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历史-斯韦雷·西格德松：1182-1202

除了他本人的说辞，斯韦雷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自己出身王室，他登上了挪威王位，这就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诸多野心勃勃、擅长撒谎和挥舞刀枪的投机者就好似看到了前景，他们举起武器，剑指王座。许多人对斯韦雷的出身确实心存疑惑，这本身足以令士气低落。向“金发王”哈拉尔德之后裔效忠的思想如带如束，令人民世代团结，但如今猜疑的情绪破坏了这一纽带，使肆无忌惮的王位觊觎者们能轻易地以战利品为饵，诱使人们叛乱。正因如此，在斯韦雷及紧随其后的继位者们在位期间，我们看到成群的王位觊觎者和叛党在国家四处蜂起，势力也多多少少有所壮大，但最终逃不过被当权者消灭的命运。

斯韦雷可能也明白这种状况多少是拜自己所赐。他频频出手，急于令挪威脱离厄尔林·斯加科之子的非法统治，生怕其他人也想到了这一层。虽然他是“大嘴王”西格德的儿子（这一点确实极有可能并非捏造），但他一定也看到，马格努斯的温和统治并没有令人民遭罪，撼动王国之根本的反而是他本人觊觎王位而直接或间接引发的那些战争。因此斯韦雷作为王权的救主，其真心并不纯粹，他对自己的地位缺乏安全感，这或许来自他内心的犹疑。在我们的期望中，一个像他那样的天才和强者应该是体面的、尊贵的，而他有时候表现得配不上我们的期待，这也都是因为安全感的缺失。也因此，在1181年，当一个出身不明的年轻人埃里克被允许以神裁法试炼证明其是“大嘴王”西格德的儿子时，斯韦雷坚持要他在誓词中插入“以及斯韦雷的弟弟”这样的语句，想以一种不足挂齿的方式隐秘地证明自己的王室出身。但埃里克拒绝为这个双重身份做担保，不过，他还是成功地证明了他本身的说辞。从那时开始，他就被称为埃里克·金森（意思是国王之子），但他承诺永不以王冠为志。斯韦雷先是把自己的王室近卫队交给他号令，后来又让他做了维肯伯爵。

在成为国家的唯一统治者之后，斯韦雷奋力做的第一件事是稳固自己的王位基础。他完全不考虑与至今影响力最大的贵族阶层结盟。因为，首先，这些权贵是马格努斯的支持者；其次，与他们联盟必然会令曾帮助斯韦雷打下这片江山的桦皮腿团反感。于是，斯韦雷决定从桦皮腿团的同一阶层中寻求自己王位的支撑，也就是佃户、小农，以及总的来说较底层的人群。在此之前，这些人受酋长们支配，酋长们可以凭心情决定要不要伤害或虐待他们，他们处于依附地位，又赤贫。他们实际上游离在法律的保护之外，因为即便遭到高位者的不公平对待，也缺乏起诉至庭会，要求审判的途径和影响力。为了改善这些底层民众的处境以博得好感，斯韦雷指派了新一级的官员，即所谓的执法官，他们的职责是替被压迫的人们谋求公正，且不用破费，无有拖延。作为首批任命的执法官之一，特伦德拉格郡的贡纳·格伦巴克说：“斯韦雷给我这个职务时，嘱我为佃农们伸张正义，而不是为酋长们。”所以这些执法官也就是有国王权威支持的法官，他们为小人物的利益代言—无论是在小人物之间的争吵中，还是对上了大人物时。站在斯韦雷的角度，这种做法显然非常之精明。

还有另外一级的官员，虽然最初不是由斯韦雷任命，但是他令他们的责任和职能更加明确，这些人即地方总督^[1]。他们和朝臣不同，朝臣是有封地、有独立权力的王室诸侯或封臣，而他们则是国王的仆吏，是国王权力的代言人^[2]。他们在各自的地区征收王室的税收，守护王权利益。因此他们等于夺取了原本属于封臣们的主要职权，分走了他们很大一部分收入。作为旨在弱化贵族影响力的一大措施，委任这些地方总督是最有效的。斯韦雷无意将自己的权力分与那些傲慢自大的权贵，他们中有许多早就毫无顾忌地贱卖州省，与外族王侯结盟来与本国国王作对。他希望王权能强大到可以管缚这些任性难驭的因素，合小人物之助力，防止大人物爬到自己头上去。斯韦雷以极大的精明与政治家的洞察力开启了这一事业，并贯穿他在位时期，耗费了他大量时间和精力。

