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辞职讲话标志着苏联的正式终结，然而它的解体过程在那一天才刚刚开始。苏联的遗产不仅是凋敝的经济，还有一套社会经济基础结构，还有军队、思想方法，以及被共同的历史和政治文化绑在一起的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无论取代这个失落帝国的是一个由真正独立国家组成的联合体，还是一个新版本的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政治体，其结果都不会是理所当然。戈尔巴乔夫辞职之后，新当选的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他的助手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包括说服他们的俄罗斯同侪不要让独联体变成苏联的化身。这并非易事。
1991年12月12日，在俄罗斯议会批准独联体协议之际，鲍里斯·叶利钦对议会发表讲话说：“鉴于当今的局势，唯有一个独立国家联合体才能让那个在许多个世纪中建立起来、如今却几近丧失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空间得以存续。”2014年3月，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叶利钦的继承者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他的前上司的这番话做出了响应：“在独联体诞生之初，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共和国都有许多人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新的主权联盟。”然而，就算当时乌克兰有一部分人这样想，他们也没有进入乌克兰议会，因为乌克兰议会在1991年12月20日发表了一篇立场相反的声明：“因其法律地位，乌克兰是一个独立国家，受国际法之约束。乌克兰反对将独联体变成一个拥有自身管辖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国家结构的做法。”
无论叶利钦的意图为何，乌克兰在独立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并打算利用独联体建立的协商机制来讨论“分手”的条件，而不是“复婚”的条件。俄罗斯将独联体视为一个重新整合后苏联时代空间的工具，乌克兰则坚持从莫斯科完全独立出来。1993年1月，乌克兰拒绝签署《独联体宪章》（Statute of the Commonwealth），因而没有成为这个它在两年前参与创建的组织的正式成员，这让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浮出了水面。乌克兰将在经济方面积极参与独联体的统筹和行动，但在军事方面则不会如此。《独联体宪章》从未得到乌克兰的签署。在整个90年代期间，基辅方面还多次拒绝与其他独联体成员国签署各种共同安保协议。在苏联武装力量的将来、核武器库控制权以及苏联黑海舰队处置方案等问题上，基辅都与莫斯科有着严重的分歧。
乌克兰领导层在早些时候已经决定以驻扎在乌克兰境内的苏联陆军和海军部队为基础，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海军。波罗的海诸国要求苏军离开，并从零开始创建自己的军队，而乌克兰人却不能这样做：驻扎在乌克兰的部队规模庞大，拥有超过80万名官兵，并不打算自愿离开。他们无处可去，因为俄罗斯当时已经被数以十万计从中东欧地区回归的部队人员的安置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为获取完全的主权，那些中东欧国家正在脱离莫斯科的影响范围，并一去不返。
乌克兰领导层把转化苏联军事力量为乌克兰部队的任务交给了时年47岁的科斯坦丁·莫洛佐夫[1]将军。他当时是驻扎在乌克兰的一支空军部队的司令，在1991年秋天成为乌克兰首任国防部长。莫洛佐夫出生于东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有一半俄罗斯血统，但他在1991年12月6日（贝拉维察会议和独联体成立之前不久）宣誓忠于乌克兰，将自己的命运与乌克兰独立的前景联结在一起。1992年1月3日，第一批苏联军官向独立的乌克兰宣誓效忠。乌克兰对80多万人苏联陆上武装力量的接收在1992年春天全部完成。军官们可以自由选择效忠乌克兰并留在军中服役或迁往俄罗斯或其他苏联地区。驻乌苏军部队中总计有7.5万俄罗斯人。大约1万名军官拒绝宣誓，选择了退役或调往他国。苏军中的普通士兵和士官各自返回家乡——无论他们来自何处。新兵则都从乌克兰招募。
1992年1月，苏联黑海舰队各部也开始宣誓效忠乌克兰。然而黑海舰队司令伊戈尔·卡萨托诺夫[2]上将命令所有人员登船，并离港出海，给乌克兰对黑海舰队的接收造成了一个大问题。这在1992年5月导致了俄乌关系上的第一次主要危机。当年9月，两国总统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达成协议，决定对黑海舰队进行分割，从而避免了两国之间的直接冲突。然而分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支拥有超过800艘舰艇和近10万人军人的舰队一度完全处于莫斯科的控制之下。俄罗斯在1995年将舰队中18%的舰艇交给乌克兰，却拒绝离开塞瓦斯托波尔。1997年，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为俄国舰队（包括300多艘舰艇和2.5万名军人）2017年之前继续在塞瓦斯托波尔驻扎提供了法律支持。尽管乌克兰在对黑海舰队的争夺中落败，协议却为签署保障乌克兰领土完整的俄乌友好条约奠定了基础。双方在1997年签署条约，然而俄罗斯议会却花了两年时间才将之批准。随着这一过程的结束，乌克兰与其俄罗斯邻居和前帝国主宰的“和平分手”似乎终于得以完成。
