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娱乐主义：社会危害与意识形态影响

对待娱乐，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适度的娱乐、审美的娱乐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益的，如可以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情悦志，可以放松心情、缓解压力、丰富生活，可以促进价值传播、推动文化繁荣、促进社会和谐，等等。但是，任何事情都过犹不及，过去对娱乐的严禁不妥，今天对娱乐的放纵也有问题，特别是发展为泛娱乐化和泛娱乐主义，问题更为突出和严重。由于泛娱乐化与泛娱乐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表”，后者是“里”，因此泛娱乐主义的影响既可能表现为显性的社会危害，也可能表现为隐性的意识形态影响。

（一）泛娱乐主义显性的社会危害

泛娱乐主义必然表现为泛娱乐化，而泛娱乐化就是娱乐的泛化和极化，就是不该娱乐的而娱乐了，可以娱乐的地方娱乐过头了，其结果必然是有害无益。

1.泛娱乐主义驱动媒体的娱乐化，削弱新闻的公信力

新闻的公信力必须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但是泛娱乐化常常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来博取受众的注意力，结果损害的却是新闻的公信力。有些媒体娱乐节目占比过大。调查表明，一些城市电视台综艺和电视剧的收视份额占到43.2%。娱乐占比过高，会给人造成媒体即娱乐、一切（包括严肃新闻）皆可娱乐的印象，导致新闻媒体失去原有的严肃性、公信力。有些媒体娱乐节目弄虚作假，一些选秀类节目放任甚至帮助选手伪造身份、虚构故事，等等，这让受众对其他所有节目的真实性都会产生怀疑。有些媒体的新闻节目也染上了泛娱乐化的“病毒”，如有的媒体盛行“标题党”，将新闻事件的某一点进行放大甚至歪曲；有的媒体故意先发一个不真实的新闻，过一两天再做一个更正性的报道；有些媒体甚至把道听途说的、主观想象的，甚至是完全炮制的东西作为新闻来报道。久而久之，这些新闻及媒体就会像寓言故事“狼来了”一样，最终丧失人们对它们的信任。

2.泛娱乐主义驱动文化产品的低俗化，消解道德的约束力

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引进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一些腐败文化也乘虚而入，最典型的就是一些含有暴力、犯罪、色情等不健康内容的文化产品大量传播。虽然从1989年起国家就成立了“扫黄打非”的专门机构，但因传播渠道和技术的不断翻新，“黄”和“非”的问题不仅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消灭，有时还会变得特别猖獗。如2017年全国“扫黄打非”部门共取缔关闭淫秽色情等各类有害网站12.8万个，处置网上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455万余条。这一方面说明政府“扫黄打非”的力度很大，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暴力、犯罪、色情文化传播问题仍然比较严重。而受害最大的群体就是青少年，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尚未形成，辨别是非能力还比较差。青少年如果经常接触这些不良信息，会刺激他们的非理性欲望，形成不良心理动机。有一些青少年甚至会以反面人物为偶像，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苏联美学家鲍列夫曾强烈批评电视：“电视机很可能成为新的特洛伊木马，它能钻进一般人的大脑和心灵，从内部瓦解他，将他变为市侩和卑劣小人。”在今天看来，这句话仍不为过。

3.泛娱乐主义驱动教育的娱乐化，影响学校教书育人的效果

尼尔·波兹曼在《教学：一种保护性的活动》一书中，详细分析了电视图像和学校这“两种课程”的独立性，并且提出，学校（包括课堂）是帮助年轻人从图像和娱乐中解脱的最好方式。但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随着泛娱乐主义的不断蔓延，学校教育已经变得日益娱乐化。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课堂设计“舞台化”。一些教师轻教学内容重教学方式，在短短的一堂课内设计了太多的游戏、表演和互动等活动，整个课堂就好似由若干微型综艺节目组成的“大串烧”，形式虽然十分花哨，但效果却不尽人意。二是教学手段“图像化”。有些教师在教学中过度依赖图像、视频等多媒体技术手段，试图以娱乐化、技术化的形式来取代教材理论体系的阐述和知识点的讲解，掩饰其理论讲解和阐释的不彻底性与滞后性。三是思政教育“媚俗化”。如有些老师以调笑、戏说有关国家领导人、军事、外交等严肃性问题为趣，以曝光社会丑恶面、挖掘八卦人生为荣，话语表达表现出感想性、随意性、情绪化等特征。教育的娱乐化一方面会影响学生认识能力的提高，因为当一个学生长期浸淫于泛娱乐化之中，满目只有具体的图像而没有抽象的概念时，就会沦为感性的奴隶，理性思维能力将难以提高；另一方面会影响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因为当一个学生从学校、课堂得到的都是负面信息时，就难以树立“四个自信”，就无法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泛娱乐主义隐性的意识形态影响

