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网络，资本与策略：关键要素分析

场域理论的应用策略之一就是注重从关系的角度去思考。为了便于下面的分析，笔者用图2-1展示葡萄事件中所涉及的关系网络图，分析每一行动者在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各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揭示其博弈的策略动因及其社会资本的运用。

图2-1

①县政府与乡政府

葡萄项目得以在柯苏安家落户，首先是县政府内部政治博弈的结果。对于援疆干部G县长而言，既然被授予了实权，就必须在任期内做出政绩来，经济增长成了他的直接利益所在。为此，他必须在人生地不熟的新政治场域另辟蹊径，一到任就立即强力推广招商引资。他所依据的资本，除了县长本身的实质权力外，主要是援疆干部这个特殊身份。这个特殊身份一方面使得他作为中央派来的干部似乎具有某种“钦差大臣”的色彩，柯苏地方政府官员不能不有所畏惧，另一方面，他能够施展开拳脚大干一场而无需受制于已有的利益集团。他采用的手段主要有两点，一是让大大小小官员签订招商引资责任状，二是交纳保证金。前者似乎与合同有点相通，官员的责任、权利、义务清晰，奖惩依据分明，散发出规则治理的亮光；后者则是一种传统的驾驭策略，让官员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这样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入世开关、西部大开发的宏大背景下，各级官员内心虽然颇有微词，却也无可奈何。援疆干部在县委内部政治博弈最终占据了上风，招商引资政策才得以诞生，葡萄事件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

作为乡村社会的直接治理者，乡政府的利益目标显然与上级政府不完全相同。乡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资源分配和社会发展，成为横亘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实体化中介层。这一特殊的网络位置决定了乡政府既要具体执行上级的指示完成自己招商引资的任务，更要具体面对广大的种植户。如何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走钢丝，在夹缝中生存，策略的选择就非常重要。起初，鉴于家庭联产承包合同的存在，乡政府只是不紧不慢地展开葡萄项目。后来，在上级的强大压力下，现实的利益占据了上风，乡政府与县政府迅速结成了强势共同体，采取了种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最终完成葡萄的大面积引进种植任务。但是，后来酒厂违约引发种植户愤怒时，乡政府则很快地解散了与县政府的利益联盟，有意无意地默许了农户们的集体闹事，在应对过程中表现出一种“体制性迟钝”，说到底还是因为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虽然县政府与乡政府之间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在现实的政治运作过程中，它们却存在着现实的利益博弈。县政府有着追求经济利益的渴望，由于不需要面对复杂琐碎的具体工作，更着眼于“办大事”，热衷于经济增长数字。而乡政府既要完成上级政府对政绩的经济指标考核，又要直接面对面地与数量庞大的农户们打交道，涉及具体民生，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对于乡政府来说，社会稳定才是其第一要务，至于经济发展，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辩解，而要解决这些经济问题，则超出了乡政府的能力范围。所以当时乡政府很策略性地当场宣布“J副县长走了”，给民众制造一种意象：民众的利益受损是上级政府的政策造成的，是上级政府不负责任，从而直接把“球”踢给了上级政府，使自己能走脱。

②乡政府与村委会

乡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最低一层，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枢纽，国家的意志主要通过它向农村社会传递。而村民委员会则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在法理上是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工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乡级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是“指导—协助”的关系。然而，我们在事件中清楚地看到，乡政府与村委会关系的实践形态远远不是法律所规定的那样。

乡政府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本，能够动用一切可以支配的资源直接干涉农户们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西河乡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直接撤去二道树村村委会主任的职务、派出驻村干部全面主持村委会工作等多种形式，强制农民全部改种葡萄。法律规定了村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就意味着它没有足以与国家体制内的乡政府抗衡的政治资本，其自治角色的扮演缺乏有效的制度资源的支持，要么完全服从村民共同体意志，争取村民的支持，否则就会被村民指责为乡政府的看家狗；要么置村民的意见和利益不顾，完全听命于乡政府，事实上成为乡镇政府的一个下属办事机构或一级“准政权组织”。乡政府与村委会这种紧张对立的关系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实质就是强国家弱社会的反映。葡萄事件中，代表“强国家”的乡政府对其利益追求我们能够一目了然，那么代表“弱社会”的村委会的利益何在？我们其实是看不清楚的。乡村双方共同的利益联结点是模糊的。既然难以构成利益共同体，村委会的双重身份又使得自身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乡政府和村民孰轻孰重，更需要谨慎掂量。自然而然，在这场博弈大战中它一直采取了拖延、推诿和被动服从的策略，企图模糊化自身的角色，将矛盾转移出去。

