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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书院藏书特点分析

时间:2023-07-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元代书院藏书与宋代书院藏书相比,或者说与同期的私家、官府、寺观藏书相比,有三个十分明显的特点:一是它的规模大,甚至可以说巨大;二是蒙古族少数民族土人加入到该事业中;三是藏书建设进入正规化、制度化阶段。

元代书院藏书特点分析

元代书院藏书与宋代书院藏书相比,或者说与同期的私家、官府、寺观藏书相比,有三个十分明显的特点:一是它的规模大,甚至可以说巨大;二是蒙古族少数民族土人加入到该事业中;三是藏书建设进入正规化、制度化阶段。有关制度化管理的问题我们将作专门讨论,这里只谈前两个问题。

第一,元代书院藏书的规模继续扩大,远远超过宋代。上述所举,有太极书院八千余卷、伊川书院万卷、东庵书院万数千卷、草堂书院二十七万卷、武昌南阳书院经史子集八架、锦江书院万卷。除此之外,藏书之数尚能确考的还有如下几所书院:一是浙江余杭的集虚书院,大德三年(1299)时,院中“蓄书数千卷”[29]。二是山东邺城历山书院,是院为蒙古族官员千奴创建,程文海《历山书院记》只称其“聚书割田”,聘师教家中子弟及乡邻之愿学者。《元史·和尚传》则确指“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出私田百亩以给养之。有司以闻,赐额'历山书院三是河南许昌颍昌书院。郑元祐《颍昌书院记》载,该院为冯梦周所建,冯氏“平日捐金以购买之书籍,自六经传注子史别集,以至稗官杂说,其为书凡若干万卷,亦悉归之书院,师生有欲借之者,则具姓名列书目,而以时谨其出纳。”冯氏之书由私藏而变为书院公藏,以供师生借阅,藏量数万卷,品种齐全。四是山西平定冠山书院,“藏书万卷”[30]。五是陕西三原学古书院,邑人李子敬等捐钱五万缗建院,并“筑室储书”二千五百卷。[31]以上所列,学古最少,草堂最多,平均数在万卷以上,这可以视作元代书院藏书数的一般情形,或者将其看成元代书院藏书规模的代表水平。以此和宋代相比较,不独最多的草堂石室二十七万卷比鹤山尊经阁十万卷多出一点七倍,就是平均水平也要高出一大截,其超越前代规模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其后数百年的明清两代,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一所书院能超过草堂之数,因此,如此规模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整个书院千余年历史上无有超出其右者。如果再和同时期的其他三大藏书系统比较,我们也不难看出书院藏书的规模优势。

书院藏书何以在元代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呢?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有两条,即书院刻书对藏书的支持与当事者的不懈追求。

元代书院的刻书业就是在宋代已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今尚能辑荥三十二所书院一百九十二种著作,可见其繁荣之势。[32]刻书对藏书的支持,从前引元贞元年诏令各处书院整顿书版,全者各印一部,阙者照勘刊补,而且所有书版置库封锁,析类架阁,专差职事掌管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感知到一般的情形。兹再举两例,以明具体情况。一例是许昌冯梦周将其在温州路经历、平江路推官任上所刻、所得“诸图诸书”,“悉以归之”其所创办的颍昌书院,“且虑书板所在,民间得印者什无二三,强有力胁之使印者什则六七,是书板为学校所累。又买某乡桑枣地若干亩,计一岁之所入,毕一岁纸墨、装褙、工食之费则止矣”。所印之书成为院中所藏若干万卷图书的一部分。印行民间的图书,加院中众多的藏书,以及“严选”“经明行修可以成就人才者”为训导之师,且“岁以地三顷之人给之”,即印书、藏书、名师三者产生综合效应,扩大影响,“由是颍昌书院遂表著于北方”[33]。另一例是杭州西湖书院,它改宋代太学而成,接受其全部书版,“经史子集无虑二十余万”。因此,创建之初,任务就很明确,除了有师弟子员进行教学之外,主要就是“收拾宋学旧籍”,从事图书校勘、刊补即出版工作。据陈基《西湖书院书目序》记载,仅至正二十一年十月一日至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近十个月时间,院中“所重刻经史子集欠缺,以板计者七千八百九十有三,以字计者三百四十三万六千三百五十有二;所缮补各书损毁漫灭,以板计者一千六百七十有一,以字计者二十万一千一百六十有二;用粟以石计者一千三百有奇,木以株计者九百三十,书手刊工以人计者九十有二。……工竣,饬司书秋德桂、杭府史周羽以次类编,藏之经阁、书库,秩如也”[34]。西湖书院刻印书籍之规模巨大,以及书籍、书版之人藏经阁、书库的情况,于此得见一斑。

