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归纳一下各类举子及相关人员：
1.进京应举的举人及仆从
举人包括地方诸州经过筛选和考核举送到京参加常举的乡贡进士、乡贡明经，国子监保送至省参加常举的国子进士、国子明经，应制举的士民官吏。《北里志》中的刘覃，“年十六七，永宁相国邺之爱子，自广陵入举，辎重数十车，名马数十驷。”随行的仆隶自然也不在少数。乡贡进士和乡贡明经是举人群体中的大宗，是京城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地方诸州举贡的人数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大约在几百至数千之间波动。
2.国子监学生
唐国子监学生都是住读在监，但因住监有年限规定，应介于常住与流动人口之间，外地监生并未在京著籍。据《唐六典·国子监》载，国子监六学，国子学学生300人，太学学生500人，四门学学生500人、俊士800人，律学学生50人，书学学生30人，算学学生30人。太宗（公元626—649年在位）时，招徕海内外学子“诸生员三千二百”，“四方秀艾，挟策负素，集京师，……于是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等群酋长并遣子弟入学，鼓笥踵堂者，凡八千余人”[1]，亦相当可观。
3.赴制举人
制举在一般情况下，临时别敕，应举者须由在职要官保举，举人以少而精为原则，所以应制举人数较少。
每年士子应举人数，大约为数千人。除肃、代两朝锐减，基本在两三千人左右，加上家属仆从，至少四五千人。(https://www.xing528.com)
4.选人
选人是指通过科举及第、门荫结品、流外入流等途径取得做官资格和停替待选的前资官有资格参加吏部、兵部铨选者，以吏部选人为主。选人在唐朝成为一种身份性的称谓或头衔，不少人虽然具有了选人身份，但并未得到一官半职，死后，墓志铭中，在叙述履历和身份时，也要特意标明“吏部常选”或“兵部常选”。
唐代实行中央铨选制，“一命之官悉归吏部”，凡选人，都须集中在京城参加吏部主持的铨选，接受“身、言、书、判”的考察。由于选人的特殊性与分散性，历来都未将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无专文研究，也往往忽视选人群体也是都城流动人口中的重要组成，举子为备考，选人因待选，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长期滞留京城。
唐代选人的数量由于种种原因，变化很大。唐代的选人，从唐初到唐末，数量变化大体呈坡形曲线。
在一般情况下，选人群体大约是数千至一万上下。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选人是前资官，即前任期满，停替待选。他们的流动，无论是出京就职、归乡，或进京赴选、滞留京师待选，很多人不仅有仆隶随从，也有携带家眷者。因此，选人群体（包括家眷仆从）的人数，大约少则一万，多则数万。如《朝野佥载》所载“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人”接近事实，则武后时，可能超过五万，再加上仆从，甚至将近十万。此后有所回落，睿宗（公元710—712年在位）至玄宗（公元712—756年在位）朝，一般为“万余人”，如加上家属、仆从，当不少于两万。玄宗天宝后骤减，安史之乱，“铨法无可道者”，选人进京数量大幅度下降，德宗整顿铨法后，大量选人又聚集京师赴选待阙，再加上因冬荐制而赴京的幕职官吏，至少也在万人上下。敬宗（公元824—826年在位）时，选司已面临“入仕转多”“注拟无阙”的尴尬局面。虽然没有更详细的数字，但懿宗（公元859—873年在位）时，尚“每岁选人四千余员”[2]，此前，应不少于四千。因此，不计唐初、安史之乱与唐末三段特殊时期，举选人群体（唐后期包括参加冬荐者），一般在一万五千至三万之间波动。
《通典·选举三》对官额与应入官者的比例有一段总结：“按格、令，内外官万八千八十五员，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以降，凡十二万余员。其外文武贡士及应制、挽郎、辇脚、军功、使劳、征辟、奏荐、神童、陪位，诸以亲荫并艺术百司杂直或恩赐出身受职不为常员者，不可悉数。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3]
以往的研究，或对举选人等流动群体忽略不计，或将流动人口笼统地包含在脱漏人口中，或仅以韩愈在贞元十九年《论权停今年举选状》中所举“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为准，过低估计举选人流动群体的规模和数量。严耕望先生的估计较为客观，他认为流动人口即举选人加朝集使（包括仆隶在内），约为数万人，唐后期参选人少于唐前期[4]。但举选人及朝集使只是流动人口的部分构成，仍非流动人口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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