泛娱乐主义除了可以产生显性的、直接的社会危害之外，还会从深层次影响主流意识和人的价值观。

1.泛娱乐主义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

泛娱乐主义会促进文化和价值的多元化，使大众的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更难形成。更为关键的是，泛娱乐主义不管以什么方式处理主流意识形态，都会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削弱。

通常情况下，泛娱乐主义会“拒绝崇高”，对主流意识形态避而远之。上个世纪90年代初，“拒绝崇高”、投身娱乐成为一种流行的政治态度和文化态度。在一些人看来，政治既是一件严肃的事，又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因而不如远离政治，更多去关注所谓人性、爱情、金钱等。因为这些东西不同于政治，它们都是可以用来娱乐的，而且你想怎么娱乐就怎么娱乐。如果娱乐得好，既能让大众高兴，又能给自己换来真金白银，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政治冷漠，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泛娱乐主义也会“伪崇高”，即表面上歌颂崇高，实则消解崇高的现象。比如，近几年来播放的一些“抗日神剧”，表面上都非常符合主旋律，但实际上只是迎合主流意识形态，以争取更多的播出机会，赢得更大的市场。这种电视剧，类型虽是抗战剧，但其本质却是娱乐片，因为“抗日”只是故事背景，其内容则是武打、枪战、爱情、时尚、性感等各种娱乐元素的大杂烩。

在有些情况下，泛娱乐主义又会直接“亵渎崇高”。古人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些人为了达到反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就以“反思历史”“重新评价历史”为名，肆意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史、国史、军史。这就是我们所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思潮通常会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但这种“学术研究”很容易被识别，且受众比较有限，因而有人还会通过泛娱乐化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如编造笑话恶搞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人物，等等。这些“娱乐版”的历史虚无主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伤害，绝不亚于“学术版”的历史虚无主义。

2.泛娱乐主义很容易演变为民粹主义(www.xing528.com)

民粹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从历史经验上看，民粹主义首先是一种仇恨情结，他们厌恶贵族、权势者、有产者和知识分子等精英，而同情平民、无产者，即无产业、无知识的大众。”因此，泛娱乐主义与政治民粹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千万不能将它们画等号。

然而，泛娱乐主义与文化民粹主义关系十分紧密，因而不可能完全与政治无涉。所谓文化民粹主义，就是“由一些通俗文化专业学人所作的知识分子式的界定，认为普通百姓的符号式经验与活动比大写的‘文化’，更富有政治内涵，更费思量”。文化民粹主义对“普通百姓的符号式经验与活动”更为尊崇，说白了，就是对大众文化特别尊崇。大众文化不同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从主体上讲，大众文化是一种市民文化，必须以市民的文化趣味为中心；从机制上讲，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性文化，它必须抓住大众心理，努力刺激大众的欲望；从内容上讲，大众文化是一种通俗文化，它必须把文化拉平到大众水平，提供一些平面无深度、轻松没难度、娱乐无限度的产品或服务；从功能上讲，它是一种迎合受众的文化，其主要功能是娱乐、游戏和经济，而不是认知、教育和政治。概言之，大众文化本质上就是娱乐文化，因此文化民粹主义与泛娱乐主义必然是相通的。

泛娱乐主义与文化民粹主义对大众的尊崇，从表面上来看非常民主，其实不然。比如说选秀，有的选手得票很多，但可能是花钱买的；一些电影的票房很高，但可能是刷出来的；网络对某人某事的评价一边倒，但可能是出现了“沉默的螺旋”。因此，泛娱乐主义或文化民粹主义的所谓“民主”，在有些情况下只是一种“资本的民主”或“多数人的文化暴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泛娱乐主义虽然不是政治民粹主义，但是泛娱乐主义可以成为传播民粹主义思潮，煽动民众仇富、仇官、仇视精英的工具。还有，文化民粹主义者可能不仅仅满足于文化参与，在一定条件下，其利益诉求还会扩展到经济、政治等领域。这也就是说，文化民粹主义有可能会发展为政治民粹主义。