眼见国王打算剥夺自己自古便享有的特权，封臣一党的残余势力开始寻求一名新的王位觊觎者，用以对付斯韦雷。这个人很快出现了，是一个名叫乔恩的修道士，自称是“钩背王”英奇的儿子。虽然他的故事一听就是假的，不过在他身边还是聚起了一个相当大的团伙，得名“僧袍团”（Kuvlungs）。并非所有过去马格努斯的追随者都加入了此列，但不管怎样也是来了足够多的人，令这个团伙变得强大难缠。他们开始了惯常的沿海劫掠，袭击攻击卑尔根和尼德罗斯，小打小闹又突然撤退，偶有得胜，还发动了大量破坏性的游击战。有人怀疑隐藏在僧袍团一系列行动背后的势力是憎恨斯韦雷的埃斯泰因大主教，他显然暗中支持该团。但这位大主教在1188年去世，据斯韦雷称，他在临终之时与他达成了和解。不久之后，该叛党在卑尔根被摧毁（1188年），首领被杀。

如果说斯韦雷当初的理想是轻松惬意地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那么这时他应该已经醒悟了。他自己吹了一阵风，如今风却生成了巨浪。刚解决完僧袍团，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团伙。西蒙·卡勒松酋长组建了“狼皮帮”（Varbelgs），找来一个名叫维卡尔的孩子做傀儡。这个男孩才不过几岁，出生于丹麦，对外宣称是马格努斯·厄林松国王的儿子。但这个谎言编得有点太厚颜无耻了，没人相信，狼皮帮的结局也颇不光彩，最后小维卡尔和西蒙·卡勒松在腾斯贝格（1190年）附近的布里斯坦双双被杀。到了这个时期，叛乱盛行，任何一个表面上讲得通的冒牌货，只要冒了这个险，都有可能获得相当数量的追随者。许多不能或者不愿忍受新秩序的人宁可孤注一掷赌上一把，也不想卑恭地顺从斯韦雷的赦免条件。于是，由谁来带头叛乱变得并不重要，反叛精神一旦传开便一定会开花结果，而且从来都不缺首领。继狼皮帮之后出现的是“岛帮”（Oyeskeggs），因为该团伙的人员多从奥克尼群岛招募，也就是他们的支持者哈拉尔德伯爵之所在。这帮人的头领包括马格努斯国王的妹夫霍尔科尔·乔恩松、厄尔林·斯加科的私生子西格德·雅尔松^[3]，以及奥克尼群岛上哈拉尔德伯爵的妹夫奥拉夫。这几人在名义上都归顺斯韦雷并从他手里得到许多好处。即便他们已经在密谋反叛，奥拉夫还在国王面前扮演朋友，与他同坐一桌。但斯韦雷并没有被这个两面派蒙蔽。有一天，两人正在谈话，国王说：“奥拉夫，你本该忠诚于我的。”

“吾王，您为何这么说呢？”奥拉夫问道。

国王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拿起小刀在空中戳刺，说道：“如今，我们敌人的追随者们正蜂拥而至。”

听到此话，这个叛徒顿感惊恐，飞快地离开了大厅。他在外面碰见了养子西格德。西格德据说是马格努斯国王的儿子，后来被“岛帮”的人推上了王位觊觎者的位置。

“我的养子啊，刚才我们真是死里逃生。”他说着，牵了那男孩的手匆匆离去。他立即起帆去了设得兰群岛，在那里，他可以不受干扰地酝酿大计。1193年夏天，他和霍尔科尔及西格德·雅尔松带着一大帮叛党出现在维肯。维肯的人没有抵抗，一个郡接一个郡地顺从了他们。维肯那时可能没有王室部队，而那里的居民们早前曾是马格努斯国王的党羽，如今尚未对斯韦雷产生多少忠心。当粮草渐少，叛党首领们就登船出航，开始掠夺贝茨（海峡）里的船只。他们以这种方式获取了大量物品钱财，于是“金腿帮”（Gullbeiner）之名便传开了。1193年秋，他们信心满满地出发北上。听说斯韦雷身边人手不多，他们希望能很快了结他。他们在卑尔根附近的弗罗瓦格遇到了仅带着200人迎战的斯韦雷，而“岛帮”一方则多达2 000人。当双方舰队靠近时，天色已晚，不宜开战，斯韦雷便带着一些追随者去了城市，以求获得增援。在回来的路上，他突然想去探一探敌情。在夜色的掩护下，他偷偷划一只小船靠近了几位头领正在开作战会议的船，心情愉快地偷听霍尔科尔·乔恩松阐释战斗的全盘计划。根据这些情报，他后来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精打细算的调度使得对方大为受挫。不过这场战争还是相当血腥，双方争斗异常激烈。情势一度不利于桦皮腿团，但城里又来了90名装备精良的人员增援，令胜利最终偏向斯韦雷。“岛帮”推选的国王跳下船，但却在朝岸边游去的过程中被一支长矛射穿。除西格德·雅尔松以外，全部叛党头子以及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死了（1194年）。

