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至7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也是全盛时期。

（一）朱、毛井冈山会师

1928年3月30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到达桂东县沙田圩。

在沙田圩，毛泽东召开军队干部会议，决定立即分兵，深入附近乡村，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打土豪，搞分田试点，并建立工农兵政府。4月初，沙田地区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在20多个村庄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并成立了中共桂东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由陈奇任县委书记兼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同时，毛泽东还在沙田召开桂东县农民武装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县赤卫大队，并拨给十几支枪和一批弹药。

工农革命军向湘南开进以后，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政策的影响，违反群众纪律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甚至发生了焚烧房屋的情况，还把“焚烧房屋”的内容写成标语到处张贴。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沙田特向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并再次郑重宣布和讲解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

4月6日，毛泽东、何挺颖、张子清又率第一团离开沙田，攻占汝城县城，以掩护湘南农军转移。随后，第一团进抵资兴县的龙溪洞，与萧克带领的宜章农军独立营会合。两部会合后，部队向酃县前进，在酃县水口，又与胡少海率领的湘南农军第三师会合。4月19日，毛泽东又率第一团赶到酃县县城，以阻击湘军第八军一个团对朱德部队的追击。4月20日，在酃县城西，毛泽东与团长张子清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利用有利地形击退追敌，胜利完成阻击任务，但团长张子清不幸中弹负重伤。在完成阻击任务后，毛泽东、何挺颖、张子清便率第一团离开酃县，向宁冈砻市回师。

4月21日，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与陈毅率领的湘南农军，在酃县沔渡同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主力部队会合。第二天，工农革命军第二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先期返回宁冈砻市，为两军会师进行筹备工作。

4月24日前后^[255]，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以及湘南起义的农民军均先后转移到宁冈砻市；而后，毛泽东率领的担任后卫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也在完成掩护转移任务后回到砻市。这样，由毛泽东和朱德等分别领导的两支革命军队，便在宁冈的砻市胜利会师了。这就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著名的朱、毛井冈山会师。

两军在会师前，曾有过多次联系。早在1927年10月12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井冈山周围游击时，便在酃县十都派何长工前往长沙向湖南省委汇报秋收起义部队的情况，并责成他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去向。经过许多周折，何长工终于在12月下旬，在广东韶关西北的犁铺头找到了朱德、陈毅的部队。朱德、陈毅向何长工详细询问了有关湘（东）赣（西）边界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有关情况。他们对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确定的“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十分赞赏。陈毅深有体会地说：毛泽东的办法好，是治本的，我们不能再用老套套带部队了！朱德高兴地说：好极了！我们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正要去井冈山找毛泽东呢！前些天，我们已经派毛泽覃前往井冈山去联络了。第二天，朱德让何长工带了一封信，并叮嘱说：希望尽快回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取得联系；目前，我们正在筹划湘南暴动。何长工于1928年1月上旬返回井冈山地区，在遂川县城向毛泽东汇报了同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联络的情况。

在1927年11月，朱德、陈毅在赣南上犹地区也曾派毛泽覃前往井冈山联系。毛泽覃在宁冈茅坪见到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南昌起义军余部的情况以及朱、陈派他来联系的意向。毛泽东同意毛泽覃留在井冈山工作，并决定派专人去同朱、陈部队联系，欢迎两支起义部队联合起来。

毛泽东一回到砻市，便立即由何长工陪同到龙江书院去看望朱德和陈毅。朱德、陈毅听说毛泽东来了，便赶忙到门外来迎接。霎时间，毛泽东和朱德两双刚劲有力的巨手紧紧握在一起了！

