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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阶级工作伦理

时间:2023-07-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不可理喻意味着工作伦理也无法规劝。奥莱塔的文字或许是研究底层阶级的最佳材料。在和“大多数美国人”的双边关系中,底层阶级是主动行动的一方。于是,沦为底层阶级变成了个人选择问题——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堕入底层阶级是自由的一种体现。把“底层阶级问题”和“贫困问题”分开,无疑是一石数鸟。最明显的影响是,在这个以喜欢诉讼著称的社会里,可以避免底层阶级声称自己是社会机能失灵的受害者,剥夺他们“索赔”的权利。

底层阶级工作伦理

“底层阶级”这个词最早是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在1963年使用的,用来指出去工业化的危险。正如他的担心,去工业化似乎使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失业并无法再就业。这并不是因为失业的人自身的缺陷或道德上的瑕疵,纯粹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也不是因为工作伦理无法有效激励,而是因为社会没能按照工作伦理的规则来保障生活。在缪达尔看来,底层社会的成员是被驱逐的受害者,他们在社会中新的定位并非因为自己选择了退出,而是经济逻辑的产物,受害者对之无法控制或施以影响。

1977年8月29日,通过《时代》杂志的一篇封面报道,底层阶级的概念才闯入公众视野。其呈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一大群棘手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怀有敌意的人,危险性远超所有人的预期。他们是不可理喻的:美国底层阶级。”定义之后附有一长串名单,包括了少年犯、辍学者、吸毒者、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暴力罪犯、未婚母亲、皮条客、毒品贩子、乞丐。显然,这些名字使正派人士们恐惧,是他们良心深处的隐忧。

“棘手”“格格不入”“怀有敌意”,从而不可理喻。伸出援手也没有意义,完全无济于事。这些人无药可救,他们自己选择了病态的生活。

不可理喻意味着工作伦理也无法规劝。这些自闭者拒绝他人的善意,劝告、诱导、唤起良知都无法穿透他们的心墙。他们不仅拒绝工作,懒惰寄生,而且对工作伦理所代表的一切充满敌意。

1981年到1982年间,肯·奥莱塔(Ken Auletta)对“底层阶级”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性的考察,其研究结果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发表,后来这些文章被收录在一本广为人知、极具影响力的书中。他自己承认,这是为了解决绝大多数同胞的焦虑。

从统计数据来看,犯罪、领取救济和吸毒日益膨胀。这些反社会行为显著上升,在美国的大部分城市蔓延,我很好奇究竟谁才是幕后的推手……我很快了解到,在家境贫寒的学生中,确实存在着相当明显的非裔和白人底层社会,他们普遍感觉受到社会的排斥,拒绝接受公认的价值观。他们不仅收入微薄,行为上也存在缺陷。他们不仅受困于贫穷,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他们的行为也是畸形的。[13]

请留意描述底层阶级形象时所用的词汇、句法和修辞。奥莱塔的文字或许是研究底层阶级的最佳材料。不同于大多数不那么严谨的后继者,他并没有简单地“抨击底层阶级”,相反,他致力于保留和彰显足够的客观性,对所述故事中的反面典型不仅谴责,也抱有怜悯。[14]

请注意,“犯罪”“领取救济”和“吸毒”,它们被同时提及并置于同一水平。无需论证,也无需证据,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它们共同被归类于“反社会行为”。很容易就能看出,贩毒和领取救济都一样反社会,同样是祸害;这种暗示(如果明确指出必然会引发一片哗然)通过纯粹的语法形式达到了目的。

也请注意,底层社会拒绝公认的价值观,只是因为他们觉得受到排斥。在和“大多数美国人”的双边关系中,底层阶级是主动行动的一方。他们的行为,也只有他们的行为,受到了批判性的审视,并被宣布为异常,而“大多数美国人”则理所当然地坐在审判席上审判底层阶级的行为。如果不是因为反社会行为,底层阶级不会被送上法庭,也就不需要开庭,因为没有案件需要权衡,没有罪行需要惩罚,没有过失需要弥补。

修辞性的暗示之后是付诸于行,并在实践中得到回溯性的确认,用于补充之前或许不完整的论证。这种实践越充分、越广泛,先入为主的观点就越能自圆其说,修辞的暗示作用就越难被发现,更不用说去反对。奥莱塔的大部分经验材料都来自野猫技能培训中心(Wildcat Skills Training Centre),这个机构意图帮助社会公认的底层阶级成员回归社会。哪些人是目标群体呢?共有四类人:刚入狱的罪犯、正在接受治疗的瘾君子、靠救济生存的没有6岁以下子女的女性,以及17至20岁的辍学青年。制定规则的人一定先入为主地认为,这四种类型虽然看起来不同,但本质上具有相同的问题,或者说表现出相同的问题,所以需要同样的治疗方法。这种先入为主的理念在野猫中心得到了实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被安排在一起,服从于同样的管理,每天接受同样的指导。野猫中心为他们提供了所有他们需要的、应当为之努力的社会定义。再一次,言成肉身。[15]

