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型生存模式导致的对抗和斗争，只有通过存在型结构实现和谐关系

通过把一首日本诗歌和一首英国诗歌作比较，铃木大拙先生描述了喜爱、欣赏一样东西却不去想要占有它的体验（详见本书第一章）。对现代西方人来说，把体验快乐和占有分开来实际上并不容易。但是，这种体验对我们并不完全陌生。如果漫步者看到的不是一朵花，而是一座山、一片草地或是无法将之拿走的东西，那么铃木大拙先生的例子就不合适了。当然，许多人（或者说大多数人）并不会真正看到一座山，只会把它当作司空见惯的东西，他们能说出山的名字、高度或者想去攀登它，通过攀登将其占有。但还有一些人能真正观看一座山并从中获得乐趣。欣赏音乐作品也是一样的道理。买一张喜欢的唱片可以理解为对音乐作品的占有，大多数喜欢艺术的人都在“消费”艺术，但少数人仍然有可能在心里感受音乐与艺术，而没有“占有”的冲动。

我们常常能通过人的表情读懂人的感受。我不久前在电视上看到一家中国马戏团精彩的杂技表演。在演出当中，摄像机镜头不时地扫过观众席以捕捉观众的反应。优雅灵动的表演使一张张脸颊神采奕奕、生气勃勃、美丽动人，只有少数人无动于衷地坐在那里。

另一个欣赏而不占有的例子很容易从我们对待小孩子的态度上看到。我想这里也有不少自我欺骗的行为，因为我们乐于扮演喜爱孩子的角色。尽管有怀疑的理由，但我相信对孩子发自内心的喜爱并不少见。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人们防备青年人和成年人，却不惧怕孩子，所以能够自由地用爱回应他们，不会因为恐惧挡道而无法去爱。

关于喜爱却不渴望占有的一个最贴切的例子可以在人际关系中看到。男女之间互相吸引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喜欢对方的态度、趣味、观念、气质或是全部人格。只有对凡是喜欢就必须占有的人而言，这种互相倾慕才通常会唤起性占有的欲望。而对那些由存在型模式主导的人来说，对方如此让人欢喜，甚至有巨大的性吸引力，但要欣赏他（她）不必通过丁尼生在诗中所说的那样，一定要“摘取”他（她）。

以占有为中心的人希望占有他们喜爱或钦慕的人。这一点可以从父母与子女、教师与学生以及朋友之间的关系中观察到。双方都无法仅仅从欣赏对方中获得满足，都想独占对方。因此，他们妒忌那些也想“占有”那个人的人。双方都抓住对方不放，就像失事船只的水手为了求生抓住一块木板不放一样。以占有为主导的人际关系充满冲突和嫉妒，因而是沉重和压抑的。

总体而言，在占有型生存模式中，人际关系的基本要素是竞争、对抗和恐惧。占有型关系中的对抗因素来源于这种关系的性质。如果自我认同的基础是占有，因为“我是我所占有的东西”，那么占有的愿望就会演变为占有很多、占有更多、占有最多的欲望。换句话说，贪欲是占有取向的必然产物。这种贪欲可能是守财奴式的或逐利式的，也可能表现为沉溺于女色或者玩弄男性。无论贪欲由什么构成，贪婪的人总觉得不够多，也总是无法“满足”。人的生理需求，比如说饥饿，受生理条件限制，总有一个具体的满足界限。然而心理上的贪欲（所有贪欲都是心理上的，即使它通过身体而得到满足）却无法满足，因为欲念的达成并不能克服内心的空虚、无聊、孤独和抑郁。此外，因为一个人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失去他所拥有的东西，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免于这种危险，他必须占有更多东西。如果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那么人人都会惧怕周围的人企图夺取他所占有的东西。为了防止这样的侵袭，他自己就必须更强大，先发制人。再者，尽管现在生产能力发达，但还是跟不上无止境的欲望，于是为了争得最大的份额，就必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哪怕达到了绝对富足的阶段，斗争仍将继续：那些健康状况不佳、吸引力不足以及能力和天赋较差的人会嫉妒痛恨在这些方面比自己拥有“更多”的人。