斯韦雷一边日以继夜平息叛乱，一边还有另外一件麻烦事更需要他保持警惕，付出精力。教会是不愿支持一个背弃了它的人的，即便这个人是君王，此前斯韦雷被许可进入最低阶的神职人员之列，但这远没能让神父们接受他的权威，反倒令他们产生敌意。尽管如此，只要肯做出适当的让步，他无疑还是有机会收买到他们的友谊。如果他肯承认埃斯泰因大主教和厄尔林·斯加科之间的那个协议，在圣奥拉夫给予的封地上（而这其实只是教士统治的另一个说法而已）好好做他的国王，并且授权主教们能从其后的王位继承者们那里讨到类似的条件，那么他之前曾获得的执事职位将完全不会成为教会支持他的障碍。然而斯韦雷太了解教士那一套了，因此不愿冒险做出这种让步。他的政策是让君主政治强大到足以压制贵族阶级，还人民以和平安宁。教会从一开始就站在他的对立面，或明或暗地帮助了每一个致力于推翻斯韦雷统治的叛党。这就难怪抛除一切其他考量，斯韦雷也是对教会毫无好感。

埃斯泰因大主教试图与国王谈和而不成，在他死后，斯塔万格的埃里克主教被选为他的继任者。据说埃斯泰因在临终之际才得到斯韦雷勉强同意这个选择。不管怎样，埃里克当选了，他位子都还没坐热就表现出了对国王的态度。他指定尼古拉斯·阿内松作为他在斯塔万格的主教之位的继任者，尼古拉斯是“钩背王”英奇国王同母异父的弟弟，是斯韦雷最大的死敌之一。斯韦雷自然反对，首先，因为尼古拉斯从未领受过圣职；其次，他的选举过程是不合法的，因为国王当时并不在场。但他最终还是不再反对，因为他的王后玛格丽特（瑞典国王克努特·埃里克松的一个妹妹）介入，为尼古拉斯说话。尼古拉斯可谓是一个钩心斗角的行家，他以谦逊与阿谀获取了王后的好感，即便斯韦雷一直精于识人，对他的猜疑心也有所动摇。但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他很快看清了他。尼古拉斯一参加完授职仪式，就再次加入与国王作对的行列，与大主教联合起来。而大主教就其职务的所谓特权问题一直孜孜不倦地与斯韦雷争论。首先，他要求交予特伦德拉格教会的地租、罚金和补赎礼要用实际重量的纯银来缴纳，而不是王国的铸币，因其真实价值只得面值的一半。其次，他希望保留他本人及其主教同事对一切神职的任命权。然后，他还要求享有一个特权，即拥有自己的宗教法庭，把听命于自己的士兵队伍扩充到90—100人，尽管法律规定只许30人。为解决这些问题，斯韦雷将这位大主教召到弗罗斯塔“庭”会，先是宣读法律给他听，随后否决了他的要求。这位傲慢的高位神职者满腔怒火，离开了这个国家，到丹麦向阿布萨隆大主教寻求庇护，阿布萨隆诚挚地接待了他。他给罗马教皇写了一封信，痛陈国王是如何篡夺和侵害了教会的权利。教皇回复宣布将斯韦雷驱逐出教，解除国民对他效忠的誓约。然而在教皇诏书抵达挪威之前，斯韦雷已诱使留在国内的主教们在卑尔根为他加冕为王（1194年6月29日）。连近期被从斯塔万格调去奥斯陆的尼古拉斯主教也参加了这个仪式—尽管他很可能并非出于自愿。斯韦雷最初仅仅将罗马教皇的诏书当成红衣主教埃里克和阿布萨隆的诈术来处理，但我们能从他的举动看出他内心并不这么认为，他派大使到罗马去反诉埃里克大主教，从自己的角度将此次争端的缘由做了解释。据我们所知，这些大使们一无所成，并且在回程时暴毙于丹麦（1197年），大约是被毒死的。不久，斯韦雷将一份伪造的罗马教皇诏书公之于众，其中撤销了对自己的驱逐令。其实伪造这份诏书的极有可能就是斯韦雷本人。对他而言这只是一个动不动手的问题，他与教会打过太多交道，太懂得如何问心无愧地干这种事。而且也很难想象还有谁会帮他搞这个骗局。