随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商议了关于部队整编的问题，并召开了两支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按照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将所有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256]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原湘南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三师改编为第十师，朱德兼师长，宛希先任党代表，原第一师改编为第二十八团，第三师改编为第二十九团；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改编为第十一师，张子清任师长（因酃县战斗负伤未到职，由毛泽东兼代），何挺颖任党代表，原来的第一团、第二团，分别改编为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湘南工农革命军其他各部组编成第十二师，陈毅任师长。同时，召开全军党代表大会，选举组成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5月20日以后，因毛泽东任边界特委书记，改由陈毅任军委书记）。全军统一实行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提出的建军原则和制度，在第十师、第十二师连以上各级开始建立共产党组织，设立党代表，建立士兵委员会。

5月4日上午，在砻市隆重举行了庆祝两军会师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大会执行主席陈毅，首先庄严宣布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立以及第四军的组成和领导人员名单；接着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都热情洋溢地发表了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阐明了两军会师的伟大历史意义，号召全体指战员高举革命的旗帜，团结、战斗，去不断夺取新的胜利。他还着重指出：我们的军队，不只是要会打仗消灭敌人，而且还要会做群众工作，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只要我们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有群众的支持，我们就能够有如来佛的本领，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最后，毛泽东代表军委，再次重申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体指战员贯彻和坚决执行。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人数约占全军一半，但枪不到300支，而且不少官兵拖儿带女，不能单独执行战斗任务。所以在5月初，第四军军委对部队再次进行改编，撤销第十二师，所部缩编为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三团，分别归属第十师、第十一师建制。

随着部队人员猛增，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全军万余人，仅吃饭每天就得用粮百余担，粮油盐菜钱需上千元。这时的井冈山根据地只有宁冈一县，正值青黄不接，没有能力给部队提供足够的给养。而更严重的是湘赣两省敌军又以重兵包围了井冈山根据地，切断了根据地与外界的经济交往，从而使粮食、油盐、布匹、医药等生活必需品都断绝了来源。

因此，在这种困难情况下，特委、军委同湘南各县县委协商，决定让第三十团、第三十三团返回湘南。这样，在5月下旬，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三团便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返回湘南，继续在原地坚持游击斗争。

这时，第四军只剩下四个团。即：由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的第二十八团，军参谋长王尔琢兼任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由宜章农军编成的第二十九团，胡少海任团长，龚楚任党代表；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编成的第三十一团，朱云卿任团长，何挺颖任党代表；由袁文才和王佐部编成的第三十二团，袁文才任团长，陈东日任党代表。师的番号撤销，各团由军部直辖。这时，全军6000余人，步枪2100支，手枪100支，冲锋枪6支，重机枪10挺，迫击炮8门。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战斗力较强，为全军的主力部队。

由于部队发展很快，基层政工干部缺乏，军事干部也亟待训练，所以第四军军委又决定建立教导大队，由陈毅任大队长，负责培养训练基层干部。

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军事工作大纲》，要求“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据此，在6月上半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朱、毛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建立，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和有力地推进了井冈山地区的革命斗争，而且对推动全国红军的建设和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随着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建立，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便进入一个新时期——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二）粉碎敌人的连续“进剿”

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惊恐。于是，蒋介石命令湘赣两省军阀连续“进剿”井冈山。前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最多的时候达到18个团。然而，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红军以不足4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4个月，胜利地粉碎了赣军的第二、三、四次“进剿”，取得了辉煌战绩，从而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在朱、毛会师时，湘军第八军第一师进占茶陵、酃县，赣军第二十七师进占永新、吉安、遂川等县。4月下旬，赣军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第八十团，从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由毛泽东、何挺颖率领第三十一团，在新、老七溪岭阻击敌军右路；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个团担任主力，在遂川方向迎击敌军左路。4月底，朱、陈、王率主力奔袭遂川五斗江，歼灭敌军第八十团；而后，又在永新城附近击溃敌军第七十九团一个营，并进占永新县城，胜利地粉碎了赣敌的第二次“进剿”。这是朱、毛会师后的第一次胜利。

接着，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集结永新县城进行休整，并开展群众工作，帮助建立永新县工农兵政府，由彭文祥任县政府主席。