3.泛娱乐主义很容易发展为享乐主义

泛娱乐主义不等于享乐主义，但两者又是相互联系、彼此贯通的。娱乐有审美娱乐和非审美娱乐之分。审美娱乐一般都具有抽象性，因而需要深度思考、消耗脑力，有时甚至还需要“以苦作舟”。而非审美娱乐基本上都是形象性的，只须跟着感觉走就行了。有些娱乐产品，如商品广告、简单游戏，几岁的幼儿就能看懂、就能操作，根本不需要任何知识储备，也不需要消耗任何脑力，因而也就无苦可言。就物质享乐而言，现实生活中主要有两种典型：一种是好逸恶劳，这种人不愿努力而只图享乐，比如一些惯偷、诈骗犯以及啃老族等；还有一种是及时行乐，这种人并不是不劳而获，而是为乐而劳，劳动仅仅是手段，享乐才是目的，所以喜欢“今朝有酒今朝醉”。由此可见，泛娱乐主义与享乐主义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趋乐避苦，不愿意付出太多努力。

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是一个政治学和传播学理论。理论基本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就会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

一部分人已经被彻底洗脑并被品牌和消费主义所接管

正因为如此，泛娱乐主义已经成为享乐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可以充当现代人辛苦工作的“报偿物”和自我完善的“填充物”。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这就是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实质。”这一批评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的，但对我们同样有一定启发意义。特别是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刻转型期，人们的社会压力普遍增大，因此，不少人付出辛勤劳动之后，需要的不是“延期报偿”，而是“即时报偿”。这种即时报偿，过去主要通过物质享受来体现，但当人们的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之后，就希望能够得到一种文化补偿。而今天的文化补偿又不同于过去的精神需求，它已经“不再与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关，它关心的是如何花钱，如何享乐”。因此，现代社会的泛娱乐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享乐主义”，而享乐主义已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泛娱乐主义。

此外，现代娱乐文化中含有大量诱导人们享乐的东西，最典型的是广告和电影。广告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出售产品，因此要极力推崇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甚至公开宣扬：“今天，人的幸福就是‘寻求快活’，而寻求快活就是通过消费得到满足。”电影关于享乐主义的主张一般不会像广告那么直截了当，但是导演、制片人或投资人十分清楚地知道它的观众是谁，以及他们最需要什么，因此专门有一类电影——励志片，电影的背景和道具一般都是豪华办公室、五星级宾馆、高尔夫球场、宠物、名车、别墅等，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刺激观众追求享乐的欲望，以增加电影的票房。

4.泛娱乐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所指的消费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费。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曾深刻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大转型，即从物质消费向符号消费、象征消费，也就是向文化消费的转型。因此，消费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泛娱乐主义，或者说，泛娱乐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消费主义。

首先，在消费社会中，消费的地位超出了生产的地位，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了消费品，“无物不可以消费”，而且越来越多的消费与娱乐都是分不开的。“当代消费文化正在从大众消费向充满审美和文化意义要求的消费过渡。……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与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现代社会几乎已经到了“无娱乐不消费”的地步了。

其次，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如果将物质消费与娱乐消费相比，后者比前者更能刺激人的欲望。因为在物质消费上，即使是一个十足的消费主义者，也必须考虑商品的实际功效。而娱乐文化本身不是必需品，它直接就是一种“欲求”。消费主义要鼓动人们进行更多的物质消费，特别是奢侈品的消费，需要借助于娱乐文化，比如各种广告、影视等，来刺激人们的“欲望”。而作为一种非必需品的文化，想要把自己顺利地推销出去，更需要制造“欲望”来满足大众的愉悦、认同、尊重等需求。

最后，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主要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人们之所以选择这些商品，是因为它们有相应的等级”。物质消费固然可以“炫耀”自己，娱乐消费同样可以体现身份。总之，越是稀缺的、昂贵的娱乐，越能体现一个人的身份等级。

泛娱乐主义，或者说是文化消费主义，它的危害在某种程度上比一般消费主义还要大，因为文化的作用本来是要“以文化人”，即使是娱乐文化，也应当“寓教于乐”。而当下，文化在泛娱乐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操控下，或者只剩下了空洞的形式，或者装满了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受这种文化消费主义的影响，不少人都成了“欲望的囚徒”和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