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中国古代茶文学的繁荣与鼎盛

唐代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时期，尤其是“贞观之治”的出现，整个国家国力强盛，疆域阔大，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活跃，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具有先进文明的国家。唐代文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整个文坛出现了百花齐放、全面繁荣的局面。在唐代，随着茶叶生产与贸易的逐步兴起和发展，饮茶之风普遍兴盛。唐朝初年，饮茶不仅在南方流行，北方有些地方也逐步盛行起来。《封氏闻见记》云：“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于是南北交融带来了茶业的迅速发展。在长期的饮茶实践中，人们发现饮茶可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这无疑让茶受到文人学士的青睐，他们提倡饮茶，乃至成癖，纷纷以茶作为吟诗作赋的题材，于是在茶文学领域开始涌现了大批以“茶”为题材的诗篇，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异彩纷呈、炫人耳目。国力强盛下的文人心态一般较为优柔平和，文功武治下的唐朝士人心中更是增添了较多的闲情逸趣，于是茶文学作品中不少描写饮茶时的怡然之情，凸现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士人心态。如岑参《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瓯香茶色嫩，窗冷竹声干。”钱起《过张成侍御宅》：“杯里紫茶香代酒，琴中绿水静留宾。”白居易在《首夏病间》中的几句诗：“或饮一瓯茗，或吟两句诗。内无忧患迫，外无职役羁。此日不自适，何时是适时？”道出了品茶的真谛，品茶与吟咏一样，需要有一种闲适的心境。这“闲”，并非仅仅是空闲，而是一种摒弃了俗虑，心地纯净、心平气和的悠闲心境，而这一切也只有在盛世王朝下才能达到。

在唐王朝诗人的笔下，饮茶已渐渐成为一门艺术，越来越多的文人士子注重品评、鉴赏茶饮，对茶业、茶具、茶饮之法都较之以前有了相当的考究。唐代陆羽《茶经》的出现就是顺应时代潮流而诞生的。

《茶经》第一次全面总结了唐以前中国人在茶叶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就，对茶的起源、历史、栽培、采制、煮茶、用水、品饮等做了全方位精湛的论述，还列举了唐时分辨茶叶优劣的一些基本标准。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云：“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唐代茶具吟咏比较代表性的作品有陆龟蒙的《和茶具十咏》（《甫里集》卷六）。而对茶的清香的描写也是唐代茶文学艺术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因而茶文学作品中描写品茶的清新之感扑鼻而来，令人流连忘返，如王维的《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云：“花醺和松屑，茶香透竹丛。”李泌的《赋茶》诗句：“旋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出琉璃眼。”齐己《谢中上人寄茶》：“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绿嫩难盈笼，清和易晚天。且招邻院客，试煮落花泉。地远劳相寄，无来又隔年。”诗人身处异乡，惊喜地收到远方朋友寄来的茶叶，连忙招呼邻居用清泉一起煎饮，嫩绿可人的茶叶与清香扑鼻的茶水交相辉映，诗人的暖暖情思荡漾其中，诗情诗境融为一体。正因为茶饮业的发达，文人心态的悠闲雅致，在闲暇之余，聚会品茗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唐代文人笔下司空见惯地行为方式。他们在一起相互品赏茗中佳品，吟诗取乐。不仅在无形中推动了中国茶饮的发展，更是为推动中国茶文学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如鲍君徽《东亭茶宴》：“闲朝向晓出帘栊，茗宴东亭四望通。远眺城池山色里，俯聆弦管水声中。”就描写了聚会饮茶的欣然之乐；唐僧皎然《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一诗就写出自己与友人饮茶作诗、乐趣丛生的情景；颜真卿等六人所作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是一首啜茶联句，六人合作，全诗一共七句。在诗中，诗人别出心裁，运用了许多与啜茶有关的代名词。如用“代饮”比喻以饮茶代饮酒，用“华宴”借指茶宴，用“流华”指代饮茶。聚会联诗，这在以前的茶文学中比较少见。

