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的现代性特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现代性同样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着影响。这便是当代中国宗教的时代特征。学者们对现代性的描述虽有不同，但是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现代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导致个人意识得到解放，对于生命的表达，个体有其自主的判断。[24]之所以将现代性称为文化危机，是因为自由的文化主体与现存的文化客体无法统一而相分离，使得制度性文化实际上处于中空或是失效的状态。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现代性产生的原因。现代社会结构建立在高度的劳动分工之上，政治、经济、科学、教育等基础制度均有其独立的自主性控制系统，社会控制不再依赖对人的普遍性控制，只需通过在制度领域对角色的控制就可以实现。[25]西方现代性宗教危机是与基督教社会相参照的，危机表现为宗教已经不能通过塑造个体来为整个社会提供法权，宗教从整个象征世界下降为个人体验。这种彻底转变对西方宗教来讲的确是巨大的危机。

然而，与西方社会不同，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并没有改变中国宗教和中国社会原有的关系，反而推动这种关系更加清晰地表现出来。在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具有“政主教从”历史传统的、注重宗教实用性功能的中国社会语境下，宗教（五大宗教和民间信仰）与社会、与个人以及自身都不存在西方所谓的危机。原因在于，在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中国宗教从未作为主导力量进行社会整合，也没有以象征世界的姿态处于社会顶端，更没有以它们的神圣世界真正替代中国人的根性信仰。如果认为中国宗教仍有现代性危机的话，那就是中国宗教要以不断更新的实用性需求为导向，为社会供给丰富的更具有时代性的宗教产品，以维持宗教自身的存在和发展。(www.xing528.com)

从上述三个维度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宗教的功能、信众的需求、宗教产品交换方式、市场管制、产品竞争等均与西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宗教经济模型”关于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宗教产生的多样性和竞争状态有利于宗教发展的推论并不适用于中国。而对中国来讲，绝对自由互动的供需关系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在某种意义上，供需双方在产品交换中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宗教产品的供给方会更多受到来自实用性目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的影响。因此，从总体上看，这是一种以需求方为主导的、国家参与调控的“需方模式”供需关系。这种关系正符合对中国宗教与普通信众从古到今以来基本关系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