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不渝地挚爱北京的，是一群主张思想严正和精神独立的自由主义文人，有时也被称为京派文人。1930年前后，他们大多在《现代评论》《新月》《骆驼草》《学文》《独立评论》等刊物上议时论世。这群习惯奔走于胡同和大学之间，为谋划社会对策、发扬学术精神、净化道德心性而不懈努力的学界精英们，即使在北京被摘下了“京城”的桂冠之后也照样地酷爱着落寞孤寂的北平。他们完全发自内心地为北平的变故而万分痛惜。曲殿元的《过去一年北京经济的衰颓》描述了北京的绸缎布匹业、旅店公寓业、米面粮食业、当铺业的经营危机，为北京的经济衰颓而忧心如焚[37]。“召”在《凋敝的北京》中感喟：“向称首善的北京，到现在不仅无善可说，并且是毫无生气，一天比一天的衰残下去。”作者对北京政界的散淡、学界的潦倒、商家的倒闭感到愤懑，最后忍不住发出了“究竟是谁之过”的诘问[38]。“召”又在《北京的寒气》里描画北京的天气和人事的寒冷，尤其是“武先生们”欺压百姓的恶行和教员们缺薪的穷愁，对军阀统治下的北京的凄清图景而忧愁不已[39]。连一贯潇洒自如的诗人徐志摩面对北京的沉落也禁不住发出“北京也快死了”的焦灼呼喊[40]。
无论历史漩涡中的北京城如何地蒙灾受难，自由主义文人或京派文人一直对北京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就自然环境而言，北京城在别类文人的眼里是尘土飞扬、穷困落后之地，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官方文人眼里，北平建筑仅能“表现或唤起帝王思想”[41]，但他们独能沉醉于北京宏伟庄严的建筑和大气磅礴的风物之中。在丁西林的剧本中，北京的穷教书匠在写给上海朋友的信中写道：“北京穷得精光，大家还是舍不得走。”而北京的主人又对上海的客人说：“北京什么都好，——上海有这样的饭吃吗？有这样的路走吗？有这样的建筑吗？有这样的空气吗？”“就连叫化子和外国人，一到了北京，都变斯文了。”[42]
生活的贫穷并不能丝毫减弱北京文人对于高雅旷达的文化古城根深蒂固的挚爱之情。《现代评论》上的《吃饭与文化》一文认为，人们爱到北京观光，主要“因为北京的建筑，北京的风景，北京的古迹遗物，足以供他们的欣赏与赞叹”[43]。在建筑学家兼作家的林徽因女士的小说里，中年教授“喜欢北京，尤其是北京的房子院子”。这位叙述者的声音暗示着作者对于北京的看法：“有人说北京房子傻透了，尽是一律的四合头。这说话的够多没有意思，他那里懂得那均衡即对称的庄严？”[44]因为，北京城的建筑体现了北京庄严肃穆的文化品味。吴世昌认为“北京的好玩”“完全是在建筑”，如“大街上摆着红红绿绿的牌楼和城门座子，白石的桥配着更白的白石栏杆”，此外还有“皇宫、北海、颐和园之类”等[45]。吴世昌爱看北京的大建筑，而蒋廷黻“觉得北平事事可爱，处处可爱；宫殿庙宇图书馆诸大建筑固可爱，小胡同，破市场亦可爱”[46]。(www.xing528.com)
自由主义文人喜爱北京大大小小的建筑，也倾心于北京从容不迫的文化气质。偶影声称：“住在这故都的形形色色的人虽然很多，但大都可以安居乐业，各不相犯。即使生当乱世，也还能保持相当的从容，不至于栖栖皇皇，大惊小怪。”[47]玄玄称颂“北京实在是意想中中国唯一的好地方”：“第一好在大”，“第二好在深”，“北京第三好在闲”，而且“北京的一切总有一种悠然不迫的味儿”；“北京真正的闲人其实也很少，但大家骨子里总有些闲味儿”[48]。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京派文人渴望安定自由的心理诉求体现了人性的一种本色。章渊若认为“上海人底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却还不如北京人底诚笃俭朴”，他“觉得北京底自然环境，有一种说不出的安闲气象，所以，虽作客异乡，每流连忘返”[49]。
除了北京庄重自若的传统气质之外，北京在中国学术文化界的至尊地位颇让京派文人引以为豪。他们底气十足地宣称：“北平是中国最重要的学术中心，那是全世界共认的事实。”[50]京派之外的文人对此也往往是心存不疑的：“如果要念书的话，到北京去好得多哩！”这是上海作家叶永蓁在1928年6月对他的朋友元白所说的一句话[51]。有意味的是，在上海住了三年半之后的胡适刚回北京就从厕所内张贴的一张字条上验证了“北京文化之表现”[52]。在自由主义文人或京派文人眼里，北京城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渗透着超凡脱俗的文化内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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