到20世纪90年代末，乌克兰已经解决了它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和领土问题，创建了自己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并在外交和法律上奠定了加入欧洲政治、经济和安全组织的基础。长久以来，让乌克兰成为欧洲民族和文化大家庭的成员一直是乌克兰知识分子们心中的梦想——从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米哈伊洛·德拉霍玛诺夫到20世纪20年代的民族共产主义领袖米科拉·赫维列沃依都是如此。1976年，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的第一份正式宣言中就体现了这样的欧洲观点。“我们乌克兰人生活在欧洲。”赫尔辛基小组宣言的开篇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乌克兰是联合国的正式创始成员，却未能受邀参加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然而，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们仍旧相信苏联在赫尔辛基承诺的人权义务同样适用于乌克兰。因为坚持这样的看法，他们被投入监狱，在古拉格系统中或国内流放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乌克兰在1991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出现，让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就机制上而言，独立意味着乌克兰可以加入欧盟，与其苏维埃历史分道扬镳，也可以对其经济和社会进行改革，并抵消莫斯科对其前属地依旧拥有的巨大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乌克兰主权的完全实现与其加入欧洲国家大家庭的追求紧密地联结了起来。在这一系列彼此相关的任务中，乌克兰精英阶层的政治技巧、乌克兰各地区的统一以及关于乌克兰与其最大和渊源最深的邻国俄罗斯之间兄弟关系的苏联时代话语都将受到考验。
1994年1月，在美国的调解下，乌克兰与西方签署了一项协议，成为乌克兰与西方的政治关系正式开启的标志。根据协议，乌克兰放弃了它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就其潜力而论，那是世界上第三大的核武器库。同年12月，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在布达佩斯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向作为无核国家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的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尽管基辅有许多人认为放弃核武器不够审慎［2014年，曾在《布达佩斯备忘录》（Budapest Memorandum）中承诺保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俄罗斯却试图分裂乌克兰，佐证了这些怀疑者的看法］，但这一做法在当时仍可以带来重大利益：曾经拒绝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乌克兰终结了其在国际上的事实孤立状态，并成为接受美国外援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以色列和埃及。
1994年6月，乌克兰政府与欧盟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这是欧盟与后苏联国家之间达成的第一个此类协议。同年，乌克兰成为独联体正式成员和参与成员中第一个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NATO，北约）达成和平伙伴关系[3]协议的国家。北约是西方国家在1949年冷战开始之际为保护西欧不受苏联威胁而建立的军事同盟，如今却开始改造自身。它开始在机制上与从前的东欧敌手（包括俄罗斯在内——在乌克兰与北约签署和平伙伴关系协议之后一个月，俄罗斯也签署了同样的协议）建立沟通桥梁。1997年乌克兰与北约又签署了特殊伙伴关系纲领，进一步加深了与北约的合作，并在基辅创建了一座北约情报中心。1998年，乌克兰与欧盟在四年前签署的合作协议生效。情况看起来令人乐观。然而，乌克兰知识分子关于让乌克兰成为欧洲国家一员的理想仍面临着巨大障碍。这些障碍大多来自乌克兰自身。
