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翼文人眼里，民国时期的北京形象基本上是消极、沉闷的，上海的普罗文学家批判北京的周作人，笔下的常用语便是“没落”[11]。成仿吾认为北京充满了传统士大夫“趣味性”的空气，称“北京的乌烟瘴气”须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方能改观[12]。穆木天说自己当年“回到北京，亦是想要古典的原故”，然而发现“北京生活是大失望了”，他“完全在沉态中住了两年”[13]。张天翼如此勾勒北京的地理环境：“在北京，即使像前门外那么光滑的柏油路，也不能不说它就没有土，只要汽车牛般叫着过去，屁股后便是一条扬起来的灰，像是在腾云。”[14]张天翼又以小说人物的目光打量北京的生活气氛，称“北京的生活是太暗淡，太灰色”，“‘呆’不出一点劲儿”，希望“离开这空虚的北京”[15]。和成仿吾、穆木天、张天翼等人相比，在北京生活和工作数年的鲁迅看待北京的态度要复杂得多。1929年5月鲁迅从沪上重回北京探望母亲，在北京故居“深夜独坐，时觉过于森森然”[16]，觉得“为安闲计，住北京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17]。但鲁迅时常感怀旧事，赞说“北平并不萧条，倒好”[18]。反感北平险恶的政治气氛却喜爱北平厚重的文化底蕴，可见政治观念的“左”转并不会彻底消磨昔日的“五四”精英对于北京精神气度的深沉眷念，这就是鲁迅和成仿吾、穆木天等一批同样留学东瀛却缺乏北京文化熏陶的左翼文人之不同的地方，而张天翼在北京的短暂生活（1925年秋至1927年暑）也不足以使他像鲁迅那样深爱北京。
国民政府在建都的过程中有过内部争论，北方的冯玉祥集团和阎锡山集团极力主张建都北京，蒋介石集团与两广的李济深、李宗仁等派系则坚持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一定以南京为民国首都。对于蒋介石集团来说，“与南京近在咫尺的上海是他们的大本营。他们依赖的美、英等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又集中在长江流域”[19]。在这场论争中，控制了中央政府并掌握了宣传机器的蒋介石集团处于优势地位，而主张定都北京的北方文人数量较少、声势较弱。1928年白眉初、叶叔衡等人刚提出建都北京的动议，便立即遭到了《申报》总编辑龚德柏等人的激烈驳斥[20]。1929年3月，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印发的小册子《新都南京的认识》，专门收集了四篇驳斥白、叶的文章：龚德柏的《驳白眉初君国都问题》、张其昀的《中国之国都问题》和《首都在国防上价值》、仲揆的《国防与北防》[21]，又在附录中全文照录。小册子突出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的国耻色彩以及皇城古都的封建意识，最后得出结论说：“北平是近代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南京是近世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22]。趋附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文人似乎对于官方的说法心领神会，于是贬低北平并描述其“衰落”情状的文章在国民党支持创办的一些杂志和报刊上常可见到。例如《新垒》杂志上，卢葆华的《青春》既为北平的自然气候而发愁：“这几天北平的天气真苦闷人，一会儿天晴，一会儿落雨，满天的阴云，低低的压在屋顶上似的，很沉重，使人呼吸都感到一些困难，有时风沙扬着，弥漫着，天全成为灰色，泥泞的街，三五行人慢慢地走着，有时珍珠般的雨随着秋风吹得团团转。”他同时又对北平的政治气氛感到压抑紧张：“看了这废墟似的故都，近日风声鹤唳的战争的恐怖笼罩住这惨淡的古城。”[23]在《社会新闻》上，涂抹北平使之灰暗的文章数目更多：有人嘲笑请定北平为文化城的教授们的迂腐短浅[24]；有人尖锐地抨击北平“阿弥陀佛的警察”“党派风潮的学生”和“依草附木的报纸”[25]；有人将北京和上海的报纸进行了比较，认为“讲到报纸的内容，则文化中心的报纸，却还不及商业中心的报纸”，而且“北平的各种小报，大都依草附木，都是有背景，有靠山的”[26]；有人指出北平的饭店“给官场独占了”，北京饭店、六国饭店、中央饭店、长安饭店、中国饭店、东方饭店、交通饭店、大陆饭店等北平各大饭店里充斥着娼妓、赌徒、吸毒者和失势堕落的政客[27]。此外，像《性的饥荒》《北平的公寓》《故都的人肉市场》《炮火下的北平仕女》《北平的“模特儿”》《北平市之三多三少》《北平人往那里逃？》《北平之外国妓院》……这些文章意在渲染北平的“乌烟瘴气”，暗示北平是何等地不宜建都，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失真实，但总的来说则带有“黑幕小说”式的放大和夸张。(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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