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农场：归侨记忆中的非传统侨乡与故乡之变迁

除历史上西南边疆“走夷方”、跨境民族等所形成的传统侨乡外，云南丰富的侨文化资源还形成了特定归侨群体记忆中的侨乡。20世纪50—70年代，广东、广西、云南、海南成为东南亚“归难侨”的主要安置地。以云南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接待、安置了归国华侨、受难华侨10万多人。仅1960—1961年间，云南省接待安置了印尼归侨11000人，安置在国营甘庄、红河、太和、平远街、漠沙（1961年撤销，归侨调入甘庄农场）等华侨农场5800人，云锡公司1500人，东川矿务局650人，其余分别安置在省外贸局外运公司及商业系统等单位和昆明华侨补校，共2500人^[17]。20世纪70—80年代末，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进一步放宽归侨侨眷出境政策，归侨申请出境、出国定居者激增。^[18]还有一部分归侨通过婚姻、工作调动、考学等不同方式离开了华侨农场。因此，华侨农场的生活经历成为归侨挥之难忘的记忆，华侨农场集中安置的县、镇也因具有侨资源而演变为归侨的“侨乡”。

调查发现，随着归侨的老去和迁移，华侨农场的归侨数量急剧递减。但对于归侨而言，即便迁移到美国、加拿大等地的海外华人华侨，一旦回到云南，都要重回农场找寻记忆，农场是他们在国内的故乡。对这类记忆中的侨乡而言，此刻的侨乡并非传统意义的侨乡，是归侨回国以后家庭久居的地方，之后再迁移到海外或者国内其他地方而变成了“故乡”。其文化形态有以下突出特点：

1.祭祀。与传统侨乡不同，归侨回去农场祭奠的大多是父母、叔父一辈，而非祖辈。从他们回国到现在将近一个甲子，不少老归侨长眠在当地，成为健在归侨及侨二代、三代清明扫墓的去处。由于安置在农场的华侨一般集中于60—70年代回国且以家庭为单位，即父母一辈带着孩子的核心家庭为主，且是从东南亚各国不同地方迁移，客观上也没有形成宗族的条件。

2.饮食文化。在特定的语境中，饮食往往被当作区分他我之别的标志之一，饮食文化也在主观建构中成为族群边界的重要考量因素。与传统侨乡不同，华侨农场的饮食文化更多的是东南亚归侨将东南亚各国的饮食习惯带到当地，在春节等特定的中国传统节日制作东南亚美食。即以归侨的饮食文化输入为主。以宾川太和农场为例，据老归侨讲述，“原来在农场的时候，每到过年，我们印尼归侨就会做各种印尼糕点相互赠送，或送一些给当地的朋友。像他们越南归侨也会做越南小卷粉之类的，热闹得很，现在还时常怀念当时的生活”。即便现在，笔者到宾川调研发现，当地规模较大的以米线为主的小吃店，其菜单上印有咖喱饭等印尼特色食物提供，从饮食上感受到了浓浓的侨味。宾川县正是由于为三个华侨农场的安置地成为云南的“侨乡”之一。(www.xing528.com)

3.社会风尚。社会风尚是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价值判断、行为意向、行为方式等在形式上趋于相近的情形的一种总称。^[19]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归侨回国时形成了与当地有别的社会风尚。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行为模式，价值判断都显得更为“新潮”“洋气”。如：宾川的华侨农场曾经一度还被称为“小香港”，当年的繁盛景象还留存在老一辈归侨和村民的记忆中，归侨不仅从东南亚带回自行车、咖啡、香皂、火柴、卫生纸、巧克力等，还包括各种关于海外的信息、报纸、新思想等随之传播。

4.人际关系。以“侨”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形成是华侨农场被归侨当作“故乡”的重要因素之一。回国初期，农场作为特定时期归侨的聚居地，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归侨群体对陌生环境和人群的适应过程。当归侨从东南亚各国回到中国，很大一部分人是在异国他乡出生，对于祖国，尤其对于安置地是陌生的。在访谈中发现，有的老归侨讲到为什么到了云南或者到某一个具体的华侨农场会提到两个因素：一是政策；二是其他归侨的影响。事实上，在华侨农场的日常生活促成了以侨为中心的多渠道交往圈。一方面是来自不同侨居国与同一侨居国之间归侨的联系与交往；另一方面，是与当地村民、少数民族的互动与融合。此外，除归侨仍在华侨农场的亲属网络外，华侨农场作为当时归侨回国的制度型聚集渠道之一，其生成的人际关系成为日后归侨与华人华侨、其他归侨联系交往的重要联结点。

通过曾经居住或现在仍在华侨农场归侨的回忆，可以看出华侨农场对于侨乡观念生根落地，或者说与传统侨乡不同的侨乡形态生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进而，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再迁移到海外或者港澳地区的归侨还是在国内流动的归侨，华侨农场已然成为他们记忆中的侨乡。同时，也是从东南亚归国以后不再流动的归侨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