然而,书院之刊印书籍以增加院藏数并不是其唯一的目的,尤其是像西湖书院这样承担国家出版主要任务的大型机构,所出之书除了自藏及供其他各地书院收藏之外,还大量流布民间、官府甚至寺观,支持着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据泰定元年(1324)九月所刊《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载,仅至治三年(1323)夏至泰定元年春历时三个季度的整理,就得经史子集一百二十二种图书书版。皆是宋代旧版,修补重整之后得以新印发行。除旧版重印之外,西湖还新刊《文献通考》、《国朝文类》等当时学者所纂之大型图书。凡此,皆是我们强调书院刻书对其藏书事业支持之时,不能不予交待的事情,从中我们也可窥见书院这一文化组织对当年国家文化事业的贡献。

至于书院建设者们对藏书事业的迫求,和宋代一样,元代也有许多感人至深的人和事可纪,这里仅举许昌冯氏一例,以示其概。冯梦周兄弟“躬履俭素,铢寸积累,不忍其子孙独有之”,“乃捐衣布之赢”,创建颍昌书院,“与乡里共”。又将历官各地所刻所得之书版“悉以归之书院,而不以私于其家。其平日捐金以购买之书籍,自六经传注子史别集,以至稗官杂说,其为书凡若干万卷,亦悉归之书院”[35]。将平日涓涓所积,“不以私于其家”,而“悉以归之书院”,在当时就获得盛赞,人称此举“教人以善,利益无穷”[36]。据文献记载,梦周“幼失怙,育于兄,早从鈆椠,就令自力于学而近贫”,是一个自小苦命近贫的人,其知识也是他从小在从事刊印书籍的劳动中自学得来的。到他建院献书聘师之时,虽然其兄已官至湖南宣慰副使,但他自己还只是一个八品芝麻官,“禄仕沐胶,不可解也”,境况并不很好,但他“惩吾盲而欲人人之察秋毫也,惩吾麒而欲人人之闻蚁斗也”[37],因而竭尽全力,建院储书。推己以及人,这是一种极其崇高的事业追求,它发自内心,是人性之善的自觉,其所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其利益也是无穷的。正是这种自觉追求的力量,才使若干万卷图书、若干卷书版“悉以归之书院”,而不“私于其家”。明乎此,即可察知元代书院藏书规模巨大的原因所在。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少,藏书事业在书院形成盛况就是自然的事情了。(www.xing528.com)

第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中的有识之士对藏书事业的重视,是元代书院藏书的一个鲜明特点。在成都,有云南都元帅舒噜多尔济(字存道)将家宅改作书院,“割俸购书”,事迹具载王沂《石室书院记》中,其称:“侯有宅承教里,其地亢爽宜讲艺,其位深靖宜妥神,谋斥新之为书院。乃请于省,部使者相与图之如不及,故材不赋而羡,工不发而集。为殿以祀先圣,为室以祀公(按,公指汉代文翁),讲(学)有堂,栖土有舍,重门修废以制,庖湢库厩以序。又割俸购书,作祭器于吴,而俎豆笾篚樽爵筮值皆具,而经史百氏无外求者,祀敛其新都有腴之田亩一百五十所人,庙干其家僮二百指。既成,而岩才里秀接踵来学。”[38]这是以现职军政氏官的身份关顾书院,其斥私宅而为“岩才里秀”之书院,分俸禄不远千里到吴地购书作祭器,足以明证舒噜氏“知夫文武之道,寓于干戈羽籥,而以筑宫育土为急,其贤乎人远矣”!