他的敌人眼见仅凭精神上的武器无法将他摧毁，便再次拾起了剑戟，而这次，他们抓住了一个绝妙的机会。拜占庭皇帝亚历克修斯派了一个名叫里德的挪威人作使者（Sendemand），到挪威去为他招募200名雇佣兵。斯韦雷虽然认为挪威没有军力上的余裕，却也受劝准许皇帝特使如愿行事。里德片刻不拖延地着手此事，招集了一支相当数量的队伍，但与此同时，尼古拉斯主教与他套近乎，诱使他加入了一个联盟，旨在推翻斯韦雷的统治。除了尼古拉斯本人，联盟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厄尔林·斯加科之子，“岛帮”前首领西格德·雅尔松。一名对外宣称是马格努斯·厄林松国王之子的男孩儿英奇，成为他们推举的王位候选人。这帮人先被称作“杖帮”^[4]或主教之兵，后来便得名“贼子帮”（Bagler）。拜里德的雇佣兵加盟所赐，他们比之前所有反对斯韦雷的叛党都要难缠可畏。在他们与国王的第一次交战中，他们就拥有不少于125艘船和5 000号人。这次发生在维肯（1196年）萨尔托海峡的交锋并不算关键，但“贼子帮”似乎略占了上风。不管怎样，斯韦雷不敢再留在维肯，他转舵北上，去了尼德罗斯，让叛党掌控了南边的所有省份。这帮人得到当地人的承认，毫不费劲就让王位觊觎者英奇在波格尔“庭”宣布成为国王。与此同时，斯韦雷在北方诸省召集部队，于1197年夏攻打叛党于奥斯陆，将其击垮。在这一战中，他的审慎远见与战略才能，使他得以获得辉煌胜利，而尼古拉斯的表现说明他就是一个只擅自夸的懦夫，毫无将才之能。尼古拉斯对士兵说“桦皮腿儿”们的剑刺不过来的，因为他们身上还背着教会的禁令，但当这个谎言被事实戳破，这位主教却率先溜之大吉。

“拍马向前进啊，大人，”一名“贼子”向他喊道，“我们的士兵非常需要您的帮助和劝勉，因为我觉得桦皮腿儿们的剑其实刺得可狠了。”

“不不，让我们赶紧调转马头离开吧，”尼古拉斯回答，“因为魔鬼出笼啦。”

这场战役之后，这位高级神职者派了一名神父去斯韦雷那儿求和，但斯韦雷太了解这个死敌反复无常的性格，他拒绝谈判，除非其亲自现身。他保证会让他一路平安，断言就算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考虑也是不会杀他的。对此提议，尼古拉斯并未回应，他没有去国王那里，而是带着人马经由陆路去了尼德罗斯，袭击城市，烧了斯韦雷泊在峡湾里的舰队，围攻堡垒，并最终依靠指挥官索尔斯坦·库加尔的通敌变节将之攻了下来。这次行动给了国王沉重的打击，让他在接下来的斗争当中处于相当不利的位置。以手头留有的小船在海上对阵叛党非常冒险，这一点在第二年（1198年）特隆赫姆峡湾河口附近的托尔斯贝格一役中表现得很明显。尽管“桦皮腿儿”们极其英勇，却还是被打败了，国王的许多最忠诚的朋友和追随者战死。斯韦雷迅速赶往卑尔根，此时，“贼子帮”首领西格德·雅尔松正在那里恃火与剑肆意妄为。他烧掉了在港口发现的斯韦雷的船只，以及桦皮腿团员们在城里的房子，然后又围困了玛格丽特王后及其全家所在的堡垒。由于这个堡垒是木头搭建成的，他起先打算火攻，开始堆叠木头，企图在靠近城壁的地方燃起巨大的篝火。堡垒的指挥官西格德·伯尔加克雷成功地提前将木堆点燃，避免它造成真正的损害。贼子帮众又开始重新堆木头，但困守堡垒的人们把燃烧的焦油桶扔向他们，再次将他们击退。多次尝试未果之后，西格德·雅尔松放弃了火烧堡垒的计划。