占有型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贪欲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对个人来说如此，对国家来说也是这样。只要国民的主要动机是占有和贪欲，那么由这些国民组成的国家必然会陷入战争。它们必定会觊觎别国所拥有的东西，并试图通过战争、经济压力和威胁手段来得到想要的。他们首先采取这些手段对付那些较为弱小的国家，然后与其他国家结成更为强大的联盟，打击不那么弱小的国家。哪怕只有一丝获胜的希望，一个国家也会发动战争，这并非由于经济所困，而是因为占有和征服的欲望已深深根植于其社会性格之中。(www.xing528.com)

当然也是有和平年代的。但我们必须区分持久的和平和过渡的和平，后者只是积蓄力量重建工业和军队的时期。换句话说，前者是持久的和谐与和平，而后者本质上是休战状态。尽管十九、二十世纪有过一些休战期，但这两个世纪的主要特征仍是历史舞台上主角之间的长期战争。只有当占有型结构被存在型结构取代，国家之间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即持续的和谐关系。在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和利润的同时去建设和平，这是妄想，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它使人无法认识到他们面临着切实的选择：要么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性格，要么身陷永久的战争。这其实是个由来已久的选择，但领导人选择了战争，而民众追随他们。今天以及未来的时代，随着新武器的破坏力增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选项已不再是战争，而是同归于尽。

对于国际战争来说是这样，对于阶级斗争来说也是如此。若一个社会建立在贪欲原则之上，那么阶级斗争——本质上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将不会停止。如果一个社会当中既没有剥削的需要和可能性，也不存在贪婪的社会性格，那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但是，只要占有型模式占主导地位，那么在任何社会中，甚至是最富有的社会中也会有阶级。正如前文所述，如果欲望没有止境，即使生产能力再强大，也跟不上人们的幻想——即希望比周围的人占有得更多。那些更强大、更聪敏或者在某些状况下更受青睐的人必然会努力确立自己的有利地位，并试图用强迫、暴力或间接的方式从比他们弱小的人身上获得好处；而被压迫阶级将会推翻统治者，如此循环往复。阶级斗争有可能更为温和，但只要贪欲占据人心，斗争就不会消失。在一个充满贪欲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世界里，无阶级社会是虚幻且危险的想象，就如妄图在贪婪的国家之间缔造和平一样。

在存在型模式中，私人占有（私有财产）不享有情感上的重要性，因为我并不需要占有某物才能去欣赏甚至使用它。在存在型模式中，从同一事物中获得快乐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的人，因为不是占有它才能享用它，因而人们也不会想要去占有它。这不仅可以避免争端，还能创造一种最深层次的幸福——分享的快乐。对某一个人共同的倾慕和爱，或者共同的思想、共享的乐曲、油画和象征，共同遵守的礼仪，甚至共同分担的痛苦都能把人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又不会限制他们的个性。分享的体验会使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富有生气并得以保持下去，它是一切伟大宗教、政治和哲学运动的基础。当然，只有当人们是真心实意地爱和赞美时才会这样。一旦宗教或政治运动开始僵化，当官僚主义开始用阴谋和威胁来控制人的时候，分享也就停止了。

大自然似乎在人的性行为中设计了分享的原型（或象征），然而从经验上看性行为不一定是同享的欢愉。性行为的双方往往自恋、自私并充满占有欲，因此他们感受到的只能说是同时的欢乐，而不是同享的快乐。

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看，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明确的象征，以显示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模式之间的区别。男人阴茎的勃起完全是功能性的。男人并不像占有某种财产或者某种持久的特性那样占有勃起的阴茎（当然，有多少男人希望拥有这种持久的特性，大家都可以猜一猜）。只要男人处于兴奋状态，只要他对引他兴奋的那个人有欲望，他的阴茎就会处于勃起状态。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兴奋状态受到了干扰，那么他将“一无所有”。与现实中所有其他类别的行为相反，阴茎的勃起无法伪装。乔治·格罗德克（George Groddeck）尽管不那么有名气，却是最杰出的心理分析学家之一。他曾说过，一个男人说到底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是男人，在大多数时间里他只是个小男孩。格罗德克当然不是说男人从整个人格上变成了小男孩，他这番话是针对许多男人用以证明自己是男人的那一根据而说的。[参阅弗洛姆1943年的论文《性与性格》（Sex and Charac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