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诞生前后，古老的中华民族正遭受着深重的灾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像两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从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开始，法、俄、日、意、德、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相继侵略中国，从而使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毛泽东诞生的第二年，即1894年，日本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同日本签订了著名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毛泽东7岁时，即1900年，八国联军又攻进北京，逼着清政府签订了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从而使古老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帝国主义同中国的封建主义相勾结，将侵略的魔爪迅速由沿海伸向内地。1899年，湖南的岳州（今岳阳）被美帝国主义辟为商埠；1904年，长沙又被英、日帝国主义辟为商埠。这样，湖南就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地处湘、粤、赣三省水陆交通枢纽的湘潭县，便迅速成为一个帝国主义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重要中转站。那时（清朝末年），湘潭县隶属于长沙府，是一个人口近百万的大县。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凡从欧美运来的洋货，在广东上岸后，就先运到湘潭，然后再经湘潭中转运到全国各地；而内地向国外出口的茶叶、蚕丝、药材等，也要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转运到广东出洋。当时，湘潭和广州之间商务非常繁忙，仅湘潭陆路掮货的工人就不下十万人。[21]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下，韶山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过着十分凄苦和悲惨的生活。当时，韶山一带曾流传着这样两首民谣：
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
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
这两首饱含着血和泪的民谣，是当时韶山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全国人民苦难生活的一个缩影。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侵略，就有反侵略的斗争。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一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因为湖南地处全国水陆交通的要冲，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它一直是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的重要省份之一。太平天国革命时期（1851—1864），湖南是太平天国的农民军和曾国藩编练的“湘军”作战的主要地区，湘军头领曾国藩就是湘乡人。在戊戌变法时期（1898），湖南是变法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主张变法最激进的著名人物谭嗣同，就是距湘潭不远的湖南浏阳人。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多次爆发武装起义，并涌现出许多著名革命人物，像写《猛回头》《警世钟》两本著名小册子的陈天华（湖南新化县人）、同盟会的著名领袖黄兴（湖南善化县人）等等。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湖南地区，这些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不能不对幼年时代的毛泽东产生深刻的影响。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湖南便成为秘密结社最盛的地区之一；哥老会[22]深入湖南各地，又不断掀起斗争。1866年，在湘潭地区，哥老会的会员们遭受了当地一个地主的欺侮；他们不服气，于是便到县衙门去告状。但是，正如俗话说的：“衙门口，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由于地主有钱有势，可以贿赂官府，官司自然打赢了，而哥老会的会员们自然败诉了。但他们并不屈服，便起来反抗地主和官府，并把人马撤到山里安营扎寨进行抵抗。然而，反动政府派兵去镇压，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领导这次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作彭铁匠的人，他不得不逃亡，但是后来他还是被逮捕并被砍了头。彭铁匠聚众造反的故事，曾在韶山一带广为流传，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都非常同情这次起义，并深深钦佩这位敢于带头造反的彭铁匠。这件事曾对少年毛泽东的成长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时还说：在我们这些学生的心目中，彭铁匠是一位英雄！[23]
然而，这个时期对少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事件，还是1910年长沙的饥民大暴动。(www.xing528.com)