托嘉顿岛，拥有一个天然隧道的著名岛屿，位于诺尔兰郡

然而给西格德·伯尔加克雷添乱的可不仅仅是敌人。王后一见到火，便疯了似的坚决主张投降，她身边的女人们也都将英勇的指挥官团团围住，哭着求他不要让她们被活活烧死。斯韦雷有一个朋友名叫奥拉保罗，深受信任，王后就被特别托付给他。他担心这些女人的哀号会影响驻守士兵的士气，又想将指挥官从她们的包围中救出来，便劝说她们进入大门之上曾被用作牢房的那个房间，等待与“贼子帮”谈判。这些女人欣然同意，随后奥拉保罗就把她们锁了起来，让她们在里面想怎么哭就怎么哭。当火攻的危险过去，奥拉保罗找到王后，问她如果他能诱使“贼子帮”离开，会得到什么奖赏。王后表示愿意给他一大笔钱，奥拉保罗便向王后借了她的印章。他着手以王后的名义写了封信，致城中的两位神父，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拖住敌人，因为国王正带着一支大军前来，将在次日赶到，届时必能了结这些敌人。他派了一个小男孩去送信，故意让他被“贼子帮”抓住搜身，男孩儿只得上交了信件。西格德·雅尔松不知有诈，以最快的速度撤离了，走之前还不忘惩罚了那两个明明声称是自己的朋友，却暗中与王后互通有无的神父。这件事成了令“桦皮腿儿”们非常愉快的笑料，因为这两个神父和他们的大多数同僚一样，都是国王的敌人。戏剧化的是，斯韦雷真的在信中所说的那一天赶来了，甚至出乎自己人的预料。但不管怎样，西格德·雅尔松溜走了却是一件幸事，因为“贼子帮”的主力部队正向南追击斯韦雷，如果这两支兵力在卑尔根会师，斯韦雷将难以应付。

1198年的夏天后来被人们称为卑尔根之夏，因为敌对双方的军队在卑尔根的城里城外打了一整个夏天，既有无休无止的小规模战争，还有几场硬仗。发生在乔恩沃兹的一战结果偏向了“桦皮腿团”一方，却也并没有打到令“贼子帮”毫无招架之力。

到这个夏天结束时，双方都没有占到什么大便宜。尼古拉斯主教认为，只要对方还有这座城市做后盾，想要打垮桦皮腿团就是无望的，于是决定要先毁掉他们这个庇护之所。他放火烧掉了大半的城市。桦皮腿团只能勉力护住了堡垒区域，对于帮助市民们救火却无能为力。不过，“贼子帮”在这次毫无道理的破坏行动中是得是失却很难说，因为卑尔根的市民中很大一部分人原本是倾向于支持他们的，而现在却都成了他们的敌人。斯韦雷确实被迫放弃了据点，但也在堡垒中留下了一支驻守部队。他的离开并没有给贼子帮带来什么益处，因为周边地区已经没有粮草储备，极度的物资缺乏使他们不得不转移。尼古拉斯主教随后乘船北上诺尔默勒和哈罗加兰郡，在那里他没有遇到反抗，从桦皮腿团中退出的士兵加入了他的军队，数量过多，反而成了难题。奇怪的是，就在此时，就在国王最倒霉的时候，曾在尼德罗斯堡垒倒戈投降的叛徒索尔斯坦·库加尔竟又归顺了他。他跪在斯韦雷脚边，抱住他的膝盖哭道：“离您如此靠近，还能触摸到您，我的国王啊，我是多么开心。亲爱的国王，接受我吧，我再也不会弃您而去。”

虽然他以前的战友全都要求将其处死，但斯韦雷完全原谅了他。国王目前的境况十分危险，索尔斯坦能在这时回归，本身就足以显示其悔悟的诚意。如今除特伦德拉格之外，全国已落入叛党手中。王室舰队被烧，连许多桦皮腿团的老兵都已不辞而别。其后，作为最后一击，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传来诏书，对全国下了禁令，宣布禁止在王国内所有仍忠诚于斯韦雷的地区举行公开的礼拜仪式和施行圣礼。如果这位教皇只是将神怒之火砸到国王身上就能满足，那他本来也许已轻松达到目的。但由于他发现前任者的诏书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效用，所以他这次下诏的目的是想触动大众，而他的说辞却证明他已被斯韦雷的敌人们彻底蒙蔽了。在诏书中，他对国王的描述失实，在熟悉国王的人看来简直荒谬，他把众所周知国王并未犯下的罪行强加其身。这么一来，他揭露的并不是斯韦雷的邪恶，而是他自己多易犯错以及多么心存偏袒。与其温顺地屈从于不公正的判决，国王觉得完全可以站出来为自己辩护。他写了—或者是他口述命人记下—一本论战小册子，在其中回顾了自己与教会的关系，巧妙地为自己进行辩护。他不留情面地批评了神父们的行为，描述了他们作为贼子帮的支持者，立场如何前后不一，揭露了他们各种动作之后的真正动机。字里行间，无一处不体现出作者的机敏、才干与学识；清晰的表述加上朴实易懂的论据，似又展现和呼应了斯韦雷广为人知的品格个性。很可能正是因为这本册子，令许多原来会因害怕而出逃的人们最终留了下来。然而，比起少数仍然忠诚的人，不忠的教士在接触大众方面拥有更有利的条件，他们煽动农民们对被革除教籍的国王产生一种毫无道理的、魔怔般的敌意，以使己方更具优势。同一时间，罗马教皇积极地挑动外国敌对势力来对付斯韦雷，他分别写信给瑞典和丹麦的国王，用最激昂急迫的笔调规劝他们积德，消灭渎神的恶魔斯韦雷，做一件值得上帝及其代理人即罗马教皇感激的事。幸运的是，这些规劝并没有起效，因为克努特国王忙于内政，自顾不暇，而瑞典的斯维克国王实际上更倾向于支持他这个邻居。(www.xing528.com)