③村委会与种植户

大体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二道树村村委会与村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村干部忙于自身的创收致富，与村民之间难得发生矛盾冲突。在与乡镇政府以及其它外部组织发生联系时，村干部、村委会通常代表的是本村庄的整体利益。西河乡政府的文件意味着二道树村必须完全破坏掉村民原有的生计方式而迅速引进全新的生产经营模式，这需要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资源支持才能完成。然而村委会根本就不具备这样强大的能力，需要西河乡政府的支持。显然，本身就处在夹缝中的西河乡政府最初并不打算提供这样的支持。既然全体村民是村庄的治理主体和基础，二道树村村委会和村长ZLY就只能利用乡土社区最易获得的人情关系网络资源展开工作，同时通过拖延、推诿等策略小心翼翼地与乡政府展开利益博弈。乡政府与村委会难以结成利益共同体，乡政府干脆动用强大的政治资本，直接将村长踢出游戏局派出驻村干部直接掌控村庄。驻村干部背后有乡政府提供的强大的政治资本支撑，在与普通村民展开利益博弈中，采用了各个击破、拔钉子户等手段，以国家力量对付个体村民，村民们全线溃败也就毫无悬念。(www.xing528.com)

种植户们面对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然而，酒厂违约给种植户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反抗机会。他们采取了看似毫无组织实则极为理性的斗争策略。其一是针对政府集体闹事。他们在一时气愤之下冲击了酒厂，但却很快地把愤怒的矛头指向各级政府，一些种植户把大批的葡萄倾倒在县政府门口，另一些种植户积极响应，立即到乡政府大闹一场，很快趁热打铁从乡政府又闹到县政府。这一系列的行动中，种植户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针对酒厂闹事似乎并不会使经济纠纷问题化，只有针对政府恰当运用闹事手段，才能将经济纠纷转换为涉及一方安定的社会秩序问题，才能将政府拖进来。其二是踩线不越线。尽管他们占住了理，尽管有数量众多的种植户参与似乎人多力量大，但种植户们很清楚，各级政府虽然对集体行动有一定的容忍度，但是仍然有一些界限不容越过。所以，他们选择了将葡萄堆在县政府大门口，而不是冲击县政府；他们在J副县长到了乡政府之后选择了安静等待结果而不是冲击乡政府；在乡政府意味深长的宣布“J副县长走了”之后才将轿车掀了，而不是在他走之前就把轿车掀了；在县公安局释放了被拘留的种植户之后，他们很快答应停止集体闹事派出谈判代表与县政府对话。自始至终，种植户们的博弈策略真正贯彻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基本原则，既造成了一定的失序给政府施加了压力，又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自身的安全。

④金汁酒业公司与县政府

金汁酒业公司与柯苏县政府之间是典型的利益结盟关系。金汁酒业公司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资本与县政府结成了强势的利益联盟，实际上间接享用体制内的政治资本，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商业目的，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经济资本。而县政府也将金汁酒业公司作为招商引资政策实施的一个示范，作为探索政府角色转变的一个初步试验，谋求自身更大的政治利益。这种利益需求高度的互补性决定了强势联盟自始至终都很坚固。即使种植户们集体闹事，县政府也没有公开打破这种联盟，而是采用了巧妙的策略，让法院处理纠纷，直接打破了种植户们企图将政府卷入的幻想，将可能演化为政治事件的经济纠纷只定位于经济纠纷，自己能够全身而退。

⑤金汁酒业公司与乡政府

它们的关系是动态的。乡政府自身的两难处境决定了乡政府与县政府和金汁酒业公司在有着共同的利益联结点时，很快就形成了利益联盟。在幕后由县政府提供制度支持，金汁酒业公司提供经济支持，乡政府在前台，三方合作共同上演了一出戏剧。当金汁酒业公司的经济利益诉求与乡政府的政治利益诉求相冲突时，乡政府虽然不敢公开表示与金汁酒业公司决裂，却也采取种种手段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成功地将金汁酒业公司和县政府推到前台成为众矢之的。

⑥金汁酒业公司与村委会

金汁酒业公司与村委会、种植户是法律意义上的正式关系。金汁酒业公司与村委会签订了“大合同”，由村委会负责组织村民们具体执行葡萄项目的各环节，村委会再将合同任务分解，自己作为合同的当事人与每家每户签订了“小合同”。在法律关系上，村委会是正式的当事人，金汁酒业公司是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金汁酒业公司一方面通过与县政府结成利益联盟借县政府之手向下层层施压来间接控制村委会，另一方面通过书面的种植合同实施直接控制。

⑦金汁酒业公司与种植户

双方没有体制内的行政管理关系，只有商业关系。种植户的直接经济利益来自于酒厂合理收购葡萄。交售葡萄也就满足了利益获得。当直接利益受损时，种植户们的愤怒自然而然就直接针对酒厂，发生了大闹酒厂的行为。但是，酒厂的违约行为只不过是导火索，点燃了众人几年来对政府累积的愤怒。种植户们对于这个原本就不熟悉的酒厂并不感兴趣，再也没有去找酒厂交涉，而是把矛头对准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