毛泽东进驻永新县城后，在5月2日，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的名义向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了朱德、毛泽东两部会合后建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组织状况以及粉碎赣军第二次“进剿”的情况，并特别就第四军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方针问题做了说明。报告说，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以永新为中心而附近各县发起暴动。对内建立党（军队的），军队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因此，决定把打吉安的工夫来做这些事，比较的有意义的多”。报告中还再次提议，应建立湘赣边界特委。最后，报告中还强调指出：“此理，毛同志等业已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转湖南省委、转中央。”^[257]

5月19日，江西省委将毛泽东的报告上转中共中央。这是中共中央直接收到来自井冈山的第一个报告。中共中央6月4日写了回信，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并确定成立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同时和湖南、江西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但由于交通不便，这封信直到11月初才转到井冈山。

5月初，在从永新撤回宁冈砻市的路上，毛泽东有马不骑，与陈毅边走边谈，滔滔不绝地谈了一天。毛泽东向陈毅谈了自己在这个时期经常思考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谈起，讲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要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谈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作用，又讲到陈独秀的错误；详细说明了对当前党内思想尚不统一的诸多问题的看法；表明了坚持在中国搞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决心；描述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工农政权的构想；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还特别指出现在从上到下都很“左”，这很危险。毛泽东这些精辟的论述深深打动了陈毅的心，使他对毛泽东十分钦佩。这次长谈对陈毅影响很大，直至40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次谈话时，陈毅还动情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观点，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其他领导人这样讲述过。仿佛就在昨天说的一样。”从此，陈毅就成为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坚定支持者，并毕生成为毛泽东的挚友。^[258]

红四军第一次攻占永新后，江西军阀朱培德气急败坏，又在5月中旬命令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纠集第二十七师和第七师、第九师各一个团共五个团的兵力，由吉安经永新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进剿”。敌军的部署是：第二十七师师部率第七十九团和第九师第二十七团一个营，留守永新城，其他部队集结在永新西南部禾水河以南地区，企图由龙源口进攻宁冈。

为了粉碎敌军第三次“进剿”，红四军主动撤出永新，有计划地向宁冈中心区域退却。杨如轩看到红四军不战而放弃永新，便十分得意，立即向朱培德驰电告捷，同时将师部由吉安迁至永新城。

毛泽东获悉永新城敌军兵力空虚后，便立即写信给朱德、王尔琢，要求他们率主力迅速奔袭永新城。

根据上述意图，朱德和王尔琢率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一个营，由永新城以西70里外的小西江区向永新城急进。途中，在草市坳与由永新城西进澧田的敌军第七十九团遭遇。经两小时激战，将该敌全部歼灭，并击毙敌团长刘安华。继而飞兵疾进，直捣永新城。

当红四军主力逼近永新城时，敌师长杨如轩正在恣意作乐。有人向他报告说红军来了，他却满不在乎地说：“什么红军来了，只不过是一小股游击队。我已派刘安华前往澧田去了，怕什么，红军来不了！”

红四军主力趁敌不备，出敌不意，迅速攻克永新城，全歼敌军第二十七师师部和第九师第二十七团一个营，敌师长杨如轩被击伤逃回吉安。

红四军出奇兵捣毁敌军指挥中心，遂使“进剿”军失去统一指挥，于是集结在禾水河以南地区，企图由龙源口进攻宁冈的敌军主力，便各自仓皇撤回吉安。

这一仗，红四军以4个营的兵力，歼灭敌军1个师部（包括直属队机枪连、炮兵队、工兵队、卫生队、运输队）、1个团和1个营，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7门，枪300多支（挺），银圆20余担，以及大批弹药、被服、药品等物品，胜利地粉碎了赣军的第三次“进剿”，第二次进占永新城。

6月上旬，蒋介石再次命令湘赣两省军阀第四次“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江西军阀调动第三军第九师杨池生部3个团和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2个团，共5个团，以杨池生为总指挥、杨如轩为前线指挥，由吉安取道永新，采用“分进合击”战术，从东侧“进剿”井冈山；同时，湖南军阀调动吴尚第八军第二师向攸县、茶陵、酃县逼近，从西侧威胁井冈山，以配合江西敌军的行动。