与许多后苏联国家一样，在其获得独立之后的头五年，乌克兰遭遇了因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导致的巨大政治危机，并一直忙于解决总统府与议会这两个诞生于苏联最后岁月的政治动荡中的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俄罗斯在1993年9月解决了这一矛盾：当时叶利钦总统命令坦克向俄罗斯议会大厦开炮，俄罗斯副总统和议长也被控煽动反对总统的政变，遭到当局逮捕。叶利钦的顾问们改写了宪法，对议会的权力进行限制，将其变得更像是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橡皮图章，而非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乌克兰则以妥协的方式解决了总统与议会之间暴露出来的矛盾。克拉夫丘克总统同意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并在选举中失利。1994年夏天，他与他的继任者前总理列昂尼德·库奇马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后者曾是一名火箭设计师，并担任过欧洲最大的导弹工厂的领导。
在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中，乌克兰不仅成功做到了第一次让两名总统职位的竞争者交接权力，还保留了竞争性政治制度，并在法律上为一种可行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1996年，库奇马总统修改了苏联时期的宪法，但他是在与议会的合作中完成这一任务的，而议会也仍在乌克兰政治进程中保有其重要地位。乌克兰在民主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地区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乌克兰的早期和晚近历史共同留下的遗产。它体现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种种差异，在议会中得以表达，在政治角力场中以协商的方式得到解决。工业化的东部地区成为复兴的共产党的根据地，而持民族民主主义立场、由前古拉格系统囚犯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领导的“人民改革运动”中则有大量来自从前属于奥地利和波兰的西乌克兰地区的议会代表。然而，无论谁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其多数地位都是某种联合协议的结果，并必须与难以满足、不愿合作的反对派打交道。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能强大到将另一个团体摧毁或迫使其出局的程度。那段时期的乌克兰民主往往被称为“当然的民主”（democracy by default），并被证明是一件好事。在后苏联地区，完全出自政治设计的民主难以维持很长时间。
前殖民地官员往往会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情结。基辅的精英阶层在面对其俄罗斯同侪时也是如此。一开始他们会以俄罗斯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挑战。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才意识到俄罗斯模式在乌克兰行不通——乌克兰与俄罗斯是不同的。这一点在乌克兰的宗教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乌克兰东正教会曾负责苏联地区60%的东正教社区，然而到了1992年它已经分裂为四个派别：脱离地下状态的希腊天主教徒、仍处于莫斯科管辖下的东正教徒、从属于独立的乌克兰东正教基辅牧首区的教徒，最后还有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它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同样不承认莫斯科的权威。克拉夫丘克总统尝试仿照俄罗斯对莫斯科牧首区的做法，将基辅牧首区转为事实上的国教会，却没能取得成功。库奇马总统的选择则是莫斯科牧首区下属的乌克兰东正教会，而他的努力同样遭到失败。
在21世纪来临之际，乌克兰的政治舞台仍如其刚刚宣布独立之后那样呈现出多样性。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也只能是它的差异化程度比从前更甚。最终，各股政治势力不得不接受现实：俄罗斯式的政治解决方案大部分时候都不适用于乌克兰。库奇马总统在2004年他第二个任期将近结束之际出版的一本书中对此做出了解释。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乌克兰不是俄罗斯》（Ukraine Is Not Russia）。