只有在盛唐环境下，诗人们才有足够的闲情逸致去欣赏茶饮，品味茶饮，在茶文学作品中透露出这个时代特有的心境。在丰富茶文学作品的同时，把茶文学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唐代茶文学的发展也正是因为这批诗人的出现才得以达到一个巅峰。所以纵观唐代茶文学作品，不仅形象地描写了饮茶的其乐融融，还有的茶作品更是以鲜活的比喻和生动的文采将煮茶过程展示在读者面前，惟妙惟肖。如著名诗人皮日休有一首诗《茶中杂咏·煮茶》就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煮茶水的全过程，令人拍案叫绝，诗云：“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有蟹目溅，乍见鱼鳞起。声疑松带雨，饽恐烟生翠。傥把沥中山，必无千日醉。”诗人从视觉、听觉、色泽三个角度对煮茶进行了描写：观其状，则为“莲珠”、“蟹目”、“鱼鳞”；听其声，则为“松带雨”；察其色，则茶汤的饽沫呈现“翠绿”。诗人最后点明茶的功用：可以醒酒。

宋代黄庭坚的《煎茶赋》与皮日休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赋云：“汹汹乎如涧松之发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云。宾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浑。”

贡茶，即是向皇帝进贡新茶。贡茶之制确立于唐代，唐代贡茶首先取自湖州顾渚的“紫笋”。代宗大历五年（770）在顾渚设贡茶院，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贡茶制度的实行给顾渚当地的茶农带来了生活的痛苦，加重了茶农的负担。中唐诗人袁高，曾在担任湖州太守时，直接负责督造顾渚贡茶，亲眼看到茶农忍着早春的饥寒，男废耕，女废织，攀高山，临深渊，采摘新芽，更目睹了各级官吏如狼似虎催逼缴茶的恶行，痛心地写下一首五言长诗《茶山诗》：“氓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表现了诗人对顾渚山人民蒙受贡茶之苦的深切同情。晚唐诗人李郢的《茶山贡焙歌》对官府催迫贡茶的情景也做了精细的描述，同样表达了诗人关注黎民疾苦和内心苦闷的郁郁情怀。在文人的笔下，茶已不再是纯粹的饮用之物，“茶”已经成为一种情感的象征，在茶文学作品中蕴藏着诗人丰富的内心感受和遭遇寄托，而广为后人传诵。

而唐代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又名《饮茶歌》）堪称唐代茶文学作品的抗鼎之作。卢仝，唐代诗人，自号玉川子，范阳（今河北涿县涿州镇）人，年轻时隐居少室山，不愿仕进。曾因作《月蚀诗》讥讽当时宦官专权，招来宦官怨恨。“甘露之变”时，因留宿宰相王涯家，与王涯同时遇害，死时才40岁左右。他嗜茶成癖，号称“茶痴”。《饮茶歌》，是他品尝友人谏议大夫孟简所赠新茶后的即兴之作，全诗直抒胸臆，一气呵成。诗云：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龙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合得苏息否？

诗人主要叙述煮茶和饮茶的感受。由于茶叶味道鲜美，诗人一连吃了七碗，每吃一碗都有新的感受，吃到第七碗时，顿觉两腋生风，飘飘欲仙。诗的末尾忽然笔锋一转，进入主题，诗人在为苍生请命，希望养尊处优的统治者在享受精美茶叶时，不要忘记是茶农冒着生命危险，攀登悬崖峭壁采摘而来的，诗人对茶农寄予了浓浓的情意，“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同时结语发出呐喊，期待劳苦人民能有个平静祥和的生活环境。可知诗人写这首《饮茶歌》的本意，并不仅仅在夸说茶的奇特功用，背后还蕴藏了诗人对茶农的深刻同情。茶是香的，但唐代的茶农是艰辛的，贡茶制度则是朝廷为茶农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全诗挥洒自如，宛然毫不费力，从构思、语言、描绘到夸饰，都恰到好处，能于酣畅中严谨，有节制。卢仝的《饮茶歌》对唐代饮茶风气的普及、茶文化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作者运用了优美的诗句来表现自身对茶的亲切感受，因而此诗脍炙人口，历久不衰。自唐以后，成为人们吟咏饮茶的经典范文。嗜茶、擅烹茶的诗人墨客，常喜与卢仝相比，如宋胡铨的《醉落魄》词中有：“酒欲醒时，兴在卢仝碗。”吴潜《谒金门》云：“七碗徐徐撑腹了，卢家诗兴渺。”（均见《全宋词》）清代嵇永仁：“浪说卢仝堪七碗，武彝梦断雨前茶。”品茶、赏泉兴致盎然时，也常以“七碗”、“两腋清风”代称，如宋人苏轼诗句：“何烦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南宋杨万里诗句：“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端生。”他的诗句也常被后人化用，像苏轼的《试院煎茶》诗句：“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就是化用《饮茶歌》的诗句而成。另外，宋代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梅尧臣的《尝茶与公议》、元代耶律楚材的《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等诗中，都充满了对卢仝的崇敬。如果说唐代茶文学在内容上把茶文化推上了一个高峰，那么在形式上同样进行了不少尝试，极大地丰富了唐代茶文学，给中国茶文化带来了清新之感。