正是这样的绝境，将斯韦雷真正的伟大之处展露无遗。他已习惯于以寡敌众，危机感只会助他全身心投入战斗。他以百折不挠的决心着手补救损失，重新武装起来准备迎敌。他的首要任务是重建舰队，以代替被贼子帮毁掉的那支，因为如果没有船，便只能任人宰割。特伦德人受其号召，全心全意地协助他，到1199年开春时，他已有了8艘大战舰整装待发。除了这些，全特伦德拉格的农民们还在帮他造更多的战舰。他在尼德罗斯城加强防御，新修了一座大碉堡，并配备许多投掷机，用于朝敌人扔石头。6月上旬，贼子帮的大型舰队现身峡湾，像往常一样发动了小规模战争。但他们所有夺城的努力都成了徒劳，在斯特林德索（1199年6月）一战中，早前令他们在桦皮腿团面前占尽优势的大舰队，落入了斯韦雷手中。这一仗，双方都战得执着，杀气腾腾，决不接受任何一方妥协投降。一直以来，国王都有坚毅的决心和胆量，他的温和与仁慈又令这种坚毅更加受人赞颂，但这一次，他清白的名誉却染上了污点。他屈服于手下兵士们的蛮缠强求，准许他们为了死去的族人而去向那些俘虏复仇。平心而论，唯一的这次残忍破例，源于他面对导致他一切苦难罪魁祸首时爆发的怒火和无法抑制的仇恨。

斯特林德索一战之后，贼子帮带着剩下的几艘船向南逃走，斯韦雷紧追其后，但没能追上。贼子帮像以前一样在丹麦找到庇护之所，继续密谋为祸。他们自认为在力量和资源方面胜过斯韦雷太多，获得整个王国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即使是在仍然由国王控制大局的尼德罗斯，叛党也在神父之中颇受同情。斯韦雷在斯特林德索打了胜仗之后，向南航行到了奥斯陆的冬季营地。贼子帮看准他不在尼德罗斯，趁机挑起战端，1 800名农民组成的城市守卫军抵御了这些非决定性的攻击。

与此同时，一场风暴降临斯韦雷头上，比他此前经受的任何一次都更具威胁。对国王不忠的神父们所做的布道开始显现效用，维肯和奥普兰的农民们发动起义，如洪流一般涌向奥斯陆，旨在消灭被革除教籍的国王。他们的部队从三个不同的方向行军而至，意欲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来一个大会合，然后以压倒性的人数击垮斯韦雷。此时，国王手下只有3 000人，而农民军的兵力总共有4万或5万人之众。想打赢相差如此悬殊的仗如同痴人说梦。尽管如此，斯韦雷还是决定，就算死也要死得够本。在这危急时刻，他的才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辉。他冷静自信地向战士们致辞，给每个指挥官分派任务，勉励桦皮腿儿们要英勇，要相信上帝。随后，他飞快做出的一系列调遣，成功阻止了敌军的会合，他命儿子西格德·拉瓦德和哈康留下来看住他的后方，自己与农民军的两大主力交战并将之击败。同一时间，第三支敌军共2 400人，对上了西格德和哈康手下仅有的480人兵力，倘若农民们有足够的才智，能将他们的优势贯彻到底，那么国王将很难脱身。但这些农民们却早早地开始在城里狂饮作乐，甚至没有烧掉已落入他们掌握的王室舰队，因为他们认为这已是囊中之物。然而，当城外冰面上进行的血腥战争收场，狂欢闹腾的农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斯韦雷出现在他们面前，却不是以败寇的身份，而是以胜利者之姿。随后，战争的喧嚣便再次响起—战斗，逃亡，追击。这些自耕农虽然都是些身体健壮的家伙，并且对战争也并不陌生，但他们缺乏纪律，最重要的是，他们缺少一个足以胜任的指挥官。在斯韦雷的穷追猛打之下，他们不得不丢刀弃盾，只求以最快的速度逃生。

