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藏书家队伍以江浙大都为中心

如上所述，元代有事迹记载的藏书家一百二十七人。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能有这么多的藏书家，其数量不能算少；但是，作为拥有广大疆域的统一王国来说，其数量又不能算多。这主要是元代藏书家分布的地区很不平衡，比较集中。下表是对元代一百二十七名藏书家所在地区的分析统计表：

①其他一栏指不足二人的行省及籍贯难以确定者之和。

从上表可以看到，元代藏书家主要分布在江南尤其是现在的浙江、江苏地区与都城大都及所在地河北地区。而我们对元代藏书万卷以上的藏书家的分析也符合这一情况。元代明确记载收藏图书达万卷以上的藏书家有五十一人，其中浙江十三人，河北（包括大都）十二人，江苏、江西各六人，山东四人，河南、陕西各二人，其他为安徽等地。以上两份统计分析资料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说明除了京城大都外，江浙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而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地域的原因。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就战乱不断，而南方相对比较稳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北宋后期，金朝势力的强大并于12世纪初灭了北宋，然后又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控制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并使长江以北的淮南地区成为宋金对峙、军事较量的主要战场，使长江以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受到很大影响。而南宋小朝廷在偏安东南的一百多年中，江南地区，特别是作为其都城临安所在地的浙江地区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另外，南宋末年，元灭宋的过程较短，而元军主要从长江上中游川蜀、荆湖进兵临安，灭南宋，江浙一带受战争破坏程度较轻，这就使原本经济、文化基础较好的江浙在进入元代以后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而从私家藏书分布都集中于浙江、江苏这一点，也充分说明进入元代以后，我国经济、文化的重心进一步南移。

为了进一步了解元代一百二十七位藏书家的情况，我们对其家庭出身与本人成分进行了分析统计。

表一：元代藏书家家庭出身分析

表二：元代藏书家本人成分分析

从表一与表二的统计分析可以知道，与前代比较，相同的一点是元代藏书家中出身仕宦与世儒之家及本人入仕为官者较多，在整个元代藏书家中所占比例较大。这一方面是由于官宦、世儒之家社会地位较高，有记载他们生平事迹、藏书著述的材料流传下来，而主要的是行宦世儒之家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较强的经济实力，注意并有能力购集图书，有的甚至数世相继，藏书不辍。如既是世儒之家、又是仕宦之家的庆元袁桷（1266〜1327），自其曾大父起就手抄强记积书，又从中秘传录，后归乡里，遂累土为堂，所得书，至桷四世。故其“承祖父之业广落书卷，国朝（元）以来，甲于浙东”^[20]。

真定苏天爵（1294～1352），其家也是四世为学，代代蓄书，累积至数万卷^[21]。再如辉州张思明（1260～1337），累官中书参政，进左丞，积书达三万七千多卷。^[22]色目人卖闾，出畏吾氏，生于世宦之家，曾祖达即孥、祖脱因皆显赫，父月鲁哥（1260～ 1304）成宗时任大都兵马都指挥使。卖闾尝事成宗于东宫，仁宗即位，得以重用，而其“折节下士，积书万卷”^[23]。

在元初的藏书家中，还有一些是官居高位的武将。他们在元灭金、宋期间，在攻城掠地时往往并不看重金钱财物，而是独具慧眼，将被占领地的公私藏书搜罗占为己行■，从而成为拥有大量珍贵图书的特殊藏书家。这中间以张柔、贾辅二人最为著名与典型。

张柔（1190〜1268），字德刚，易州定兴（今属河北）人。金末以功累迁中都留守，行元帅府事。蒙古兵至，被执而降。柔少倜傥不羁，读书略通大义。降蒙古后，从攻金、宋。太宗五年（1233），蒙古军队攻占汴梁，诸将士争入城取金缯，柔独人史馆收集金《实录》及秘府图书以归，遂积得万余卷。柔所得金《实录》于中统二年（1261）归蒙古史馆，后来王鹑（1190～ 1273）以此为基础，纂辑史事，为元末最后修成《金史》作了较充分的材料准备。此即所谓“张柔归金史于其先，王鹗辑金事于其后”^[24]。(www.xing528.com)

贾辅（1192〜1254），字元德，祁州浦阴（今河北安国）人。仕金为祁州刺史，降蒙古，从张柔征战，生平喜为学，至老，聚书数万卷，筑万卷楼藏之。郝经（1223～1275）为贾辅所撰《万卷楼记》叙其得书经过云：

金源氏末，天造草昧，豪杰哄起。于是，拥兵者万焉……

积帛金、具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又各万焉。侯（贾辅）则独不然，息民保境，礼贤聚书，劝学事师而已。于是取众人之所弃以为己有，河朔之书尽往归之。故侯之万者独书焉。河南亡，众人之所取者如金帛子女复各万，侯之书又得万焉。淮南亡，众人之所取者如初，亦复各万，侯之书，又得万焉。故南北之书皆入侯府，不啻数万卷焉。^[25]

