搬硬套，一面是几乎每一页都有的文学性很强的修辞。
“我感觉自己像是一棵回到森林的树，一滴回到河流的水，一粒回到泥土的尘埃”，“我们自己悼念自己聚集到一起，可是当我们围坐在绿色的篝火四周之时，我们不再孤苦伶仃。没有说话没有动作，只有无声地相视而笑，我们坐在静默里……”这样的段落大篇幅出现，它们的最大作用是为了中和小说的生硬成分，小说的现实性与文学性如同两根坚硬的筷子，怎么也糅合不到一起。(www.xing528.com)
反过来看，当余华放弃令他揪心的现实批判后，语言会立刻放松起来。比如描写杨飞与养父杨金彪之间的父子情感时，写到养父为了恋爱、结婚，一时糊涂，把幼年杨飞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准备遗弃，但受良心驱使，又回到遗弃之地找回了一直等待他的杨飞……这种中国式的情义故事，在中国作家手中总是能够被写得荡气回肠，但为何一触碰到冰冷的当下，他们便手足无措呢？
在写杨飞与李青的故事时，余华也尽到了一名小说家的本分，把一个爱情故事写得令人心悸。但李青的观念转变又十分矛盾，既然她能够爱上全公司最不起眼的杨飞，而且是在她历经多种诱惑场合而不动心的前提下，为何结婚后她变成了一个那么轻易就上当的物欲女人？这段爱情所体现的背叛性，被作家工具化地使用了。
实际上，杨飞在小说里也是个工具式的人物。他担任了导游的角色，穿行于生者与逝者的世界，讲述和聆听那些不堪的悲惨事件。但就小说整体而言，担任批判任务的又不是他，而是时不时出现于故事中的余华。这种割裂感，才是《第七天》得到“余华出道以来的最差小说”的评价的主要原因吧。
就小说创作的社会价值倾向而言，《第七天》的出版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它会带动更多作家更积极地介入火热生活，而非沉湎于过去。而就小说纯粹的可看性和文学价值而言，《第七天》的主题先行痕迹明显，创作心态有些急躁，缺乏足够的容量来承载作家对社会的观察与反思。也许，真的要等20年之后，才能发现《第七天》之于余华之于中国文学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羊城晚报》2013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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