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危机在《资本论》中的分析

19世纪，土壤肥力的枯竭导致了第二次农业革命的发生，以化肥工业的增长和土壤化学的发展为特征。但化肥的使用只是强化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危机感，资本利用土壤化学成就的能力受到了城乡分离的制约。资本主义农业土壤肥力的下降与人工合成肥料的供应限制更加传播了土壤肥力的危机感。化学家李比希认为理性农业应该建立在归还原则的基础之上，这样才可保持土地肥力的永久性。他考察了土壤养分衰竭的原因，认为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农业制度破坏了土地的再生产状况，而广施化肥的耕作方式是更精致的掠夺方法；土壤肥力的衰竭还与人类和动物排泄物所引起的城市污染相联系。马克思仔细阅读了李比希的相关著作并做了大量摘录，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生态的破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第10节“大工业和农业”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化，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

城乡分离和农业工人的减少造成了土壤的构成成分无法得到恢复，造成新陈代谢的断裂，对土地肥力造成持久性的破坏。因此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英国以及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产生了对土壤衰竭的恐慌，为了土地肥力的恢复，他们遍寻鸟粪，英国垄断了秘鲁的鸟粪，而美国则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从全世界攫取所有可供占有的提供鸟粪的岛屿。

资本主义在破坏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化的同时，还“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化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即资本主义农业通过机器的占有控制工人，使少量的工人分散在广大土地上而加强对他们的奴役，因此“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力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6]。

第三卷地租理论中马克思延伸了对于资本主义城乡分离的分析，分析了大土地所有制与合理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下，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被从直接生产者手中剥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土地所有者与农场经营者相分离，造成了“对大农业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大地产来说，这种所有权也是一种限制，因为它会限制租地农场主所进行的、最终不是对他自己有利而是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生产投资。在这两种形式上，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撇开这种榨取不是取决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生产者个人的偶然的不同的境况这一点不说）代替了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7]。对市场价格的依赖使得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和科学被用来尽快增加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财富。(www.xing528.com)

《资本论》第三卷对土壤危机的分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土地所有权被非生产者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也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前提，土地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分离，资本积累、农业技术进步、资本加速周转所带来的不合理的农业经营都是资本生产方式下资本提高利润率的要求带来的，这些现象均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业的统治。

土地作为一种资本，被土地所有者占有，以地租的形式获得剩余价值，而租

地农场主获得平均利润。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一切前提在于对土地的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统治了农业生产之后，就以自身的逻辑来运转，尽可能地剥削土地生产力，为土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润服务。因此农业土壤危机的最根本因素为资本主义农业的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