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藏书的高峰期：中国藏书史的源流与发展

从中国藏书史的源流发展来考察，明代藏书达到了一个高峰。概言之是超越前代，后启来者。明代藏书业的发展和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当时刻书业的发达和书肆的兴起，为藏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明代皇室内府藏书，继承了宋、辽、金、元数代宫廷藏书的精华，加之朱元璋、朱棣等多次征访民间遗书，所藏称富。明初《永乐大典》的编纂，充实了内府藏书，保存了中华文献宝典，其功自伟。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前代典籍佚失甚多，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颇多，使中国古代典籍得以承传。

明初对皇室子弟实行了分封制度，后来由于政治等原因，各地藩王不得与问朝事，遂有相当多的藩王醉心于刻书、藏书，成为一代藏书名家。这些藩王藏书分布地域很广，涉及今十四个省区和二十五个市县，出现了无论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和东北、西南边陲皆有藩府藏书的盛况。这种状况在中国藏书史上是极其少见的。

明代官私藏书，以私家藏书影响更著、成就更高。私家藏书约可分为四个时期，特别是嘉靖、隆庆之世，出现了藏书风气的大炽，此后的七十余年间，私家藏书一直盛而不衰。就地域而论，主要集中在江浙两省，河北、山东、福建亦有一些著名藏书家，其代表人物为：浙江的范钦、项元汴、祁承㸁，江苏的王世贞、钱谦益、毛晋，河北的高儒，山东的李开先，福建的陈第、徐等。尤其是范钦的天一阁，存世四百余年，成为现存世界最古的三座家族图书馆之一。(www.xing528.com)

明代私家藏书对保存中国古代文献有突出贡献，藏书亦有独特风尚。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藏书家在藏书理论以及藏书楼建筑设计、典籍护藏等方面，也作了研究探讨，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此外，明代书院和佛寺道观藏书也有较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