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成本的法律控制达成成果

公司法学者主张用公司治理来降低公司委托代理成本，具体治理结构包括加强法律保护、控制权集中、控制权争夺（包括债权人控制和敌意接管）等，其中法律保护和控制权的适度集中已经成了判断治理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40]笔者认为，法律保护和控制权的适度集中对救助性重组制度中代理成本的控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1.加强法律保护程度

法律对于降低公司治理中的代理成本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实现：一是通过立法直接影响治理机制的效率或成本；二是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程度。LLSV[41]通过对世界49个国家的法律起源、股东和债权人的保护程度及法律的执行程度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直接决定了公司和投资者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方式，并且直接影响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42]国家之间公司治理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体系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经理对投资者的法律义务的差别，还有法庭在解释和实施这些法律义务上的差距。[43]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通过法律手段降低代理成本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在救助性重组制度构建的过程中，法律保护可以有效降低社会公众与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的激励冲突。首先，法律应当赋予社会社会公众更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要求政府对风险处置的相关信息（尤其是不同处置手段的成本—收益比较）向公众进行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用公开原则迫使政府接受民众的监督和检验，以此防范政府的投机主义行为，有效防止监管俘获的发生。其次，法律应当将存款人利益保护作为救助性重组制度的核心原则，在救助性重组过程中禁止使用任何不合理牺牲纳税人和存款者利益的处置手段，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监管过度发生。

2.控制权适度集中

控制权集中的股权结构是解决委托代理的最直接方式。[44]控制权集中后会产生搜集信息和监督管理层的激励，于是小股东“搭便车”的问题便可以得到部分解决。施莱弗教授等曾把控制权集中为公司带来的增值效应进行模型化分析，他们认为公司增值的措施属于公共物品，在控制权集中的股权结构中，大股东成为这一公共物品的主要“消费者”，自然他们愿意为公司增值而努力。[45](www.xing528.com)

在救助性重组复杂的委托代理链条中，控制权集中的治理安排同样有适用空间。在委托代理链条中，监管机构（包括银保监会、央行、财政部）既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又是其他处置机构（如存款保险机构）的委托人，其内部的激励冲突完全可以借鉴股东之间的激励冲突来加以解决，将控制权适度集中于一个监管机构手中。鉴于银保监会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专业监管机构，在专业经验、风险信息收集、监管手段等方面较其他部门更有优势，因此笔者认为将救助性重组的控制权集中于银保监会有利于提高处置效率。此外，可以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作用，加强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满足商业银行跨业务、跨市场、跨区域经营带来的风险管理需要，提高问题银行处置决策的科学性。

3.司法审查

公司法学者认为，对于董事会易被经理层俘获、会对经理层盲目忠实的代理问题，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可以部分解决。美国2003年颁布的《萨班斯法案》将独立董事定义为除非是为了董事会服务的需要，否则绝不接受任何与决策本身无关的咨询和建议，也不允许涉及任何有关联的人。可见，同样作为代理人，独立董事相对于其他董事会成员具有更高的独立性，因此可以减少被经理层俘获的可能性。实证研究也证明，绩效差的经理在独立董事占多数的公司里更容易被解雇[46]。

独立董事制度对于解决救助性重组制度中中央政府被监管机构“俘获”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可以用一个比中央政府独立性更强的代理人对监管机构的救助性重组行为进行监督。笔者认为，这个独立性较强的代理人即为司法机关。从我国政治体制上分析，司法机关和政府同样拥有全国人大的授权，均为社会公众的代理人。但和国务院相比，司法机关与银保监会、央行、财政部等国务院下属监管部门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二者没有直接关联关系。监管机关的救助性重组行为中部分行为会以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进行，因此成为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所以由司法机关对监管机构的救助性重组行为进行司法监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监管机构被“俘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