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之后，《参考消息》报道这样一个消息：一位美国公民来到英国伦敦马克思墓前参拜马克思，当时的西方记者提了一个问题：“随着苏东社会主义的是失败，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你在今天还参拜马克思有什么意义？”这位美国公民的回答是：“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社会分层，那么就必然有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要有这样的人民存在，解放劳动人民伟大的理想就永远不会过时”。这位美国公民的话很好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永恒的生命力所在。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提供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解放的现实道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可能是永恒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东欧剧变之后，西方学术界思想界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论、终结论。典型的代表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他认为，随着东欧剧变，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社会制度已经全面失败。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任何对资本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秩序挑战的因素。所以，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终结于资本主义的模式，资本主义可以简要地看作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组合。这就是所谓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按照这样的制度、观念、文化的组合，似乎在今天成为整个人类历史、文明唯一没有任何挑战的、可能的文明模式。
正是在福山著作出版不久，当东欧剧变、自由主义者纷纷高呼“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时候，法国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也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的德里达却用《马克思的幽灵》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高度赞扬了马克思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并大声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47]，“现在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了。”[48]他形象地把马克思隐喻为哈姆雷特的父亲，尽管他已去世，但是他不断地“到场”显现。即便在东欧剧变之后，西方学界仍存在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比如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等。美国杜克大学的詹明信教授就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在《读书》杂志中关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反抗资本逻辑应有的战略的讨论中，他提出一个概念——“当前本体论”。“当前本体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修正，它的意思意味着我们要紧紧地关注当下。我们要从事件的本体中分析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反抗、拒绝、消解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因素。他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联合起来要求提高社会福利的经济要求就是反抗资本主义逻辑的现实因素。工人要求涨工资不仅意味着对工人自身福利的提高，而且也是对资本增值的有效限制。同时，詹明信也批评我们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认为我们反对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愚蠢的。斯廷恩凯姆在比较经济社会学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企业社会学。所谓企业社会学的含义就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下，一个企业的收益必然出现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劳动是作为工人的工资，而资本是作为资本家的利润，二者必然是冲突和矛盾的。在这个基础上，工人多得一份工资，资本就减少一份利润。这也是对资本逻辑的一种积极的限制。由于所面对现实的不同，在东方、西方坚持马克思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也必然存在区别。(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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