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伯纳德·埃佩尔（Bernard Epel）教授正好可以解决这种干预的伦理问题。埃佩尔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和生态学系的研究员，同时还讲授生物伦理学。他在讲座中对年轻学生和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同样的疑问，要求他们认真思考他们的研究可能会对经济、环境和政治带来什么影响。
我和埃佩尔交谈的时候发现，他十分关注纳米机器人，也对它们拯救生命充满期待。甚至也热烈期盼它们能提升人类的核心机能。不过，针对此类技术的应用，他提到了三个警告：渗透、掌控以及对人类的保护。
首先是渗透。我们曾经讨论过，由于纳米技术跟所有的技术革命都有关联，所以它必然要覆盖所有社会阶层，而不会仅仅掌握在富人手中。埃佩尔说：“如果纳米机器能够治愈身体损伤，那政府就必然要让它通过公共诊所和卫生组织进行推广。而且，如果这类技术能提高健康人的身体状况，那么政府就要确保每个人都能用上这种技术，而且价格要合理，防止形成那种绝对富有、健康、漂亮且聪明的高层阶级。”
这种技术必须迅速从富人渗透到穷人，因为在现代社会，阶级差异（即便很小）很可能带来社会动荡。埃佩尔认为：“如果技术推广太慢，很多人就会觉得自己在吃亏。这会导致社会动荡，最终引起政变。”
如果技术快速渗透，各国政府就会大力投资那些能提升人类本身的技术。这类技术首次投放市场时成本会非常高，但随着研发不断推进，价格就会降下来，效果也会更好。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会争先恐后地提升自己。这样，政府就只能顺从他们的意志，继续完善纳米机器，让机器的价格更亲民，让所有的公民都能用上。
第二个警告是要控制纳米机器。埃佩尔说：“这种发明必须有一个紧急按钮，可以关闭，并把它从我们身体上移走。”因为要能够控制这些机器，所以纳米机器在体内能发挥的作用也会受限。“要确保这些机器不能复制，也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点很重要。如果它们可以复制，我们必须能时时控制它们。”
对我们来说，要掌控那些能自我复制的机器真的很不容易。如果失控，这些机器就可能会被释放到环境中，而我们却无法把它们都关闭。所以科学家们现在正在研究各种开关，植入细菌或其他生物机器中，以便这些机器在跑进外界环境一定时间后自毁。我们必须能控制自己制造的纳米机器，否则一个小事故就会让它们变成我们的敌人。
第三个警告是要保护人类。这不是说一定要保留人类的形态——两条胳膊、两条腿和一个脑袋——而是要保持我们的思考、分析和推理能力。这才是人类的关键组成部分。在遥远的将来，纳米机器也会影响我们大脑内的思维过程（我会在第九章详细阐述这一主题。第九章是关于增强人类大脑的）。我大胆地猜想，这项技术将来会不会重新设计我们的大脑，控制一些丑恶的本能，鼓励利他主义，让人类更适合21世纪的生活呢？(www.xing528.com)
埃佩尔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反对。
他说：“我觉得让人们因为处理新信息而丧失独立决策的能力，是有悖伦理道德的。人类必须能够保有自主决策的能力。别人无权擅自决定改变别人的大脑，控制别人。”
这就是埃佩尔提出的三个警告。我最想看到的，就是大家都能认真遵守每一项原则，但难以忽视的事实是，我们根本没法保证能让技术迅速渗透到所有的社会阶层。如果未来连孩子都能做转基因细菌，甚至自己的纳米机器，我们很难保证可以完全控制我们的发明创造。而且，一旦有了足够的技术手段，某些独裁统治者可能会忍不住要重新设计公民的大脑。埃佩尔对此心知肚明。
“某些独裁政府总是有人想用某种社会手段和教育手段来塑造人民。但这种政权下的公民信任政府，也相信统治者都是为了他们好。如果可以，这样的政权会采用纳米机器。那些意图控制成员思想的邪教也会抱有相同的目的。这种纳米机器还有可能影响更多的人，产生一些没法善后的问题。如果采用现在普通的实验，我在田里种一株新植物，后来觉得不太满意，可以直接把它烧了，然后用拖拉机来翻翻土，实验就结束了。但是，你用火或者拖拉机没办法消灭已经感染人类的纳米机器。”
未来学家豪普特曼则比较乐观。他认为：“科技力量最终一定会发展到那样的程度，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但是究竟要怎么用它，要看社会和个人的意愿。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对这些改变夹道欢迎，但这仍是一种选择。你总是可以选的。”
这都是些不错的想法，但是身患糖尿病的马诺就无福思考埃佩尔的三个警告或豪普特曼的乐观主义了。他需要这些未来的纳米机器，现在就需要。他说：“告诉他们我已经在等了。希望他们能加快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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