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9年期间女性身体欲望的压抑与囚禁研究

西方的女权运动是针对主流社会的一种思考，本身处于非主流地位，引导了女性意识的自觉。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政治革命运动来推动的，始终在主流社会领导之下。毛泽东的经典话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自上而下地赐予了女性“平等地位”，而“不爱红妆爱武装”“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革命性口号鼓励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在革命的洗礼中脱胎换骨。女性被意识形态询唤为女革命者，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远远超越了性别权力的争夺。这一在主流意识统治下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虽然消除了对妇女的肉体奴役，但女性意识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化过程中完全被消解。女性只能集体服膺在象征男性力量的符码下，处处以男性为参照系来重塑自己。女性主体意识与生命意识成为一种历史性的缺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电影业逐渐被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宣传体系中并全面过渡到国有阶段，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全面干预电影业的生产经营。这种电影体制以及由此派生的电影观念决定了前改革时代电影的主流创作形态：以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为主要的表现内容，多以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为背景，以强烈的革命历史情结礼赞伟大的革命征程，形成一股波澜壮阔的礼赞英雄与历史的宏大叙事潮流。而在这一性别维度极度匮乏的政治象征化的经典叙事模式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有两类：一是翻身获救的女性和由她们成长而来的男性化的女革命者。男女间的性别对立与差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物间阶级与政治上的对立和差异。女性的性别特征、生命体验和身体欲望成了不健康的东西而几乎绝缘于银幕。两性之情也因为了突出时代主旋律、显示人物形象的纯洁性和高尚性而日趋淡化或者将爱情生硬地处理成同志情。二是母亲、地母形象。象征了“真善美”“大地”“家国”等的母性被无限张扬。女性身体的内在差异、女性话语、女性经验等被母性这种既定的文化权力编码系统“劫持”。权力秩序就这样潜伏在道德伦理的架构中，把作为生养—本能、受苦—命运符号的母性推向了圣坛，将对女性欲望的囚禁与压抑解读为良心和美德。前改革时代社会主义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在成功消解了好莱坞经典电影叙事中特定的男权意识形态话语，以使女性形象不再作为男性欲望与目光的客体而存在的同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意识形态对性别差异的缝合淡化了女性的性别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掩盖了女性意识，欲望视阈与性别话语消失，而呈现出无性别化的状态。^[23]

其实，这一时期还塑造了一类女性形象，即反特片中的女特务形象。这些女特务往往具有妖媚女性的特质，是好莱坞谍战片中妖姬形象的本土化变形。她们或潜入我方执行特殊任务，或者与打入敌人内部的我方男侦察员上演对手戏，如《寂静的山林》里的冯广发与李文英、《羊城暗哨》里的王练与八姑、《英雄虎胆》里的曾泰与阿兰等都采用的这种“敌女我男”的定式。我方男侦察员为了完成任务必须与女特务展开周旋，同时又要站稳阶级立场，二者之间因此建立起了强烈的性别冲突和情感张力，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那个年代观众的观影欲望，承载了一定的娱乐功能。但这些女特务作为反面人物、阶级敌人，反特片着重于刻画她们心灵的凶残与肮脏，她们力图以性感的身体引诱我方男侦察员，但因为他们立场坚定，因此往往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并且她们罪恶的身体最终往往会遭受严酷的折磨而不得善终。(www.xing528.com)

前改革时代，性、性别、性别政治成为政治宏大话语中的禁忌，女性不得不被迫消灭自己的身体欲望，而实际上又不能真正消灭自己的身体，所以女性身体承受着来自内外的双重力量的折磨。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对性别差异的压抑其实也是构成主体性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建构的是丧失了性别内涵的、徒有阶级身份和家国属性的社会主体，而女性作为一个欲望主体和精神主体的性别意识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