精疲力尽的桦皮腿团员现在非常需要休整，国王下令吹响了有名的安德瓦克之号，将军队聚集在自己身边。食物与酒水从城里运来，饥肠辘辘的战士们正要补充些体力，就发觉几支农民军的逃亡人员联合了起来，他们去而复返，想要在战场上再试试运气。叛党们发现，只要他们计划得当，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打败桦皮腿团的。眼下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杀死斯韦雷，因为一旦斯韦雷死了，其部队的抵抗之力将瞬间瓦解。桦皮腿团员们虽然不乐意又要战斗，但还是英勇地响应了国王的号召。正当农民们在结冰的峡湾组织战线，他们便如暴风骤雨般一路猛攻而至。斯韦雷就像他所习惯的那样，骑马梭巡于战士们之间，时而在队伍前面，时而在后面，目光炯炯地发出每一道调遣指令。农民军一看到他便喊道：“刺死他，把他劈倒，杀了他，把他的马削了！”他们嘶哑的喊声回响在四面八方：“捅死他！杀了他！”但过于渴望杀掉斯韦雷，令他们忘了维持秩序。他们的作战队列变成了狂乱失控、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各处分散冲锋，斯韦雷很快便发现了他们的弱点。桦皮腿团员冲进敌人的队伍，以大屠杀打乱了他们的路线。有一个名叫阿勒·哈尔瓦德松的属臣，因为穿着相似，被叛军误以为是国王，他经过一番英勇抵抗终被杀害，而后便有人欣喜若狂地高喊“国王被杀死啦”。一时之间，桦皮腿团员们大为惊恐，停止了追击。但就在这时，斯韦雷却突然骑着马冲了出来，战士们欢欣地聚在他周围。新一轮攻击的号角吹响了，国王在队伍的最前面再次发起冲锋，粉碎了狼狈的农民军最后的抵抗。

这是斯韦雷所赢得的最大胜仗，也是整个挪威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战役之一。对于农民们来说，算总账的一刻来临了，国王的重罚令他们感受到他的怒火。温和与赦免会被他们误读为惧怕，而只有严刑苛法才能唤起他们的敬畏。许多农场被烧，那些参加过叛乱的人都被强征了大量罚金或粮草作为惩罚。然而，有一件事却足以说明斯韦雷无意此举。那时他快到一个农场了，一个男孩儿从灌木林中跑出来，可怜兮兮地求他不要烧掉自己的家。

“既然你都开口了，我一定会放过你家，”斯韦雷温和地答道，“如果那些农民当初就待在家里乞求和平，便也不会有谁的农场会被烧了。去告诉他们，剩下的就全都赦免了吧。”

他立刻传令下去，让手下停止进一步的破坏。

漫长、耗神的斗争磨炼了斯韦雷的坚韧意志和决心，令贼子帮大受打击，但却并没有令他们丧失勇气。比起国际争端，像这样的一场内战，尤其是阶级间的战争，常会激发更加强烈的仇恨和激愤，必会绵绵不休，直到其中一方完全臣服或覆灭。挪威权贵们构成了贼子帮的主心骨，他们憎恨斯韦雷，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他不但是一个暴发户和投机分子，还是旧日寡头统治的破坏者，而在寡头统治中获得最大一杯羹的正是那些权贵。一个如此强大且植根于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传统中的阶级，是不可能一举便被推翻的，也不可能仅因逆境和挫折就一落千丈。尼古拉斯主教成为这些人的领袖，不因他的宗教号召力，而是因为他是旧贵族里最知名的代表人物。至于教会之所以选择仰仗贼子帮，大半也不是由于主教本人同情他们，而是基于对斯韦雷—那位民主做派的国王，平等的提倡者和下等民众的捍卫者—的共同的敌视。这些挪威历史上伟大家族的后裔们自恃甚高，他们的身体里流着和英格兰的诺曼贵族相同的血，尽管他们不住城堡，不穿锦缎貂皮，但一样的精神气魄驱使着他们。他们已做好了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战的准备—不管这权益是真实的还是只存在于想象中—为此他们不惜与自己的国王和国家为敌。

