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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传统与经验在反特片电影制作中的应用

时间:2023-07-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电影生产,包括反特片的生产,在艺术层面上仍然继承与吸收了中西方电影生产的艺术经验与传统。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量的反特片一经出现就受到观众的极大喜爱。即从某种意义上说,建国以后的反特片的生产也是间谍片生产的一种延续,因而融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间谍片生产的艺术积淀。其次,中国反特片的创作也可能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大量上映的美国侦探片、警匪片、间谍片等类型片的影响。

艺术传统与经验在反特片电影制作中的应用

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电影生产,包括反特片的生产,在艺术层面上仍然继承与吸收了中西方电影生产的艺术经验与传统。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量的反特片一经出现就受到观众的极大喜爱。这种观影心理并不仅仅是苏联、东欧和朝鲜的同类影片中培养出来的,也源自1949年以前的间谍片。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统区电影界曾掀起了一股拍摄谍战片(当时称为“间谍片”)的浪潮。1945年,中制拍摄的《警魂歌》即是一部描写警察抓捕日本特务的影片,称得上是一部国民政府的反特片。1947年,中电三厂屠光启导演拍摄的《天字第一号》更是由于票房的巨大成功,成为这一类型片种的代表作,引发了争拍抗战间谍片的热潮。在《天字第一号》大获成功之后,第二年屠光启又拍了间谍片《神出鬼没》。在此期间,柳中浩、柳中亮兄弟创办的国泰和大同公司也拍了相当多的此类影片,如《粉红色炸弹》(徐欣夫导演)、《欲海潮》(杨小仲导演)、《玫瑰多刺》(岳枫导演)、《热血》(郑小秋导演)等。其他公司还出品了《第五号情报员》(大华公司,袁从美导演)、《谍海雄风》(中国联合公司,陈翼青导演)、《六二六间谍网》(新时代公司,陈翼青、杨小仲导演)以及香港良友公司的《间谍忠魂》(1947)、大中华公司的《七十六号女间谍》(1946)等。这些塑造国民党特务人员的影片,因其娱乐性与政治性符合国民党宣传上的特点而盛极一时。[2]一些十七年电影时期反特片的编导者在中国成立之前就已从事电影事业,他们应该也看过旧中国间谍片,从而在自己创作的反特片中借鉴一些间谍片的拍摄手法也是完全可能的。即从某种意义上说,建国以后的反特片的生产也是间谍片生产的一种延续,因而融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间谍片生产的艺术积淀。(www.xing528.com)

其次,中国反特片的创作也可能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大量上映的美国侦探片警匪片、间谍片等类型片的影响。从严寄洲等人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们当年看了大量的美国影片。据说卢钰拍《羊城暗哨》时也参考了美国影片《卡萨布兰卡》。[3]因此,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清除好莱坞运动”美国影片很快从中国的银幕上消失,但解放前的观影经验仍然会影响到这些导演的创作,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还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内部参考片。于是,在中国十七年反特片的情节结构、人物设置、布光、剪辑、摄影等技巧运用方面或多或少会融入一些好莱坞电影的手法。如中国反特片中的人物设置,一方面具有二元对立的特征:特务代表陈旧、腐朽;侦查员代表着积极、进步。在这种二元对立的人物结构中,当时的电影观众抱有强烈的自豪感,观看我方人员如何机智勇敢,地方特务腐化堕落,最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并从中获得极大的快感。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反特片中,除了上述二元对立的人物设置模式,通常还有一类女特务形象。这些女特务往往具有传统妖媚女性的特质,是好莱坞谍战片中妖姬形象的本土化变形。这一人物类型的设置,使中国的反特片在一定程度上和三四十年代上海的都市电影联系起来,从而增添了大众的观赏趣味,承载了大众娱乐功能。这也就是反特片的故事中包含了对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隐形传播的双重任务,长时期披着厚重的政治宣传性外壳,且不是以正常的商业模式运作,却成为当时最受观众欢迎的题材之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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