另一金朝将领汪世显（1195〜1243）金亡降蒙古后，从攻南宋，随军伐蜀还，“辇书数千卷，而图画半之”^[26]。

很明显，上述这些元代将领出身的藏书家，都是乘战乱时，将原地公私藏书占为己有的掠夺性行为，这是不足取的。但是对照力“些”积金帛、具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尤尤其是那些唯以掠夺金银财物为要，余概付之一炬的做法，在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图书、减少损毁的作用。至于在动乱中，将社会上遗弃无主的图书加以收藏保管，免受毁灭散失，则更应得到肯定。

分析元代藏书家的家庭出身及本人成分，从上面两表中还可看到，未仕及任县级教官以下的低级官吏所占的比例亦很大，其总数将近担任县级以上官员的人数，其中，还有一定数量的贫苦知识分子。这种情况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

读书、藏书是我国古代土人的普遍嗜好。元代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又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内废除科举，堵塞了土人通过科举人仕做官的道路，^[27]使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很难在仕途上得到大的发展，这促使他们不得不抛却为了达到个人欲望的功利动机，潜心于学问，以藏书、读书来逃避对名利的追逐，求得精神上的解脱。所谓藏书之意，“不为科名发也，不为利禄设也”，“以为反省穷理”^[28]。他们以保存圣贤之书，传播圣贤之学为己任，声称“宁存书种，无苟富贵”^[29]。这种想法对于作为宋末遗臣的南方汉族知识分子来说，更为突出，他们或入元不仕，或只任教授、山长之类教职。前者如宋代著名文献学家王应麟（1223～1296）、昌世（1267～ 1327）父子。应麟宋末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宋亡前回到家乡邺县，入元不仕，专事著述达二十年。昌世宋末川父恩补承务郎，未及禄而宋亡。于是，父子杜门不出，蓄书万余卷，日夕坐堂上，应麟取经史诸书讲解论辨，昌世听受不俗，于名理经制治道之体统、古今礼典之因革，殊闻异见，靡不究悉。应麟卒后，书毁于火，昌世露抄雪纂，至忘寝食，书以复完。^[30]与王昌世相类似的还有浏阳刘过（1259～1327）^[31]及著名学者胡三省（1230〜1302）等人。另如弋阳陈万里（1238～ 1313），宋咸淳九年（1273）领乡荐，元初为信州路教授，然无意于仕进，授业诸生，家多书。谓诸子孙：“天佚吾老，吾遗尔书，守儒为准，守身为本。”^[32]正是在“圣贤之学，达可庇民物，穷亦善一身”^[33]的传统思想熏陶下，读书、藏书风气在元代广大知识分子中依旧十分浓厚，这一同前代及后世相同的现象后面却有着不同的动机，这也是元代私家藏书得以复兴、发展的重要原因与特点。

由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采取民族压迫政策，把全国人口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指原来金统治下的汉族和女真、契丹、渤海高丽等族以及宋金对峙中四川地区的汉族），第四等南人（指南宋灭亡后南方的汉族和其他民族）。这四等人在法律地位、政治待遇和经济负担上都有不同的规定，其中第一等蒙古人地位、待遇最高，经济负担最轻；南人地位、待遇最低，受到压迫剥削最重。但对元代私家藏书的分析则发现，这一百二十七位藏书家中，有一百十三位是汉族，其中南人，即原在南宋统治下的汉族也占大多数，这说，汉族藏书家是元代藏书家的主体。在十四位非汉族藏书家中，蒙古族人有十人，色目人三人，回回一人。这些少数民族藏书家几乎都出身于世宦上层之家，祖、父建有功业，本人亦担任较高官职。如阔里吉思（？～ 1298），出，蒙古汪古氏，祖、父尚蒙古皇室公主’阔里吉思本人先尚裕宗女忽答的迷失公主，后又尚成宗女爱牙失里公主。世祖时，他平也不干之叛。成宗即位，封高唐王。后出师西北平叛，被俘不屈而死。如此“性勇毅，习武事”的骁将，却“尤笃于儒术，筑万卷堂于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性理、阴阳、术数，靡不亥贯”^[34]。而另如元代位居名将名相之列的廉希宪（1231～ 1280），出色目畏兀儿氏，魁伟善射，年十九，因父荫人忽必烈邸部？之渡江攻宋，并推戴忽必烈即帝位，官拜中书平章政事。其在镇守陕西时，买田筑室少陵原之阳，藏书二万卷，日与司徒许文正公（衡） '紫阳扬先生（奂）讲学。^[35]希宪之子惇，继承父业，亦好收书：将其幼时与兄恂、恒在陕读书处加以修理，益市书万卷‘名曰‘卖书岩’承先志也”^[36]。

上层分子中的有识之士，为了学习汉族文化，比较重视汉族的典籍，为此广为收集、保管，有的甚至广为传播，不但给子弟学习，且将收藏的图书捐助社会办学，对于文献典籍的收藏、传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总的说来，元代蒙古族、色目人藏书家人数不多，与其作为统治阶层的地位来说，是不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