1201年春天，斯韦雷从向来忠诚的北方征募新兵，随后再次向南驶去，只在卑尔根留下一支驻守部队，由他的朋友—达格芬·农和他绰号“教士”的妹夫艾纳共同指挥。斯韦雷得知贼子帮首领“使者”里德带着约莫240人占领了腾斯贝格的堡垒，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歼灭他最危险的一个敌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包围了那堡垒，然而那堡垒建在山上，能俯瞰城区，近乎坚不可摧。他试图以突袭迅速攻占目标的计划宣告破产，各种别出心裁的计策也没有成功。贼子帮的人被围困了20周之久，落魄到了一个相当的窘境，他们的圣诞晚餐只能把用海象和海豹皮做的绳索剁碎、煮熟了吃。再也无法忍受的贼子帮众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趁深夜弃守而逃，但他们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被捉住杀死，国王好心地收容了他们。桦皮腿团员们大声地抱怨国王太过宽容，不过在被国王严厉地斥责之后，他们还是得承认他是对的。最后投诚的是“使者”里德和一小队还留在他身边的人。斯韦雷不仅饶过他性命，还对他极尽关怀。他告诫贼子帮众不要在挨饿过久之后一下子吃太多，并且关照其中那些生了病的。有许多人无视他的建议，最后都死了，其他的人虽然健康状况很糟，却得以渡过了鬼门关。首领本人也受苦甚多，尽管斯韦雷已倾尽全部医术为他治疗。

与此同时，战争带来的无尽艰辛加上精力透支与过劳给国王的身体健康埋下了隐患，过了一段时间，他便被迫卧床了。1202年1月或2月，当他们乘船离开腾斯贝格，斯韦雷命人将他的床安在加高的甲板尾部，又把贼子帮首领的床安放在旁边。胜者与败者并排躺着，凝望冬日的天空，看冷风刮过的穹隆之下互相追逐的云。他们时常愉快地交谈，彼此都看到对方身上的卓越品质，颇为欣赏。里德曾是一名圣战者，他讲述了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和圣地的历险和见闻，国王听着那些娱人有趣的故事，时日就这样飞快地度过。待到舰队抵达卑尔根，国王便被转移到了王室官邸，他的床就安在大厅里。他感到死神的脚步已近，便叫来几位信任的朋友，当着他们的面，庄严声明自己只有哈康这一个儿子还活着，如果有其他任何人宣称是他的儿子，必定是叛乱之徒，是冒名顶替的骗子。他口述了一封给哈康的信，让人宣读并密封，随后委派侄子哈康·盖伦和彼得·斯泰普将信送至他手中。

“在临终的涂油礼之前，”他说，“我希望我能坐在我的御座高位之上，在那里听由天命。”

尽管已被开除教籍，但他还是接受了这项圣礼，他又继续说道：“我这君主身份带给我的磨难、忧虑与危险，胜过安逸和快乐，我想，驱使许多人与我为敌的只是嫉妒而已，愿上帝此时已原谅这条罪，在他们和我之间，以及对我的整个事业，做出裁决。”

斯韦雷国王逝于1202年3月9日。论才华，他是统治过挪威的国王中之最杰出者。在他并不宏伟的身躯里却住着一个聪颖、清明和坚毅的灵魂。他的理智与足智多谋令他多次于最绝望的境地脱身。坚定与温和在他的性格中达到了极好的统一。随机应变和坚定信念的精明政策，自始至终指引着他的行动，贯穿他整个统治期。他有让人们依附于他的才能，即便当他惩罚他们，管束他们无法无天的激情时，这点也不会动摇。他没有从前挪威国王们那般俊美和健壮迷人的外表，但却懂得如何让人敬他爱他。他的谈吐富有魅力，态度和蔼可亲，足以感染每一个与之接触的人。“在他的性格中尤其有意思的一点，”孟克说，“就是严肃与幽默的奇妙融合，这似乎是挪威人民族性格中的独特之处，而他把这一点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以至于大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精神的化身。”^[5]

他在许多方面都超前于时代。据说当时大有人把嗜好酗酒常醉这一民族恶习，当成是个令人亲切的小嗜好，认为嗜酒并不会让人变坏，但斯韦雷不这么想，他认真地力图加以控制，严厉地惩罚那些酒后寻衅滋事的人。他总是忙于战事，但一有机会便会鼓励发展贸易和一切工业生产。斯韦雷极为推崇学习，他本人就是一个很棒的拉丁文学者，且广读律法。在为儿子们创造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条件方面，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尽管长期与艰苦和危险相伴，斯韦雷还是活到了50岁—自“金发王”哈拉尔德过世以后，活到这个岁数的挪威国王也就仅此一位。

【注释】

[1]原词是syslu-madr，作者取了prefect一词作为英译，类似的职务如今在法国尚存。但他对这个词也并不十分满意，提到维格富松既把syslu-madr译作“地方首长、市镇执行官、国王的干事”（prefect，bailiff，king’s steward），又把gjaldkeri和ar-madr也译作干事（steward），后一种应该更准确。—译者注

[2]孟克：iii.，108。

[3]Jarlsson，意思是伯爵之子。

[4]Bagall，因主教常持类似牧羊人的曲柄杖象征教会权力，故有此称。—编者注

[5]见孟克（iii.，391）。