乌克兰政治进程的民主性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其宣布独立后陷入的灾难性经济衰退。民主也往往因此受到指责。跟这种衰退比起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期乃至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看上去都像是失去的天堂。从1991年到1997年的6年间，乌克兰的工业产量下降了48%，国内生产总值（GDP）则惊人地缩水60%。最严重的衰退发生于1994年（这一年的GDP较上一年减少了23%），正是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和与欧盟签署第一份协议的那一年。这样的数据堪与美国在大萧条时期遭遇的衰退相比（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工业产量下降了45%，GDP则下降了30%），而在严重性上则更有过之。
20世纪90年代的乌克兰遭遇了巨大困难。这10年接近尾声之际，近半数乌克兰人表示自己的钱几乎不够买吃的，而生活水平相对舒适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到3%。这种状况导致了更高的死亡率和更低的出生率。乌克兰的死亡率在1991年首次超过出生率。10年后，乌克兰政府进行了独立后首次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数据为4840万，比1989年最后一次苏联人口普查所得的人口数5140万少了300万。
乌克兰再一次成为人口对外迁移的源头。为了赚得在国内无法挣到的收入，许多人长年累月在国外工作。他们的主要目的地包括富有石油和天然气财富的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和欧盟地区。另一些人则一去不返，乌克兰犹太人是这些人中的先行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80年代被禁止离开苏联，成为所谓“不准离境者”（refuseniks）。当局拒绝向这些人发放离境签证，将他们从大学开除，不允许他们进入政府工作，让他们成为二等公民。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离开了，而离开的人数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从1989年到2006年，超过150万名苏联犹太人离开了他们所在的国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乌克兰犹太人。从1989年到2001年，乌克兰的总人口下降了约5%，而乌克兰犹太人的数量则令人震惊地减少了78%，从48.73万人下降到10.55万人。Paypal（贝宝）公司的共同创始人马克斯·列夫琴[4]一家和WhatsApp（瓦次普）公司共同创始人扬·库姆[5]都在这一时期离开了乌克兰。然而犹太人并非唯一希望离开的族群。许多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其他族群的成员同样向外迁移。此外，乌克兰还是来自独联体其他地区和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非法移民的中转站。
造成这种急剧经济衰退的原因不胜枚举。苏联经济的崩溃不仅破坏了连接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纽带，也宣告了苏联军方采购的终结。由于拥有高度发达的军事工业体系，乌克兰在这方面遭到的损失尤为惨重。与俄罗斯不同，乌克兰没有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来缓和这种打击。此外，挺过了苏联经济崩溃并成为乌克兰政府预算主要资金来源的乌克兰冶金工业体系完全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不得不接受这种宝贵商品不断走高的价格。然而，导致乌克兰经济衰退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乌克兰亟须一场经济改革，政府却裹足不前，并继续通过释放信用和发行更多货币的方式对亏损的国有企业进行补贴。通货膨胀不可遏抑，在1992年达到了惊人的2500%，最终将经济送上了急速下滑的轨道。
独立之后的最初几年，乌克兰政府不愿放弃对苏联时期的工农业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而这些企业对国家补贴的需求越来越高。当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它们时，在议会中却遭到反对。反对者大多是被称为“红色主管”的大型企业管理者。1995年，议会让6300个国有企业免于私有化，此时已实现私有化的工业企业数量尚不足总数的三分之一。私有化第一阶段以向全民发行票券的方式实行。“红色主管”们从这种方式中获益甚多。他们拥有了资产，却几乎没有可用于投资的资源，而缺少投资和重组的私有化无法振兴乌克兰的经济。到了1999年，近85%的乌克兰企业已转为私有，而它们的产值却不足全国工业总产量的65%。全国工业企业中有半数处于亏损状态。企业不论大小，最终都落入苏联时代的管理者和在政府中有关系的人手中。这些人维护垄断，限制竞争，让经济危机变得愈发严重。