唐代茶文学的繁荣使中国茶文学达到了一个高峰，同样，宋代茶文学是中国茶文学发展的另一个高峰时期。宋代的茶文学中引入了“词”这一诗歌形式，因此形成与唐代茶诗双峰并峙的局面。宋人茶诗较唐代还要多，大概有千首之余。这是由于宋代提倡饮茶，贡茶、斗茶之风较之唐代更为兴盛，朝野上下，茶事更多。同时，宋代又是理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理学虽有教条、呆滞的弊端，但强调士人自身的思想修养和内省，相当重视人们自身的理性锻炼。而要自我修养，茶就成为了再好不过的伴侣。再者，宋代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知识分子常常十分苦恼，但他们又总是注意克制感情，磨砺自己。这使得许多文人常以茶为伴，以便经常保持清醒。正因如此，宋代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茶也随之变得须臾不能离之，实时人所谓“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能用也”，“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所以，无论是真正的文学家，还是一般文人儒者，都把以茶入诗词看作高雅之事。在他们作品中对饮茶礼仪多有描述。如李清照《转调满庭芳》云：“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又史浩《临江仙》：“忆昔来时双髻小，如今云鬓堆鸦。绿窗冉冉度年华。秋波娇殆酒，春笋惯分茶。”又洪咨夔《夏初临》：“雪丝香里，冰粉光中，兴来进酒，睡起分茶。轻雷急雨，银篁进插檐牙。”（均见《全宋词》）以上诸词都写到“分茶”，这是在饮茶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技艺。分茶技艺在宋代饮茶习俗中十分盛行，在文人诗词中也就多有反映。(www.xing528.com)

在宋代，茶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而存在，同时又与诸多生活领域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出现了不少与茶相关的社会现象和风尚习俗，深深影响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行为和意识，其中客来敬茶、客去点汤成了当时社会一种约定俗成的“客礼”，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所奉行，这给茶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开辟了宋代茶文学作品创作的新题材与新领域。如毛滂《西江月·侑茶词》、周紫芝《摊破浣溪沙·汤词》、王安中《小重山·汤》等都是在饮茶席上而作的。在“靖康之变”前的近百年中，宋朝经济有过一段繁荣时期，当时人们更为重视品味茶叶的香味，制作茶叶的技术显著提高，饮茶风气愈盛，嗜好茶的人更加普遍。此北宋茶文学除了在唐代茶文学基础上继续发扬光大之外，还因当时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形成了其独特之处，那就是北宋描写“斗茶”文学作品的盛行，其中尤以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为后世文人所称道。

范仲淹是北宋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因《岳阳楼记》文和《渔家傲》词而名闻天下。让很多人诧异的是，他还写有一首在茶文化史上可以与卢仝《饮茶歌》相媲美的斗茶诗——《和章岷从事斗茶歌》，章岷是范仲淹同事。“斗茶”之习唐已有之，只是到了宋代由于皇室的提倡而越发张扬。“斗茶”又称为“茗战”，是一套品评、鉴别茶叶优劣的办法，它最先应用于贡茶的选送和市场价格品位的竞争。宋代贡茶出自福建建安的北苑，斗茶之风也因此盛行。而后经蔡襄介绍，朝中上下偕效法比斗，成为一时风尚。每到新茶上市时节，茶农们竞相比试各自的茶叶，评优论劣，争新斗奇，竞争激烈。范仲淹的《斗茶歌》就对当时盛行的斗茶活动给予了精彩生动的描述，可以从中窥见宋代“斗茶”的民俗民风。

