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兴起的现实背景

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建立，经济总量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结构从熟人乡土社会向城市陌生人社会转变。社会变革转型的同时意味着纠纷的增多。纠纷能否解决、矛盾能否得到及时化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道难题。简而言之，纠纷能否解决，决定了中国社会能否维持稳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没有稳定，所有的繁华将被幻化为泡沫。

诉讼是一种程序烦冗、成本昂贵的纠纷解决模式，具有被动性、过于强调程序制约、功能局限性等特征，再加上执行难的困局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破解，这些现实问题意味着诉讼作为纠纷解决的首选显然是不合适的。然而，长期的计划经济思维和中央一统的治理模式，束缚了决策者的思维，无论是国家还是公民，都将纠纷解决视为一种理应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普法宣传中，国家提倡“有纠纷找法院”“上法庭讨说法”，使得许多纠纷当事人在法律的迷宫中左突右冲，经过一审、二审、再审程序的次第运行，仍然解不开矛盾的根源症结。由此导致司法机器超负荷运转，当事人得不偿失，最终对司法失去了信心。

人民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但在20世纪90年代，人民调解进入一个衰微的时代。其原因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民调解主要建立在社区自治组织的基础上，对于相邻纠纷、家事纠纷有其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的优势，但在社会分工细化、人口流动提速的时代，许多纠纷已然超越社区；二是调解必须依当事人申请，在许多纠纷发生时，当事人更愿意直接向派出所、法院这些更具威权的部门寻求纠纷解决；三是在解决一些法律关系复杂、专业性强的纠纷方面，主要由社区工作者担任的调解员无法胜任。(www.xing528.com)

值得肯定的是，正如中国的改革一样，大部分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是来自于理论或源于他国成功的经验，而是来源于实践。纵观厦门地区纠纷解决多元化的成功经验，无论是交通事故纠纷一站式调处平台、医患纠纷调解机制、立案预登记制度，还是优秀调解员的发掘及其队伍的壮大，都如地下的自涌泉水，其出现的时机，取决于足够的压力和突然出现的空隙。水源，一直在那里，只是没被发现而已。当然，市场的牵引力也是一种巨大的营建力，利之所在，无坚不摧，商事纠纷调解的发展就体现了这种生成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