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603年不列颠的四个部分在名义上实现了统一，但内战时期苏格兰、爱尔兰与英格兰的关系既不是严格的国际关系，也不是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历史上英格兰和苏格兰是长期相互敌对的两个国家，到詹姆士一世即位后，两国成为共主邦联，除拥戴同一个君主外，它们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国家，詹姆士和查理在两地的统治体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且仇恨的情绪仍没有完全消弭，这种心态在内战中仍然发挥作用。爱尔兰则更像是英格兰的殖民地，都铎王朝失败的经营以及斯特拉福德的政策使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和议会面临一个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富有反抗精神的爱尔兰，到内战爆发前夕，爱尔兰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其与英格兰的矛盾还进一步激化了，这些矛盾尤其体现在民族和宗教上。这两者的区别——苏格兰和爱尔兰，可以用当时的法律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在斯图亚特时期，君主（或王冠）所有和共同体所有是两个很清晰的概念，[3]这种区分带有明显的中世纪烙印。苏格兰即为王室所有，它由国王继承所得，其模式类似于查理五世的帝国；尽管诸多迹象表明斯图亚特初期议会无权直接插手爱尔兰事务（不过这似乎更多与议会职权的变化有关，随着革命的形成，爱尔兰事务始终是长期国会的重要议题），但爱尔兰更像是由英格兰国家共同体（由国王和臣民共同组成）所有，它的权利更不完整、受到更多的侵越。这种区别可以对发生在内战中的两个现象的解释做出补充：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叛乱体现出不同的样貌；国会对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无论王室所有还是共同体所有，受限于各自的内部情形，英格兰对苏、爱两个邦国的控制都是虚弱的。当时苏格兰刚刚脱离混乱状态不久，其社会和政治结构相较英格兰更接近于中世纪：各地的贵族仍掌握巨大的权力，集中的权威（国王主导下的）远未形成，这使得查理一世对苏格兰的控制力非常虚弱。查理对苏格兰控制虚弱的另一个来源则是宗教，苏格兰宗教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宗教改革，其改革得到民众的认可，而且其国内在宗教上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分裂局面，国王及其主教制对于苏格兰来说是缺乏基础的外来者，所以国王的有关举措很容易招致不满。[4]查理与其治下的苏格兰的矛盾确实由来已久，早在1633年他第一次作为国王回到苏格兰并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旨在继续维持苏格兰中世纪式的分散体制以及按照英格兰模式改革并加强苏格兰教会，但它们都没有奏效，反而同时得罪了苏格兰的世俗和宗教势力，在之后的几年间这种不满情绪迅速升级成叛乱。[5]爱尔兰的形势更为复杂，爱尔兰的势力大致包括三部分：爱尔兰土著（Gaelic Irish），他们占人口的大部分[6]，并且以天主教徒为主，其代表是由天主教各郡和各市镇组成的基尔肯尼议事会（建立于1642年11月14日）；英格兰殖民者，包括驻军和平民，以英格兰副王奥蒙德为首，他们至少在宗教上保存了本土的分歧，爱尔兰叛军的一支力量即殖民者中的天主教徒[7]；苏格兰殖民者，他们在爱尔兰叛乱中保持中立。[8](www.xing528.com)
另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是党派的问题。尽管与今天的现代化政党存在本质区别，但不同党派的出现既是1640年革命中最显著的现象之一，也是可以真正划分这场政治运动中不同阵营的依据。党派的对立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尤其明显，各党派既有不同的主张、代表不同的势力，又分别控制了国家的某一部分，内战期间的苏格兰和英格兰绝不能被当成两个王国笼统地看待，在相当大程度上，它们各自被党派争斗分裂成了几个部分，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互动，与其说是国际关系，不如说是党际关系，内战期间英国整体的国家层面上的事务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党派代替了国家。其中英格兰由最初的保王党和议会党之间的对立转化成保王党、长老会派和独立派[9]的三党并立；苏格兰同样存在过三个派系：蒙特罗斯领导的保王党在游击战失败后转入地下，汉密尔顿和兰纳里克领导的长老会温和派[10]后来控制了苏格兰议会，以及阿盖尔领导的长老会激进派控制了苏格兰大会（the General Assembly），一个主要是宗教性质的会议。[11]在爱尔兰问题上，党派同样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王党和议会党既对爱尔兰政策持不同主张，革命后期独立派和长老会派针对出兵爱尔兰的军事指挥权问题又引发了两派间一系列的重要争端，此外爱尔兰还与另一个派别存在密切的联系，即教皇派。教皇派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广泛存在于英格兰和苏格兰清教徒激烈的争论中，被视为最重要的敌对势力之一，大致可以判定他们是英伦三岛残存的天主教徒。教皇派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更多是划定敌人的一种标签，但在爱尔兰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实。我们甚至可以做出如下论断：爱尔兰在1640年革命中的参与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党派争斗催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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