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于6月中旬主持召开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会议，分析情况和研究对策。在讨论中，大家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但也有人主张离开井冈山，进军湘南。根据讨论情况，毛泽东给大家详细分析了形势和敌情。他指出：现在统治阶级内部正处于暂时稳定时期，我们决不能离开根据地冒进湘南，而应该坚守井冈山同敌人做斗争，以逐步扩大根据地；同时，我们要善于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对不同的军阀要采用不同的斗争策略。他认为江西军阀势力较弱，湖南军阀势力较强，其理由是：第一，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军队来自云南，他们对江西情况不熟，他们同江西土豪劣绅的关系，不如湖南军阀同湖南土豪劣绅的关系那样密切；第二，江西的军队不如湖南军队会打仗，而且多次败在我们手下；第三，江西土豪劣绅的靖卫团，不如湖南土豪劣绅的武装挨户团强；第四，更主要的是，自红军来到井冈山以来，在江西境内虽然也受过“左”倾盲动主义政策的干扰，但基本上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红军深受群众拥护，群众发动也比较充分，所以群众基础比较好，而湖南则受“左”倾盲动主义政策的危害比较大，群众基础比较差。因此，根据毛泽东的分析，会议决定：要充分利用两省敌军“联而不合，剿而难会”，进攻不一致的矛盾，采取“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259]的作战方针。这一方针体现了避强击弱的作战原则。会议还决定：采用“声东击西”战术，首先使用主力出击湖南酃县，一则牵制、压住湘敌，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二则引诱赣敌出洞，再掉过头来集中力量打击赣敌。

根据会议决定，首先红军主动撤出永新城，集结于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加紧进行作战准备；同时组织赤卫队、暴动队不断袭扰进犯永新之敌。而后，红军主力从宁冈出发，分兵两路，故意摆出大规模进击湖南的架势。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经砻市入酃县；朱德、陈毅率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走小路，直插酃县。两部在酃县十都附近会合，一举歼灭湘敌吴尚一个团，并乘胜攻克酃县。

红军出击酃县，吓得湖南敌军立即龟缩起来；而江西敌军则以为红军主力远征湖南有机可乘，于是由杨如轩指挥3个团从永新出发，分兵两路进犯宁冈新城，于6月22日分别进至龙源口和白口一带。

引诱赣军从永新城出动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立即迅速回师宁冈。6月23日，红军主力在龙源口和新、老七溪岭地区痛快淋漓全歼敌军一个团，击溃敌军两个团，缴枪千余支，这就是有名的龙源口大捷。

龙源口大捷后，红军乘胜进攻永新城，敌军仓皇弃城退往吉安。这样，红军便第三次进占永新城，胜利粉碎了江西敌军的第四次“进剿”。

龙源口大捷，是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红军所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所以，人民群众热情歌颂道：

不费红军三分力，

打败江西“两只羊（杨）”。^[260]

真好，真好！

快畅，快畅！

6月26日，毛泽东在禾川县中学礼堂主持召开了红四军连以上干部、地方党和地方武装负责人联席会议，总结龙源口战斗的经验和研究红四军短期分兵发动群众的问题。会后，红四军指战员立即分兵前往莲花、安福、吉安等地，进行筹款，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和地方武装的发展，以巩固既得之胜利，并扩大割据区域。

同时，毛泽东又抽调大批军队干部和宁冈、遂川、茶陵、酃县等地的负责同志，集中到永新县工作，“用大力经营永新”。

关于毛泽东“用大力经营永新”的主张，杨开明（即杨克敏）在1929年2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我刚刚由湖南省委派去边界工作，泽东同志对我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想见当时永新工作的紧张。^[261]

6月30日，毛泽东又在永新县城内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提出建立以永新为中心的巩固根据地的计划。