乌克兰需要新的资产所有者和一个新的管理阶层来让经济走出泥潭。一个年轻、富于野心、冷酷无情的商人群体应运而生，满足了这两种需求。这些人与苏联时期的旧式计划经济没有瓜葛，而是在“改革”时期的经济乱局和20世纪90年代的黑帮斗争中出人头地。与俄罗斯的情况一样，这些人在乌克兰被称为“寡头”。寡头们成了私有化第二阶段的主要受益者——这一阶段国有资产的出售价格仅为其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寡头们的财富不仅来自创新和冒险，也来自逢迎、贿赂和跻身于“红色主管”阶层的努力。由于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急剧衰退，冶金工业成为90年代和21世纪初乌克兰最为有利可图的领域。在这段时间，全国超过半数的工业产值都来自东部的四个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铁矿和煤矿，是乌克兰最主要的出口商品钢材的产地。
顿涅茨克集团的首脑里纳特·阿赫梅托夫[6]是新一代“钢铁大亨”群体之一。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取得了一家名为Lux的公司的领导权，而在当局眼中，这家公司兴起于犯罪活动，并与犯罪组织仍有关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大部分冶金工业资产则被两名本地商人瓜分：一为与库奇马总统家庭联姻的维克多·平楚克[7]，一为乌克兰首家大型私有银行的创立者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8]。其他人同样参与到这场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私有化盛宴当中。尽管私有化进程有着腐败甚至往往是犯罪的色彩，但这场乌克兰经济的“寡头化”正好与经济衰退的结束同时发生。新千年伊始，乌克兰也进入了快速的经济复苏。不论是好是坏，寡头们都成为这个新的成功故事中的重要角色。
乌克兰工业私有化的大部分进程发生于列昂尼德·库奇马总统（1994—2004年在任）的任期中。库奇马本人就曾是“红色主管”中的一员。作为这场最终让寡头们受益的私有化进程的主持者，他也从寡头们那里得到经济和政治支持。1999年，库奇马将自己包装成唯一能击败共产党人的总统候选人，赢得了他的第二个任期——此时共产党人正利用经济衰退和困境来谋求重新崛起，并试图对民族民主主义派别进行分化。库奇马的主要“右翼”对手、人民重建运动领袖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则在离大选仅有数月时死于一场可疑的车祸。在他始于1999年的第二个任期中，库奇马成为新兴寡头群体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最高仲裁者。他还尝试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力，并让议会边缘化，然而没能取得想要的效果：乌克兰毕竟不是俄罗斯。
2000年秋，反对派领袖、乌克兰社会党首脑亚历山大·莫罗兹[9]公开了库奇马的一名卫士在其办公室取得的秘密录音，让库奇马走上了下坡路。这份录音记录了库奇马与涉及私有化密谋的地方官员之间的交易、他的受贿行为和他压制反对派媒体的企图。录音中提到了31岁的记者格奥尔基·贡加泽[10]——网络报纸《乌克兰真理报》（Ukraïns'ka Pravda）的创办人。库奇马希望将他抓起来送往俄军与叛军作战的车臣地区。2000年11月[11]，贡加泽的无头尸体在基辅附近的一座森林中被发现。法庭一直未能证实库奇马参与了这起谋杀，但听过那份被公开的录音的人坚信总统曾命令内政部长对这名记者实施威胁和绑架。
这起在乌克兰被称为“库奇马门”的丑闻成为乌克兰政局的转折点。它终结了总统府中正在出现的威权主义倾向，并暴露出总统政策中的腐败一面——在其第一个任期，库奇马曾因解决黑海舰队争端、保住克里米亚、说服俄罗斯承认乌克兰国界、让乌克兰转向西方以及实施被拖延已久的私有化等成绩而受到赞誉。此时这位总统却被证明还是一名骗子，甚至可能是杀人犯。包括前民族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乃至共产党人在内的反对派以“乌克兰不要库奇马”为口号，发起了一场政治运动。公民们对这场号召取缔政治和经济腐败的运动做出了积极响应。此时苏联时期的受教育阶层已被经济崩溃消灭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新生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已经厌倦了官员的腐败、对政治活动的镇压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乌克兰需要改变。
库奇马挺过了录音丑闻的直接打击，但已无力阻止各种政治活动的兴起。领导库奇马政府反对者的新生力量不是像苏联时期那样来自政治体制之外，而是来自内部。那些希望终结政府腐败、改善乌克兰与西方之间因“库奇马门”而受损的关系并启动加入欧盟计划的人将维克多·尤先科[12]奉为他们的领袖。尤先科时年47岁，相貌英俊，曾担任政府总理。他来自东北部农业地区，与乌克兰东部那些政治和经济集团之间没有瓜葛。
