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性重组有效监管区域

微观经济学构建了一个经典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作为其分析基础。借助这个模型严苛的假设条件，可以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市场失灵，并分析通过什么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能够解决市场失灵，以及如何选择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均衡点。[11]经过多年的发展，经济学将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存在称之为市场失灵要素。由于市场失灵会带来效率损失，市场自身又难以纠正，需要国家进行外部干预，这成了政府干预和监管理论的基础。

在此研究进路下，法经济学者提出“市场经济不是要不要政府监管的问题，而是监管什么、如何监管、用什么方法监管、监管是否有效率、如何衡量监管绩效的问题”[12]，并利用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分析框架，旨在分析和防范商业银行风险的发生和传染。[13]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法经济学中常用的实证主义规范分析方法。如果把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应用于金融监管领域就可以发现金融监管政策的“有效监管区域”[14]。这种分析方法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在金融监管政策制定之初量化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从而预测制度实施的效果，并对制度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和评估。

图1　成本—收益分析的有效监管区域

如果我们假定金融监管政策的实施过程与一般企业的生产过程类似，同样存在成本曲线和收益曲线，那么金融监管政策的实施就会遵循边际成本递增与边际收益递减的经济学一般规律。如图1所示，用一个简化了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1=F（X）=X1/2表达金融监管的收益，再用一个简单的一元二次函数Y2=C（X）=a+X2表达金融监管的成本；分别对二者进行求导后可以得出金融监管收益函数的一阶导数为正，二阶导数为负的凹函数；金融监管成本函数的一阶导数为正，二阶导数也为正的凸函数。金融监管政策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就是Y2和Y1在任意一点切线的斜率，且在两条切线平行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此时为成本—收益的最优点，即达到了微观经济学中市场均衡的状态。在图1中，P点即为金融监管政策的成本—收益最优点，其附近的AB区域可被视作金融监管政策的“有效监管区域”。在有效监管区域中，一方面可以防止监管不足的发生，[15]另一方面也可以尽可能地避免监管俘获现象的出现。[16]

美国施莱弗教授等学者提出任何社会都面临两个核心问题，即专制与无序，国家存在四种可供选择的干预措施实现干预目的：自发秩序、私人诉讼、政府监管与国有化。[17]国家选择任何一种干预措施都需要在市场失灵社会福利损失的成本与政府监管社会福利损失的成本之间、在无序与专制之间进行衡量，以期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使专制和无序的社会总成本最小化。如果将图1与施莱弗教授提出的国家四种干预措施结合分析，把社会的无序状态看作监管强度为0，把社会的专制状态看作监管强度的最大值1，就会发现救助性重组作为一项政府监管措施在无序和专制之间同样存在有效监管区域：(www.xing528.com)

图2　四种国家干预手段的有效监管区域

从上述模型当中可以看出，在“无序”与“政府监管”之间（对应X轴上OB之间的区域）金融监管政策的收益曲线（Y1）增长幅度最大。这表明在商业银行破产风险出现初期，私人诉讼发挥主要作用，OA两点之间的区域是市场失灵发挥作用的区域，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市场失灵要素明显；当监管机构启动救助性重组机制干预市场失灵要素时，救助性重组位于“有效监管区域”；如果在边际均衡后继续加强救助性重组力度，则会进入“监管过度区域”（BD两点之间）。

救助性重组作为一项金融监管制度存在着一个“有效监管区域”，要想使其净收益最大化，干预措施绝不是越强越好，越过了“有效监管区域”之后的干预只能适得其反。这一分析结论也与经济法同时遏制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使命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