所以要大力经营永新，是因为永新在井冈山根据地的东北面，与红军的大本营宁冈只有一岭（七溪岭）之隔，县内群山耸立，地形复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时，它又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一个大县，地域广、人口多、物产丰富。所以，大力经营永新是红四军割据井冈山、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三下永新城和连续粉碎赣军第二、三、四次对井冈山的“进剿”，这是朱、毛红军会师后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在粉碎赣军的第四次“进剿”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还有遂川北部和酃县东南部，面积达7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65万。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三）成立湘赣边界特委和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

自3月间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强行取消前委后，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便顿失领导中心，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这种状况，曾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失。因此，毛泽东曾多次向上级提出组建边界特委的要求。所以，在工农革命军粉碎赣军的第三次“进剿”后，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在1928年5月20日至22日，毛泽东于宁冈县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等五个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以及军队的代表共60多人。

大会在茅坪谢氏慎公祠举行，由毛泽东做报告。报告总结了工农革命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批评了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了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并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而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个问题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基本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创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委员会，特委委员23人，毛泽东为书记。特委统一领导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特委机关设在宁冈茅坪攀龙书院。

特委成立后，原由毛泽东担任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一职，由陈毅接任。

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又成立了湘赣边界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边界各县的工农兵政府。由袁文才任主席，办公机关设在宁冈茅坪的苍边村（不久迁至茨坪）。边界工农兵政府下设土地、军事、财政、政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如下：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组织系统表

（一九二八年五月）

主席　　袁文才

土地部部长　　谭震林

军事部部长　　张子清

财政部部长　　余贲民

政法部部长　　邓允庭

工农运动委员会主任　　宋乔生

副主任　　毛科文

青年委员会主任　　肖子南

副主任　　刘　珍

妇女委员会主任　　吴仲莲

副主任　　彭　儒

同时，要求各县、区政府均设立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土地革命运动。

（四）总结出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以后，人数少、装备差、物资困难，并且一开始就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不断遭到强大敌人的“进剿”和“会剿”。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严峻形势下，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就成为革命战争能否坚持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从上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一直注意对战略战术的研究。

在井冈山，毛泽东首先和指战员一起研究总结了原来“山大王”朱孔阳（外号朱聋子）的作战经验。朱聋子说：“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这是他在井冈山几十年同官兵作战经验的总结。官兵追来了，朱聋子利用井冈山的有利地形，绕几个圈子，就把官兵甩掉了。朱聋子的战法，虽然可以通过“打圈”，甩掉官兵的追击，但却是消极的，不能打破敌人的进攻，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而也就始终不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针对朱聋子的战法，毛泽东向大家说：我们要把朱聋子的这句话改一下，改成“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迷惑敌人，摆脱敌人的追击，并迫使敌人暴露出弱点来；打仗，是为了战胜敌人，消灭敌人。这就是说，强敌来了，先领着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来，然后才能抓得准，打得狠，干净利落，消灭敌人。所以我们要把“打圈”与“打仗”巧妙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很好地保存自己和有效地消灭敌人，才能逐步地巩固和扩大我们的根据地。他还向大家说：自古以来，“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弃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转变”。^[262]现在敌强我弱，不能死搬硬套过去的老战法，更不能死打硬拼。他还风趣地说：我们打仗，就好比雷公打豆腐，要拣软的欺；打仗又好比做生意，赚钱就来，蚀本就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原则。

在1928年1月攻克遂川后，毛泽东在遂川五华书院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遂川两县县委联席会议，在总结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民起义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时，提出“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十二字诀^[263]，以对付敌人的进攻。

1928年1月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和1928年2月集中兵力攻克宁冈新城，毛泽东成功运用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作战原则。

1928年5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通过五斗江、草市坳等战斗，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至此，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原则就产生出来了。

关于十六字诀的形成经过，毛泽东后来曾这样解释道：(www.xing528.com)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264]