奥莱塔不厌其烦地提醒他的读者,“底层阶级”并非贫穷导致,或者说,至少不能仅仅用贫穷来解释。他指出,有2 500万到2 900万美国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只有“约900万不被认同”[16],“在社会认同的界限之外游走”,他们是真正的“离经叛道”或反社会行为者[17]。这暗示着,即使能够消除贫穷,也不可能消除底层阶级。如果有穷人能够“在社会许可的界限内生活”,那么堕入底层阶级一定是因为贫穷之外的原因。这被归因于心理或行为上的疾病,在贫困时这些疾病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发作,但贫困并非决定性因素。(www.xing528.com)

于是,沦为底层阶级变成了个人选择问题——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即使有些人错过了摆脱贫困的机遇,或努力以失败告终而沦为底层阶级,这也是因为他们的选择。在一个选择自由的国度里,没有做应该做的事,通常被不假思索地解释为作出了其他选择——在这个场景下,是选择了“反社会行为”。堕入底层阶级是自由的一种体现。在自由的消费者社会里,限制一个人的自由是不被允许的,但很多人认为应该限制那些滥用自由且威胁到他人自由的人,他们骚扰、纠缠、恐吓、捣乱、给他人的良心造成负担,并用各种手段摧毁其他人的生活。

把“底层阶级问题”和“贫困问题”分开,无疑是一石数鸟。最明显的影响是,在这个以喜欢诉讼著称的社会里,可以避免底层阶级声称自己是社会机能失灵的受害者,剥夺他们“索赔”的权利。无论案件如何推进,举证责任都公平公正地转移到“底层阶级”身上。他们必须首先证明自己的善意和决心。无论要做什么,首先必须由底层阶级自己来做(当然,也不乏专业的、自告奋勇的辅导者为他们提供咨询,告诉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如果这些底层的幽灵什么都没有做,也不愿意离开,那么解释就很简单,到底是谁的责任也就清清楚楚。如果说其他人有什么值得自责的地方,那也只是缺乏足够的决心去遏制底层阶级的错误选择。这样一来,更多的警察、监狱,更严厉更可怕的惩罚,显然是用于亡羊补牢的手段。

另一个影响可能更重要:底层社会的异常使得贫困问题“正常化”。我们应该还记得,被置于社会认可界限之外的底层社会,只占“公认的穷人”的一小部分。正因为底层社会是一个如此重要又紧急的问题,所以大部分非“底层”的贫困人口就算不上急需解决的问题。与底层阶级一贯的丑陋和可恶不同,“仅仅是穷人”的人只是暂时遭受着不幸,他们本质上是正直的人,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并最终回到社会认可的边界之内。正如堕入底层是一个选择问题,脱离贫困也是个选择问题——如果作出的是正确的选择。穷人沦为底层阶级是选择的结果,这个观点暗示的是,他们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种选择,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消费者社会有一个没有争议的、核心的、不成文的规则——自由选择需要具有竞争力:行使选择权的技能和决心。选择自由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既有好的选择,也有坏的选择。最终作出的选择是是否具有竞争力的证据。底层社会是错误选择者的集合,证明了其成员“选择无能”。

劳伦斯·米德(Lawrence C.Mead)在关于当今贫困根源的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中特别指出,无能是富足社会中的贫困持续存在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所有旨在消除贫困的一系列国家政策惨败的原因。[18]穷人纯粹是缺乏能力去享受工作生活,他们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把“不工作”置于工作之上。米德说,正是由于这种无能,工作伦理的呼吁才会被当作耳边风,无法影响他们的选择:

问题的关键在于穷人能否对自己负责,首先,他们是否有能力管理自己的生活[19]……无论罗列出什么外在原因,这些无业者的内心始终是个谜——赤贫的人在把握明显存在的机会时总是表现得消极被动。想了解无业者,就不得不向心理学文化求助。在很大程度上,赤贫的成年人逃避工作,不是因为其经济状况,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念[20]……在就业没有禁止性壁垒的情况下,穷人的个性成为理解和克服贫困的关键。心理学是探究他们为什么不愿工作的最后可能[21]……为什么穷人不能像社会期望的那样奋力抓住机会呢?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贫穷的文化核心似乎是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也就是心理学所说的效能缺失。[22]

永远不缺少机会,我们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但是,必须具备发现机会的能力,具备拥抱它们的能力:一些智慧、一些意愿和一些努力。穷人很明显缺少这三种能力。穷人的这种缺陷,总体来说是个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我们是负责任的,为穷人提供了机会。穷人是不负责任的,拒绝接受这些机会。就像医护人员在病人始终不配合治疗的情况下无奈放弃那样,面对穷人顽固不化的工作态度,我们只得放弃提供就业机会的努力。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工作伦理只帮助愿意接受帮助的人,工作的机会就在那里,剩下的要靠穷人自己争取。他们无权再向我们提出其他要求。

在社会日益富裕的过程中,如果贫困仍继续存在并持续扩大,那么工作伦理一定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工作伦理之所以无效只是因为其戒律没有得到很好的倾听和遵从,那么,就只能用那些掉队者的道德缺陷或犯罪倾向予以解释。

让我再重复一遍:一开始,工作伦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可以帮助急需劳动力的工厂迅速扩充人员。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达到双手和良心的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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