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全面总结了汉代、魏晋以来的立法经验，将儒家经典引入正律作为理论依据，对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作了十分精确、详尽地解释说明，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极高水平，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典范，也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68]
“一准乎礼”是学界对《唐律疏议》的基本认识，源出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的评价。在《唐律疏议》中，礼和律，道德和法，儒学思想和法律规范已经完全融合为一体，不分彼此。换言之，唐律或疏议注文的原则和精神已完全贯彻了儒学世界观。[69]
实质上，《唐律疏议》“一准乎礼”背后的实质是法律儒家化。[70]从理论上溯源，近代以来最早提出“法律儒家化”观点的是陈寅恪先生，后由瞿同祖先生发扬光大。[71]陈寅恪先生指出：“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治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72]瞿同祖先生也指出：“儒家以礼入法的企图在汉代已开始。虽因受条文的拘束，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应用经义决狱方面努力，但儒家化运动的成为风气且益根深蒂固，实胚胎酝酿于此时，时机早已成熟……”[73]“……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74]瞿同祖先生此观点逐渐成为学界共识。[75]
唐律“一准乎礼”表现为礼法一体化。《唐律疏议》在开篇便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76]这表明，立法者认为治理国家必须兼用德礼与刑罚，二者是主导和辅助的关系。《唐律疏议》将教化和法律有机地融为一体，确立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德礼、政刑关系上的总方针。[77]具体而言：
其一，唐律之总体精神在于贯彻三纲。自汉中期以后，法以维持礼教为中心，主流法思想以“三纲”为根本原则。唐律全面而具体地体现了“三纲”原则，凡是有违“三纲”的言行，都被认为是不赦之罪，是刑罚惩治之重点。[78]例如，《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归前家。娶者不坐”。又如，《职制律》规定：“闻父母……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杂戏，徒一年；即遇乐而听及参预吉席者，各杖一百”；“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及冒哀求仕者，徒一年”；“祖父母、父母及夫犯死罪，被囚禁，而作乐，徒一年半”。(www.xing528.com)
其二，唐律中许多法律条文直接渊源于礼。例如《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勤，八曰议宾。”这渊源于《周礼·秋官·小司寇》：“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 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又如，《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立嫡违法者，徒一年”和“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这渊源于《大戴礼记·本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
其三，疏议引用儒家经典以阐发礼教“义理”。例如，《唐律疏议·名例律》解释十恶入律：“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针对“大不敬”，疏议解释道：“谓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牢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礼者，敬之本；敬者，礼之舆。故《礼记·礼运》云：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考制度，别仁义。责其所犯既大，皆无肃敬之心，故曰‘大不敬’。”又如，针对“称期亲祖父母”疏议解释道：“其嫡、继、慈母，若养者，与亲同。”其对“慈母”又解释道：“‘慈母’者，依《礼》：‘妾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为母子，是名慈母。’非父命者，依礼服小功，不同亲母。”纵观《唐律疏议》，立法者尽可能地从儒家经典中寻找每个律条的立法依据，使礼义道德精神完全融入律文。[79]唐律各篇都奉行“以义制律”的原则，阐述律疏也都合乎于礼。[80]
总之，唐律是礼与法融合的结晶。这种礼与法的相互渗透和结合，为后世修律全盘接受。因此，《唐律疏议》“一准乎礼”的特征也为整个中华法系塑造了典范。[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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