由此可知，毛泽东和朱德提出的十六字诀科学地总结了井冈山时期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经验，也是后来形成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

关于红军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毛泽东在1929年4月5日代表前委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又曾做了如下概括：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265]，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266]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文字对游击战争战术的系统概括。这是当时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的敌人的唯一正确的作战原则。这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一个伟大的创造。

毛泽东说过：“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267]毛泽东本来没有学过带兵打仗，也不会带兵打仗，但他服从革命的需要，勇敢地肩负起带兵打仗的历史重任，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学习带兵打仗的本领。他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认真研究革命战争实践的经验，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全体指战员学习，从而逐步摸索、总结和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从领导井冈山革命战争的实践来看，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已经学习得很有点儿成绩了。应该说，毛泽东这时候已经是一个领导人民游击战争的能手了！

（五）深入土地革命

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又是土地问题。因此，毛泽东从上井冈山之日起，就一直十分注意研究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上井冈山不久，在1927年11月，他深入到茅坪附近的坝上村，进行社会调查。白天，和农民一起在田间劳动；晚上，挨门串户走访农民或开座谈会。在此期间，他写了《宁冈调查》。1928年2月下旬，派毛泽覃到宁冈大陇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后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宁冈县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早进行土地革命的县。

也是在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一部到永新县秋溪乡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的斗争，并亲手建立了秋溪乡党支部；同时，深入进行社会调查，后来又写了《永新调查》。

根据毛泽东的调查，湘赣边界的土地状况是：“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268]可见，湘赣边界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问题同全国一样，是极其严重的。

但是，土地革命应该如何进行呢？毕竟还是没有经验。因此，毛泽东于1928年3月下旬和4月上旬，曾率工农革命军在酃县的中村和桂东的沙田地区又分别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试点工作。虽然工农革命军在中村和沙田都停留的时间不长，同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后很快向宁冈转移了，这里的分田成果也没有能够巩固下来，但这些试点经验，为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工作创造了条件。

此外，毛泽东还经常用浅显易懂的事例，向农民宣传土地革命的道理。例如，有一次，茅坪的几个农民在河里捉到一条20多斤重的大狗鱼，他们非常高兴，便特地送给毛泽东吃。毛泽东很感谢，并把大家留在八角楼同大家一起吃饭。在吃着饭的时候，他指着狗鱼问大家：它吃什么东西呀，怎么长得这样大呢？一个农民顺口回答说：它是吃小鱼为生的。毛泽东听后风趣地说：原来它是鱼中的恶霸，是吃鱼的鱼，正像人中的土豪劣绅是吃人的人一样。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就是打倒人间的狗鱼！

根据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决定，从1928年5月下旬开始，井冈山根据地各县、区、乡普遍成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整个根据地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高潮。

在“打土豪，分田地”的高潮中，毛泽东大力经营永新。因此，从1928年5月上旬至6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第三十一团部分指战员，三次来到永新县西乡塘边村一带，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毛泽东在塘边村前前后后住了40多天，协助毛泽东在这里工作的，还有永新县委的负责人刘真、徐佩沂和贺子珍等。

塘边村，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亲自着力抓的一个土地革命的典型。他在这里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参加劳动，调查研究，总结了一系列经验，并制定出分田临时纲领17条，从而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整个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同时，在塘边的40多个日日夜夜里，毛泽东同塘边人民朝夕相处，他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给塘边人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并同塘边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

从5月下旬开始到7月，井冈山根据地内分配土地的工作已基本完成。分配土地的具体做法，大体是：

第一，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不论男女老幼，一律平均分配。后来，中央曾提出：“以劳动力为标准”进行分配。但是，当收到中央信件时，土地已经分配完毕，所以井冈山根据地实际上“皆按人口平均分配了土地”。^[269]

第二，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

边界各县多数地区都以乡为单位分配了土地。但个别地方人口稀少的，也有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有的地区，乡与乡之间土地好坏相差悬殊，或是山多田少的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区，则几个乡或按区为单位分配土地。但就整个井冈山根据地来说，按村或按区分配土地的情况极少。

