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前述我国航天产品贸易现行管控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以美国、欧盟的成功经验为鉴，我们可以分别从更新管控模式、明确管理机构、简化操作程序和改进保密管理来实现合理高效管控机制在我国的确立。
1.更新管控模式。目前我国主要是依据《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和《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来对军民两用产品进行规制，采用的是“军民混线”的管控模式，这完全无法满足我国航天产品贸易顺利开展所要求的管控力度和精确度。以往“军民混线”只能对航天产品进行笼统的管理，而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航天产品品类的日益丰富，陈旧的管控模式到了不得不革新的地步。市场经济为我国军用和民用技术的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大大加快了技术变革和创新的速度，军民两用产品也因其突出的技术优势成了国际贸易市场的“香饽饽”。航天产品贸易的有效管控，离不开两大指标，一是安全，首当其冲且不可忽视；二是顺应国际潮流，要符合客观规律。具体而言，即我国应采取“军民双线”的新型管控模式，分开管理军品和两用物品，从源头上遏制管理混同带来的负面影响。[13]除此以外，我国还可以效仿欧盟，提出明确的军民两用产品清单，进一步落实和明确两用产品的管控标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对军民两用物品贸易实现规范化的管控，促进此后我国航天产品贸易市场的自由化蓬勃发展。
2.明确管理机构。此前，我国主要依靠商务部来管理航天产品贸易，由其负责对外贸易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起草和拟定，再出台具体的商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和公布管理目录等工作。除此以外，再由海关、发改委、质监局等部门协同实现对航天产品贸易的管理和控制。总而言之，我国并不存在专门的航天产品贸易管理机构。航天产品贸易如果只接受上述部门统一、粗泛的管理，在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特别问题就将被撇在一边，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长此以往，隐患四起。因此，我们必须将健全航天产品贸易管理机构提上日程，具体可以分两步走：首先，设立航天产品贸易的专门管理机构，负责完成航天产品贸易的专门性管理[14]；其次，设立航天产品贸易临时管理机构，即根据特别需要设立单独的临时机构来实现对航天产品贸易的特殊管理。这样在正常情况下，航天产品贸易管理均由专门管理机构来完成，特殊时期则可由临时管理机构代行职责，有的放矢，既能从源头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还能合理分配管理资源，实现我国航天产品贸易管理机构的规范化构建。(www.xing528.com)
3.简化操作程序。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航天产品贸易的特殊性决定了航天产品的审批需要经过多个不同层级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错综复杂的程序，这就直接导致了审批效率的严重滞后。其中，深受诟病的就是航天产品贸易进出口许可证的发放与管理，存在程序一再重复和过于僵化的问题，是中国航天产品贸易发展进程中不容忽视的绊脚石。因此，简化航天产品贸易的操作程序亟待落实，包括：①减少审批部门，避免多头执法、职责不明、互相推诿的情况出现；②修改相关法规，精简审批程序，促进航天产品贸易更加自由和高效的发展；③避免重复审批，扩大通用许可批复的使用范围和频率，少做无用功，简单便民。[15]简化操作程序，不仅节省了经营者申请许可的时间，还降低了经营者的成本，最重要的是，提高了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4.改进保密管理。随着航天产品贸易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自由，航天产品贸易的保密管理工作一度严重阻滞。我们既要拒绝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盲目遵循航天产品自由化，对技术保密管理的重要性视而不见；又要避免完全抵制航天产品贸易市场的开放化，将对技术的保密管理推向僵化的边缘。我们应该积极面对和适应航天产品贸易市场开放化和自由化的趋势，着手改进航天产品贸易的保密管理。首先，划分保密等级和列明保密范围。严格划分航天产品技术秘密的等级，制定分级的保密规定，列明各级航天产品的保密范围，重视涉及国防安全和具备优势竞争力的项目的保密管理。其次，加强法制宣传和提高保密意识。加强技术保密的普法宣传，提升技术人员和相关主体的保密意识，改变企业对我国航天产品保密需要的错误估计，革除保密观念先天不足对我国航天产品贸易发展的潜在消极影响。最后，强化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加强政府对于企业的外部监管力度，将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制度化，从制度层面上避免出现因为监督管理的失职而导致的企业为利越线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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