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抱合作诚意，是增进共识、化解敌意、建立统一战线的前提

我党创立之初，时逢孙中山护法失败。那时，国内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都站在孙中山对立的地位。孙自叹“孑然无助”，孤立无援。正在这时，《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宣言》发表了。宣言体现了对孙诚恳的批评、热情的帮助和善意的合作。正如毛泽东所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毛泽东选集》第1476页）当时我党还派李大钊同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便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孙中山对李的真诚帮助非常高兴，和李“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孙中山认为像李大钊这样的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当李大钊表明自己是中共党员时，孙中山对李说：你尽管一面作为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李大钊根据党的指示，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国民党，实际上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开端。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尽管共产党的力量比大革命时增强了，但是我们的合作诚意不减当初。单拿西安事变来说，中国共产党明确主张和平解决。当时杨虎城的西北军里有些军官表示异议。有次周恩来约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到杨家做说服工作。有位军官气势汹汹地说，“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不能放虎归山”，“这件事不能完全听共产党的”。其时周恩来坦诚地说：“蒋介石现在抓在我们手里，要杀他还不容易吗？只是一句话就行了。但是杀了蒋介石后果如何呢？他下面还有许多小蒋介石，都杀得光吗？周还打了个比喻：我们这次捉住蒋介石和苏联十月革命逮捕克伦斯基不一样，也和普法之役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把他囚禁在一个荒岛上不一样，今天我们虽然拿住了蒋介石，但它的实力依然存在。杀了蒋介石，必然要爆发大规模的内战，这是日本所希望的，也是国民党内亲日派所希望的。这将为我们国家民族造成更大的灾难，这绝不是上策。敌人所希望我们做的事，我们决不能做，要以国家民族的大局为重。”听了周恩来的话，大家极为感动。一位曾主张杀蒋的军官深感周恩来眼光远大，共产党气度宽宏。他说：“要讲仇恨，共产党与蒋介石仇恨最深。光是十年内战也不知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共产党不计较历史恩怨，以大局为重，真叫人钦佩得五体投地。”那军官说完话就对周副主席（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行了一个军礼。在这次事变中，我党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还在不要蒋介石签具书面承诺的情况下同意释放他返回南京，这是对国民党的一个重大信任和让步。这个让步换取了国民党同意停止剿共政策和联合红军抗日。这样，两党合作的可能性就扩大了。此后，从1937年1月到9月，两党代表在南京、西安、杭州、庐山等地进行了多次耐心的谈判，终于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这也启示我们，相互信任是实行相互让步的前提，相互让步是实现相互信任的条件。(www.xing528.com)

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我党提出“一国两制”，对等谈判，倡导“三通”，欢迎回归来访，以及党和政府的历次政策申明，都体现了合作诚意。现在，我们仍要体现这种精神，多做有利于合作的事，少说加深对立的话。当然，经验证明，合作诚意是双向的。不仅我方有诚意，也需要对方捐弃前嫌。近年来，台湾当局逐步调整和放宽了对大陆的政策，我们都及时予以肯定。这种“肯定”，也体现了我方的诚意。同时，我们不要忽略了那些看起来细枝末节的事情，例如对于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的祖业，包括房产、坟茔、祠堂等等，不仅要承认其归属关系，而且要加以保护；对于与他们有关的文案资料，包括家谱、族谱等，要妥为管理。这些东西是他们与祖国血肉相连的见证，也是这种联系世代相传的历史根据。这些事情做好了，从中体现我们的合作诚意了，就能牢牢牵住“三胞”的心，加速统一大业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