第三，以原耕为基础，好坏搭配。

第四，地主分子及其家属分得适当土地。

地主分子及其家属分得一份土地，便于他们在劳动中自谋生活出路，也有利于社会安定，还能够促使他们在劳动中得到改造。

第五，红军中的官兵，家在边界本地区的人都分得了土地。

土地分配以后，就插上一个分田牌。分田的同时，还展开了废债运动。分完后，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分田胜利。

关于井冈山根据地当时土地革命开展的情况，1928年6月15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曾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270]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将井冈山土地革命的情况也做了简明扼要的汇报。他写道：

土地分配的标准：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区，以三、四乡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极少。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现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271]

向自耕农让步问题：尚未详细讨论。自耕农中之富农，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利。他们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们愿意多努力，加上资本的力量，他们可以多得收获。若照普通人一样分了，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他们是不愿意的。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但此问题，仍当讨论，候得结论再作报告。^[272]

后来，毛泽东继续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在1928年12月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并以政府的名义正式公布实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井冈山土地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这个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对推动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在中国土地革命运动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井冈山土地法》共有九条：^[273]

（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

（1）分配农民个别耕种；（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3）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

（四）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

（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

（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

（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1）以乡为单位分配。（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3）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区）。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六）山林分配法：

（1）茶山^[274]、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2）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3）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土地税之征收：

（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2）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3）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

（八）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九）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因为这是第一个土地法，所以难免存在着缺点。正如后来毛泽东在1941年编著的《农村调查》一书中指出的：

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冈山（湘赣边区）制定的。

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关于共同耕种与以劳力为分配土地标准，宣布不作为主要办法，而以私人耕种与以人口为分田标准作为主要办法，这是因为当时虽感到前者不妥，而同志中主张者不少，所以这样规定，后来就改为只用后者为标准了。雇人替红军人员耕田，后来改为动员农民替他们耕了。^[275]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从总体上说，所制定的政策是基本符合实际的，土地革命是成功的。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成功，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

井冈山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甚至连永新县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土地，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农村大变革。农民翻身解放成了土地的主人，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他们从活生生的事实中，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确实是代表他们利益的。因此，他们不仅由衷地赞成和拥护革命，而且积极参军参战、筹粮运草，全力支持革命战争和红色政权，从而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这就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以能够存在、巩固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后来所有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巩固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总之，能否正确而彻底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中国民主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而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正是准确而牢固地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

（六）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1928年4月至7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4月下旬，朱、毛在井冈山会师。5月4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宣告成立。第四军开始为3个师9个团，后来主要因为给养困难，由湘南农民军改编的5个团，先后返回原地坚持斗争，留下4个主力团，即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团。这4个主力团，进行过多次战斗，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原来井冈山只有2个团1500多人，现在发展到4个团6000多人。同时，地方武装也有了很大发展，县、区两级普遍成立了赤卫队（或游击队），乡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

2.深入了土地革命

5月以后，边界各县普遍开展了插牌分田运动；到7月，大部分地区土地分配完毕，小部分正在分配中。

3.健全和发展了党的组织

5月20日至22日，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湘赣边界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湘赣边界特委。党的组织发展到宁冈、永新、遂川、莲花、酃县五个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县级以下的党组织也普遍建立和健全起来，边界党员人数发展到1万多人。

4.巩固和扩大了红色政权的范围

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四县成立了县政府，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并于5月下旬，在宁冈茅坪附近的苍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6月23日龙源口大捷后，边界的红色区域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和酃县东南部，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65万。

关于全盛时期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这样概括地写道：

今年^[276]四月以来，红色区域逐渐推广。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并成立了边界政府。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277]

1928年4月以后，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够不断巩固、发展和扩大，并进入全盛时期呢？

毛泽东总结道：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278]

当时，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红四军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

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以边界地形的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的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据的发展。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扩大之势。^[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