维克多·尤先科曾在经济复苏之初主持过经济工作。在其1999年12月至2001年5月的短暂总理任期内，尤先科与他的副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13]堵住了让寡头们得以逃税的漏洞。他降低了中小企业的税负，让乌克兰经济中很大一部分走出了阴影，并让国家财政收入得以增长。这反过来又让尤先科政府有能力支付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在尤先科的监管下，乌克兰的GDP停止了下滑，在2000年实现了6%的强劲增长，而同期的工业产值也增加了12%。在接下来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增长态势还将继续。尤先科在“库奇马门”事件期间被解职，随即成为“我们的乌克兰”党的领袖。在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我们的乌克兰”党赢得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民众选票。(https://www.xing528.com)
当年9月初，在选举中领先的尤先科突患重病。由于诊断结果不明确，尤先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的助手们将他送往维也纳的一家诊所。维也纳的医生们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这位“我们的乌克兰”党候选人的病情系被人下毒所致。这种毒药十分特别，是一种只有几个国家生产的二噁英[14]。正确的诊断挽救了尤先科的生命。尽管面容被毒药破坏，还需要依赖大量服用药物来减轻剧痛，尤先科仍然回到了竞选的道路上，并获得了更多支持。
2004年10月底，乌克兰公民们走向投票站，从24名总统候选人中选择自己的总统。尤先科的得票数处于领先，亚努科维奇则紧随其后。两人都赢得了近40%的选票，并进入了第二轮投票。那些未能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的支持者们大多都选择支持尤先科。11月21日，第二轮投票结束后，独立的出口民调显示尤先科占据明显优势，赢得了53%的民众选票，而亚努科维奇的得票率只有44%。然而，当受政府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公布官方计票结果时，大多数乌克兰选民都瞠目结舌：根据官方结果，亚努科维奇的得票率为49.5%，超过尤先科的46.9%。这是官方舞弊造成的结果。根据从亚努科维奇竞选团队成员之间的电话讨论中截获的信息，他们对选举委员会的服务器动了手脚，篡改了发往基辅的选举结果数据。
尤先科的支持者们被激怒了。约20万基辅人来到玛伊当（基辅的独立广场），对选举舞弊提出抗议。这成为“橙色革命”的开端——其名得自尤先科竞选阵营官方所使用的代表色。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抗议者不断从乌克兰其他地区赶来，让抗议集会的参加人数膨胀到50万电视台的摄像机将独立广场上的抗议画面传遍了全世界，让欧洲的观众自己发现了乌克兰，让他们第一次不是仅仅将乌克兰视为一个地图上的遥远角落。这些画面清楚地证明：乌克兰民众想要自由和公正。欧洲和整个世界不能袖手旁观。在选民的支持下，欧洲政治家们介入了乌克兰危机，在其解决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关键的人物是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15]。他说服库奇马总统支持宪法法院的决定——官方的选举结果因舞弊而无效。
2004年12月26日，乌克兰人在两个月内第三次走向投票站选举他们的新总统。不出预料，尤先科赢得了52%的选票，超过亚努科维奇的44%。这个结果也接近第二轮选举中的独立出口民调数据。“橙色革命”如愿以偿。然而这位总统是否能兑现革命的承诺，打败裙带资本主义，将这个国家从腐败中解放出来，让它跟欧洲走得更近呢？尤先科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他的乌克兰变革之路要借助欧盟来实现。
尤先科总统将外交政策置于优先地位，并曾向他的一名助手透露说：加入欧盟是值得一生努力的目标。乌克兰的外交官们竭力将“橙色革命”为乌克兰在西方带来的正面形象转化为资本，打算赶上欧盟扩大化这趟列车，这是因为2004年欧盟吸纳了10个新成员国，其中有7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或加盟共和国。然而乌克兰太迟了，列车已经离站。尽管欧洲议会在2005年1月投票批准与乌克兰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将考虑在未来将其吸纳为成员，在扩大化问题上拥有决定权的欧盟委员会却更加谨慎。欧盟委员会没有对乌克兰开启入盟谈判，而是向它提供了一份加强合作的方案。
历史的火车头没有将刚刚经历“橙色革命”的乌克兰像其一些西面邻居一样带进欧盟，这有几个原因，而其中一些超出了基辅所能控制的范围。德国和欧盟其他主要利益攸关者对已经发生的扩大化将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怀有疑虑。雪上加霜的是，他们还对乌克兰的“欧洲国家”地位提出了质疑。然而，乌克兰未能加入欧洲民主国家俱乐部的最主要原因来自乌克兰自身。后“橙色革命”时代的乌克兰国内矛盾重重，政府的政策既有重大成功，也有惊人的失败。