1909年，湖南洞庭湖地区发生了严重水灾，同时长沙、湘潭、宝庆、衡阳等地又发生了严重旱灾，因而粮食奇缺，灾民遍野，成千上万的灾民不断拥入长沙行乞求食。但是，封建官僚、豪绅地主和投机商人却不顾人民的死活，相互勾结起来，趁火打劫，囤积居奇。大奸商、大劣绅王先谦、叶德辉等囤积的谷米都有上千石、上万石；再加上巡抚岑春蓂又勾结奸商和英、美、日等外国洋行，大量抢购谷米，因而导致米价暴涨，每升由原来的26文钱猛涨到80文！
当时，长沙南门外有个靠卖水为生的穷苦人叫黄贵荪，好不容易积攒了76文钱，于4月11日让他妻子去粮店买米。但等他妻子赶到粮店时，米价已涨到78文一升。他妻子急忙回来向邻居借了2文钱，但再到粮店时，米价又涨到80文一升。黄贵荪的妻子买不到米，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便含愤跳进了湘江。黄贵荪闻讯赶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便拉着几个快要饿死的孩子，也一起投江而死！
黄贵荪一家投江的消息，在长沙迅速传开，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饥民们推派代表到巡抚衙门去请愿，要求平粜和赈济，但巡抚岑春蓂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反而十分蛮横无理地说：“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吃呀？城里有的是。你们看，我就从来没有饿过！”并下令枪击请愿的群众，当场打死14人，打伤40多人。饥民们忍无可忍，便在一夜之间“将城厢碓房堆栈之米，抢劫罄空；警兵站岗之木棚，打毁净尽”[24]。接着，他们又捣毁了巡抚衙门和一些外国领事馆、洋行、轮船公司和教堂。这就是1910年4月著名的长沙饥民大暴动。
清政府慌忙派兵镇压，并请求帝国主义国家给予支持。在这次事件中，英国派军舰2艘、美国派军舰1艘、日本派军舰4艘开进湘江，配合清朝政府来镇压饥民。就这样，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在几天之内，血洗长沙城，暴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杀者的头颅还被高高地挂在街头的旗杆上“枭首示众”。
有几个卖兰花豆的湘乡小商贩，从长沙逃出来路经韶山，便把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了这个偏僻的山村。这时，毛泽东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听到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后，都非常激愤，并和同学们对这件事议论了好久。他说：“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们自己家里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过了许多年以后，在回忆这件事情时，毛泽东还深有感触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25]
长沙饥民的暴动风潮，迅速冲击到湖南各地，自然也波及韶山地区。
就在这时，韶山毛氏家族中也掀起了一场风波。封建族长毛鸿宾悄悄地把族里的100多担稻谷私自高价卖给米商，以牟取暴利。族人发现后，纷纷揭露和指责毛鸿宾，要求他开仓平粜。但毛鸿宾却依仗族长的权势并和豪绅地主勾结起来，把领头闹事的贫苦佃农毛承文（外号叫“花脸”）捆绑起来，并给安了个“破坏族规”的罪名，押进毛氏宗祠，准备毒打、“沉潭”。贫苦的族人们都为此愤愤不平。毛泽东闻讯后，也非常气愤，便和许多贫苦农民一起冲进祠堂，以大无畏的精神挺身而出，当众列举事实，据理辩驳，指出“破坏族规”的不是毛承文，而是他们自己。经过说理斗争，支持毛承文的人越来越多，终于迫使族长们不得不释放了这个敢于反抗的贫苦农民毛承文。这样一来，毛泽东本人也成了一个“少年造反者”，一时间在韶山冲传为美谈。
长沙饥民暴动后不久，韶山地区的饥民也掀起了“吃大户”的风潮——饥饿的人们成群结队地拥进富人家里，打开粮仓，倒出谷米，煮饭吃，吃了这家又吃那家。家境富裕的毛顺生，自然也受到了冲击。尽管本乡异常缺粮，但他仍然把谷米悄悄运到城里去卖。有一次，他运出的谷米也被穷苦的村民们截留没收了；后来，家里也冲进了“吃大户”的人们。这使毛顺生怒不可遏。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并不同情他的父亲；他对父亲的自私和冷酷很不满意，很同情那些贫苦饥饿的人们。不过同时，他“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这就是说，少年毛泽东同情饥民们的造反精神，但不同意饥民们的造反方式。这件事清楚地说明，少年毛泽东的脑海深处已经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他正在对许多社会问题进行着严肃的判断和认真的思考。
从彭铁匠造反被砍头，到长沙饥民暴动被屠杀，这些悲惨的现实，这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一桩桩，一件件，无不强烈震撼着少年毛泽东的心灵。就这样，毛泽东一方面对广大农民的痛苦越来越关心，越来越感觉到苦难深重的农民迫切需要想办法去解救；而另一方面，他对官府的腐败、残暴，对土豪劣绅的“为富不仁”等等，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憎恨。正是这种对劳苦农民朴素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和对残暴贪婪的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强烈不满和憎恨，成为推动少年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种最直接、最基本的动力。
这里看得很清楚，在少年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一颗反抗的、革命的种子开始孕育发芽了；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太清晰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意识开始产生了。
后来在回忆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时，毛泽东说：“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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