还是在成都,有秘书太监达可为蒙古人,生长于蜀中,告老还乡后,以私财为成都石室、草堂、墨池三书院购书,可谓竭尽全力。刘岳申《西蜀石室书院记》称:“秘书蒙古人,生长蜀中,承恩人侍三朝,累官至太监,告老还乡,既以私财建书院,又购古今书籍,备礼乐器,载与俱归,托不朽焉。……今又闻秘书能为墨池、草堂二书院求赐额,又为之增益其田庐书籍,是何恢恢有余裕也。”[39]李祁在《草堂书院藏书铭》中,对其藏书来源、征购运输过程都有纪述,其称:“矧兹蜀都,阻于一隅。去之万里,孰云能徂。惟兹达可,有恻斯念。稽于版籍,询于文献。北燕南越,西陕东吴。有刻则售,有本则书。仆输肩赧,车递牛汗。厥数惟何,廿有七万。载之以舟,人于蜀江。江神护呵,翼其帆樯。爰至爰止,邦人悦喜。藏之石室,以永厥美。昔无者有,昔旧者新。畀此士子,怀君之仁。”[40]此种义行善举,虽有化浮财而“托不朽”之意,但仍然得到世人称颂,刘岳申即盛赞:“贤哉秘书!古之人不羁縻于君臣之恩,不推挽于妻子之计,能知止知足者罕矣;不市便好田宅以遇子孙,能以赐金日燕饮自虞乐又罕矣;不私宝剑遗所爱子弟,教以一经,遗之长安佚殆绝未有闻者。贤哉秘书,辞荣蚤退,不田宅于家而书院于其乡,不书籍于家而于书院,盖将以遗乡人子孙孙子于无穷,谓非贤者可乎?谓不贤而能之乎?贤者有不能者矣,故曰贤哉秘书。”[41]达可老而有为,致力于家乡的藏书事业,其情感人,其举甚伟,因而世人有将其与汉代文翁建学相比,其称:“昔在文翁,肇兹戎功。建学立师,惠于蜀邦。维兹达可,宜世作配。惠此蜀邦,罔有内外。嗟嗟士子,尚其勉旃。毋负于君,惟千万年。”[42]

在山东邺城,有玉耳别里伯牙吾台(一作伯岳吾)千奴,大德年间,以嘉议大夫参议中书省事之职,“淑于其乡”,创建了历山书院。书院教学、藏书颇具特色,程文海在《历山书院记》有较详记载,其云:“聚书割田,继以廪栗,以曹人范秀为之师,其子弟与其乡邻,凡愿学者皆集。又虑食不足,率昆弟岁捐粟麦佐之。……又与子侄约,凡胜衣者悉就学,暇日习射御,备戎行,曰:“毋荒毋逸,毋为不善,以忝所生也。,又曰:“再舍而谒医,若疾何?‘复藏方书,聘定襄周文胜为医师,以待愿学者与乡之求七剂者。于是郡邑上其事,有司乃定名曰‘历山书院’,就俾范秀为学官而督教事焉。”[43]当时收藏被称为“方书”的医学图书,以支持为了解决族人医疗问题而开设的医学教学与临床实践,本是一种实用之举。而这种不经意,却成就了历山在元代乃至历代书院藏书史上的独特地位,使其成为最早明确记载收藏医学图书的书院。

蒙元以武力得天下,但其中的远见卓识之士,既能看到“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问题,更“知夫文武之道,寓于干戈羽籥,而以筑宫育士为急,其贤乎人远矣”!正是这些处于各个不同阶层的蒙古族士人的努力,化解了游牧民族的野蛮、落后,使得金戈铁马渐至乎郁郁文明之境,这是元代书院藏书事业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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