新政府结束了对政治反对派的迫害，并赋予公民和媒体言论自由。在经济方面，乌克兰的表现比可能的预期还要好。从2000年到2008年，尽管乌克兰经济受到全球衰退的冲击，其GDP仍然增长了一倍，达到4000亿美元，并超过了1990年（苏联的最后一个完整年份）的水平。然而，就生活和经商环境而言，尤先科政府没能把乌克兰变成一个更加公平的地方，对猖獗的腐败现象几乎无能为力。首先，尤先科阵营在2004年同意的宪法修改虽然取消了舞弊的大选结果，却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难以管理。根据亚努科维奇支持者们所要求并为尤先科所接受的宪法修正案，总理不再由总统任命，而是由议会选举产生。从此总理成为乌克兰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独立角色。无论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足够的权力来独自推行改革，而尤先科在与他曾经的革命盟友、此时的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取得共识的问题上也举步维艰。
在尤先科任期结束的2010年年初，乌克兰已经弥漫着对他的执政的失望情绪。他与季莫申科之间的对立让乌克兰政坛变成了一出无休无止的肥皂剧，也损害了乌克兰的改革和加入欧盟的事业。总统努力普及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记忆，并大力颂扬与苏联政权做斗争的乌克兰反抗军战士，希望以此建立一种强大的乌克兰国家认同，却未能将这些努力转化为选举中的普遍支持。这种历史记忆的政治实际上让乌克兰社会陷入了分裂。尤先科向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领袖斯捷潘·班德拉追授“乌克兰英雄”称号的行为尤其引起争议。“班德拉事件”不仅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也在基辅和利维夫的自由派知识阶层中引发了强烈的负面反应，并在乌克兰和它的欧洲友人之间造成了隔阂。当时的观察员们认为尤先科的确打算将乌克兰带入欧洲，然而他心目中的那个欧洲仍滞留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而非21世纪初。
不光是乌克兰，整个后苏联地区都没能跟上时代的节奏。它们仍在努力实现从帝国臣仆到独立国家的转变，而中欧国家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很快，乌克兰就陷入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将让我们回想起19世纪的许多问题，会引发外国的干预、战争、领土兼并，乃至将世界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的想法。它会考验乌克兰保持独立的决心，也会对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基本元素提出挑战。
【注释】
[1]Kostiantyn Morozov（1944年生），乌克兰首任国防部长（1991—1993年在任）。
[2]Igor Kasatonov，苏联及俄罗斯海军将领，退役时为俄罗斯海军第一副司令。
[3]Partnership for Peace，1994年1月，北约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与中欧、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建立和平伙伴关系的方案。
[4]Max Levchin（1975年生），乌克兰出生的IT企业家，网络支付公司Paypal（贝宝）的创始人之一。
[5]Jan Koum（1976年生），乌克兰出生的IT企业家，通信软件公司WhatsApp（瓦次普）的创始人之一。
[6]Rinat Akhmetov（1966年生），乌克兰商人、寡头、乌克兰SCM控股集团创始人和主席。
[7]Victor Pinchuk（1960年生），乌克兰商人、慈善家、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的女婿。
[8]Igor Kolomoisky（1963年生），乌克兰犹太商业寡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前州长。
[9]Oleksandr Moroz（1944年生），乌克兰政治家、乌克兰社会党创始人之一，曾两度担任乌克兰议长（1994—1998、2006—2007年在任）。
[10]Heorhii Gongadze（1969—2000），格鲁吉亚裔乌克兰记者。他于2000年9月16日被绑架失踪，同年11月，警方在基辅州的一座森林中发现疑似他的无头尸体，是为“贡加泽案”。时任总统库奇马涉嫌因录音丑闻而指使这起事件。
[11]原文中作9月，有误。
[12]Viktor Yushehenko（1954年生），乌克兰前总理（1999—2001年在任）、前总统（2005—2010年在任）、2004年至2005年年初乌克兰“橙色革命”领袖。
[13]Yulia Tymoshenko（1960年生），乌克兰女政治家、商人、前总理（2005、2007—2010年在任）。她是乌克兰“橙色革命”的领袖之一。
[14]Dioxin，一类有机化合物的简称。尤先科体内验出的二噁英为四氯双苯环二噁英（TCDD）。
[15]Aleksander Kwasniewski（1954年生），波兰政治家、前总统（1995—2005年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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