茶的普及与流行，使人们在传统饮料酒、浆之外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生活。自茶产生之日起，茶与酒孰轻孰重就一直是人们争论的一个话题。在茶风十分盛行的宋代，茶与酒功过之争尤为激烈，对此的论述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这一新颖题材的进入，给中国茶文学注入了鲜活的魅力，丰富了中国茶文学的表现形式。其中最精彩者莫过于王敷的《茶酒论》（载《全宋文》）。《茶酒论》用拟人的笔法，描写了茶与酒的口舌之战，文中作者详细阐述了茶与酒各自不同的功效，最后以水作公道而结，读来妙趣横生，其《序》言曰：“暂问茶之与酒，两个谁有功勋？阿谁即合卑小，阿谁即合称尊？今日各须前立理，强者光饰一门。”其文云：

茶乃出来言曰：“诸人莫闹，听说些些。百草之首，万木之花。贵之去蕊，重之摘芽。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贡五侯宅，奉帝王家。时新献入，一世荣华。自然尊贵，何用论夸！”酒乃出来：“可笑词说！自古至今，茶贱酒贵。单醪投河，三军告醉。君王饮之，赐卿无畏。和死定生，神明歆气。酒食向人，终无恶意。有酒有令，仁义礼智。自合称尊，何劳比类。”水为茶酒曰：“……人生四大，地水火风。茶不得水，作何相貌？酒不得水，作甚形容？米曲干吃，损人肠胃。茶片干吃，只砺喉咙。万物须水，五谷之宗……感得天下亲奉，万姓依从。犹不说能圣，两个何用争功？从今以后，切须和同。酒店发富，茶坊不穷。长为兄弟，须得始终。”若人读之一本，永世不害酒颠茶疯。

而李正民的《余君赠我以茶仆答以酒》（《大隐集》卷七）同样是一篇描写茶与酒优劣的文章，不过在这里作者不是用拟人的手法进行描述，他借助诗歌表达了自己对茶与酒二者的看法，认为：“古今二者皆灵物，荡涤肺腑无纷华。”二物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有利有弊，适度饮之为佳。这应该可以看作茶酒论争的理性总结。

北宋经济的繁荣兴旺，使茶文学呈现出国泰民安、欣欣向荣的盛唐气象。然而好景不长，南宋偏安江左，奉行“主和”政策，先后与金签订了三次丧权辱国的和约，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许多爱国志士愤慨国势削弱，外敌入侵。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借文学创作抒发志趣，“以茶雅志”，因此当时的许多茶文学作品大都是以忧国忧民、自节自砺为情感基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过《临江仙·茶词》：“红袖扶来聊促膝，龙团共破春温。高标终是绝尘氛。西厢留烛影，一水试泉痕。饮罢清风生两腋，余香齿颊犹存。离情凄咽更休论。银鞍和月载，金碾为谁分。”

刘过（1154—1206年），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人。流落江湖间，与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交往，词风豪放。有《龙洲集》、《龙洲词》。刘过在《临江仙·茶词》中别有一种怀抱，他不仅仅是为个人的得失感慨，他关注的是国家安危和收复失地，关心的是国家命运和前途。在品茶完毕，他稍事休整，想到的是应该为重整金瓯（指国家）而驰骋疆场。在这里，是茶给了他金戈铁马、气吞万里、誓夺江山的气势。同时他又借茶喻志，抒发了自己不能为国效力的愤慨。整首词情感壮怀激烈。

茶是和平的象征，愈是在南宋那种战乱、艰难的时刻，文人士子就愈加向往香茗宁静、和谐的好处。这从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茶诗中可以得到明证。其《扬子江心第一泉》诗云：“扬子江心第一泉，南金来此铸文渊。男儿斩却楼兰首，闲评茶经拜羽仙。”反对战乱，企盼和平，盼望着有朝一日可以在闲适、平和的气氛中品评香茗，这不仅仅是诗人的愿望，同时也是当时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怕强敌，敢于“斩却楼兰首”，但更向往清茶、云乳、茗香，崇尚茶仙陆羽的飘逸平和的心境。

唐代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体的茶文学，而宋朝则进一步向各个层面拓展。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学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学和斗茶之风的兴盛。宋代饮茶技艺是相当精致的，但很难融进思想感情。由于宋代著名茶人大多数是著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僻、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文学家都好茶，所以著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使得中国茶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得到拓展，成为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关联的部分。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社会交际的手段，茶已经成为民间礼节。宋朝人拓宽了茶文学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也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朝茶文学的精神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